文/冯源
在当代的中国作家中，来四川观光旅游的并不在少数，但像石英先生这样把四川视为他的第二故乡，而且大力地描绘了四川的秀丽山川和风景名胜，深情地书写了他同四川文人的交往与友谊，深刻地描写了四川的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深沉地再现了四川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他们的英勇事迹，这样的事例是少之又少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石英先生的这部《石英蜀地缘》，可谓是开了集中描写四川、歌吟巴蜀的先河，其中的特殊意义和价值是不容质疑的。因为它不仅凸显了作家对巴山蜀水的深情厚谊，而且传递出对天府之国的审美之维。
作为开篇之作的散文佳篇《念蜀》，可以看作是石英先生在这部文集里所表达出的一种引领，或者说是一种提纲挈领的作用。在这篇散文里，作者不仅描写了自己第一次对蜀国的认知与感受，而且记述了作者与蜀人第一次相识并结缘的故事。这为作者后来长期在四川的旅游观光、人际交往和形象生动地描绘四川的山水与人文，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
那是在解放战争的初始阶段，尚为小学生的作者聆听李老师上课。李老师是北平某大学历史系四年级的学生，烽火连天阻断了李老师重返学校之路，不得已滞留本村当代课教师。
在这群小学生的心目中，李老师是最富于才情、最具有学问的人。他的讲课从不拘泥于课本，也没有什么讲稿，仅仅凭借他那口若悬河的口才，就能够惟妙惟肖、丝丝入扣地讲述精彩的中外历史故事。
他讲汉代末年的三国纷争，“使我们一会儿扼腕蹙眉，一会儿眉开眼笑，一会儿揪着颗心，一会儿又几乎为之欢呼。”其情其景，历历在目。从李老师的讲述里，作者明显地感觉到其情感投向是站在刘备和诸葛亮一边的，大有“尊蜀贬魏”这种思想观点、主观情感的流露。这在无形之中影响了作者的情感判断和心理认知，由是开始，作者对远距家乡的西蜀产生了由衷的好感，也构成了作者对蜀地一直以来的魂牵梦绕。这便是作者对蜀地的第一次相识和感知。
第一次与蜀人的相识并结缘，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
作者被下放到市郊一个大工厂里劳动。有一天，作者正从油车车间干完活回来吃饭，途中偶遇一位个子不高但匀称灵巧的女子从大门外走来，她用一种带有外地口音却很动听的普通话问作者：“厂设备科往哪儿走？”因为厂子很大，作者便告诉她，顺着这条大路走到金工车间，再向右拐一百米就是设备科。
转天是周末，因为作者已有三个星期没回北京的家了，下班后便心急火燎地乘公共汽车赶往火车站。到了车站买票时，才发现衣兜里的钱还差九角。正在作者感到十分尴尬时，身后一个和悦清脆的女声响起，并递给作者一元钱。作者回头定睛一看，才发现是那位只有一面之缘的女子。
在一同前往北京的路上，这位女子自我介绍说她是四川宜宾人，毕业于上海一所工科大学，现在在重庆工作，这次出差来天津，是为了替厂里购买设备。这位女同志的热情、机灵、干练和富有情趣、真诚待人，给作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乃至于若干年后，作者都一直把对这位女同志的印象视为是对四川女性的总体印象。这便是作者第一次与蜀人的相识并结缘。
在这篇散文的后半部分，作者又两度叙写了他与四川人的交往和所拥有的好感。一次是在1985年由《散文》月刊和四川省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乐山笔会上，另一次则是从九寨沟旅行后返回的路上。前者叙写了作者在与四川文友的共事中，四川人的挚切与厚重、热情奔放与注重实效，使两天的笔会收获颇丰；后者则叙写了四个四川人在大雨滂沱中，为了能够使汽车走出泥潭而齐心协力、同舟共济的往事。这些都给作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和记忆。
散文《竹海的雨》，则可以看作是作者对四川的自然山川和秀丽景色的一次成功描写。在这篇散文里，作者一起笔便抒发了自己独特的内心感受：“这雨不下则已，一下就从凌霄的竹梢上斜梢而下，滤过重重竹叶，荡洗掉了叶上的些许微尘，并将那脱俗的清奇竹香带了下来，落在我的唇际，不仅无半点厌恶，反觉别有一种甘爽。我不再后悔未带雨具，一心享受竹雨破例的赐予。”
接着是作者对整个竹海所进行的深层次审美描述。在这样的描述中，既有对墨竹、人面竹、罗汉竹、凤尾竹、观音竹、鸡爪竹这样的珍稀竹种的重点描写，有对竹海的总体构成、方圆逾一百平方公里和八大景区、一百多个景点的概括性描述，也有对竹制工艺品及其所带来的繁荣的商业经济现状的真实写照，还有对能够亲口品尝到以嫩竹笋、竹荪、竹茸调制而成的鲜美可口饭菜的由衷赞美。
作者的这种写法，既有力表现了竹海的自然景观和自然风情的突出特点，同时又兼及了对竹海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审美观照。
在《走笔七盘关》《松柏有情翠云廊》《七曲山不只为逛庙》《都江堰情思》《阆中三异》《再晤蓉城》《金顶雨境》《酒香溢在醇厚的文化氛围中》等散文篇什里，作者同样表现出了对天府之国的自然景观、秀美山川、名胜古迹的特别钟情，和对于巴山蜀水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时代文明的高度赞美，力显出了作者的别具只眼和对散文艺术卓有成效的把握。
生动再现英雄人物的光荣事迹，深情讴歌英雄人物的伟大壮举，这是这部散文随笔选集的另一个特点，其主要表现在《中江行，爱中江》和《定烈千秋忆笑容——怀念川籍老红军》这两篇散文里。
前者主要叙写了作者的中江之行及其热爱中江的理由。作者一踏入黄继光烈士纪念馆里面，便被悬挂在墙上的珍贵历史照片所吸引，也情不自禁地想起黄继光烈士参军后的点点滴滴，尤其是他在上甘岭战役中奋不顾身堵住敌军枪眼的英勇故事，深情讴歌了这位烈士的伟大壮举。这毋庸置疑地是作者热爱中江这座城市最大最好和最为充足的理由。
后者主要描绘了在1946年中原突围时，王定烈团长带着他的一团人马凭借无所畏惧、猛打猛冲的英勇气势，一举突破了敌军的围追堵截，为大部队摆脱敌军的围剿和成功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作者与王定烈将军在人民大会堂两次亲切会晤，热情赞扬了这位川籍老红军在解放战争中立下的卓越功勋和笃诚厚道、友好和蔼、平易近人的性格。
表达作者与四川当代文人的真诚交往和彼此之间结下的深厚友情，也是这部散文随笔集的一个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作者为四川当代作家的散文、诗歌作品集作序和撰写有关评论文章的字里行间中。
《媒体与文学：从伍松乔谈到“两栖互进”》一文，是作者对伍松乔的《媒体上文化庄稼》一书所作的评论。在这篇评论文章里，作者先是以平实素朴的笔调叙写了自己与四川当代散文作家伍松乔在早期的书信往来和在中后期的直接面晤，然后再逐一评说了伍松乔先生在媒体建设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彼此共进。
在作者看来，由伍松乔先生主持的川报副刊办得很有特色：“它既有大气的一面，又十分切合普通读者的口味；它既重视普遍公认的优范，又突出地呈现出四川的地方特色……它有‘综合性’的包容，却从未忽视应有的文化艺术品位。”这是作者对川报副刊的盛赞，又莫不是对整个四川纸质媒体的一种褒扬。最后揭示了伍松乔先生在文学创作与副刊事业间“两栖互进”的意义和价值。从中不难窥见，作者在蜀地观光旅游和会前会后，与四川文人的真诚交往和结下的深厚友情。
细致而深入地考量石英先生的这部散文随笔集，笔者发现它的里面其实隐含着一种召唤结构，并且给我们以深深的启示：那就是对四川的自然山川和人文景观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对四川人要有热忱和关爱之心，对四川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要充满由衷的敬佩和景仰，对巴蜀大地的社会发展、时代进步要有喜迎盛世的感动和奋发。
这既是作者在这部散文随笔集中给我们凸显出的意义昭示和思想启迪，又莫不是笔者对此书所表达出的审美四川之维的深层解读。它或许能够成为四川广大作家摹习的范本，或者是一种有力的精神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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