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徒骇河上游，冀鲁豫交界处，有一片神奇的土地。据说是大禹疏浚九河时撒下息壤长出的陆地。三千六百多年前，商初名相伊尹隐耕于此，开拓有莘之野，将此地变成一片沃土，桑麻葳蕤，畜旺粮丰，人们称这里为“伊园”或“莘田”。在伊园的一侧，有一个千余人的村庄，是我的故乡—张屯。
元末长年战乱，这里曾重回洪荒。明洪武年间，我的先人从山西洪同县大槐树下移民至此，重拾伊尹精神，躬耕于有莘之野。先人们被反剪双手，一步一回头地离别故土，踏入这片土地，抹一把泪，望望再也无法回去的故乡，搭起茅舍，挖出土井，砸烂野麻拧成井绳，燃起炊烟，开始了艰难而全新的生活。六百多年，生生不息。双手开出的土地，像土黄色的补丁，紧紧贴在鲁西平原上。双脚踩出的路，通往井台，通往大田。去往远方的脚步，被河流阻断，被荒芜截止。人像补丁上的针脚，牢牢缝在上面。土命人，苦命人，找不到出路。
从明清到民国，又到共和国成立，几乎无人挣脱这块补丁。叫“屯”的村庄，一般都与屯田有关，我的故乡张屯，是军屯、民屯，还是官屯，我无从考证。但人们一直被“屯”在这里，却是不争的事实。新中国建国后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将土地化零为整后，以生产队为基础，又将这块补丁切割为七块。我被切在东北地这一块上。从此，东北地就成了我生存、戏耍和摸爬滚打之地。
一块补丁，没有腿，走不动。没有翅膀，飞不起来。在我童年的字典里，国家，就是村周围两三千亩土地，其他生产队，是外省。村外小河以西的第七生产队和周围村庄，基本就是外国了。老家至今还流传一个笑话：“文革”期间生产队的驴丢了，饲养员找到三十华里外的阳谷县地面，看到墙上刷着“*万岁”的标语，大为感慨，逢人便讲：“*管得地方真大呵，阳谷也归他老人家管！”
我的童年，没有远方。
二
春雏夏羔。春暖花开之日，小鸡出壳了。老母鸡带领雏鸡咯咯叽叽地啄食春天。夏日，老山羊产下两只羊羔，草地上添了两片蹦跳的云朵。我很兴奋，也很纳闷，母鸡真伟大，一下就孵出那么多小鸡。山羊会分身术，一夜由一只分为三只。我是怎么来的？没人告诉我。壮着胆子，去问母亲。母亲将纳鞋底的针在头上篦了一下，笑着说：“拣的。”她说某个春日，父亲在东北地里锄草，听见草窝里有小孩儿的哭声，就将我装进背篓，背回家。我大惊失色，怪不得我整日食不裹腹，衣衫褴缕，原来不是父母亲生的！噢，我似乎明白了农村为什么管接生婆叫“拾娃娃的”，原来乡村的孩子，大多是拣来的。为此，我曾多次去东北地寻觅，希望能找到我的出生地。河弯向阳斜坡上，那片野草旺盛，我认定那里就是我的出生地。我呱呱坠地，就跌进了泥土，注定要与黄土为伍，与杂草共生。早晨，草尖上还挂着点点露珠，我猜测，那可能是我当时留下的泪滴。站在河岸上，我曾想去很远的地方，去寻找我的生身父母，问清他们，为什么一出生就将我丢在草窝里。可是小河阻断了去路，田间曲折的小路，通不到远方。
东北地，这神秘的地方，究竟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春夏季节，我会牵上山羊母子，去东北地。我相信，羊啃过的草地上，可能会显现我曾躺过的印痕，幸运的话，微风可能送来婴啼，让我拣到一个弟弟或妹妹。我的的确确爱上了这片土地，虽然它像上帝随意丢弃的废纸，但它有蝴蝶、蜜蜂、蝈蝈、蚱蜢、蛐蛐，它们是我童年的玩伴；它有健步如飞的野兔，行动迟缓的刺猬，来去匆匆地蜥蜴，忙忙碌碌的田鼠，它们是我要好的朋友；它有玉米、高梁、芝麻、大豆等，它们是我的亲人。从此，我爱上了梨行、草垛、场院。捉迷藏、粘知了、逮麻雀、挖蚯蚓。累了，就躺在草垛上看浮云，观星星，或许星星会告诉我去远方的路，浮云会带我去远方。
三
东北地里年年都长出郁郁葱葱的庄稼。大人们在田里劳作，我们在田间地头玩耍。玩累了枕着田埂，倒头即睡。奶奶告诉我：在田间睡觉，千万不要睡在墒沟里。那里是鬼神进出的门户和通道，挡住它们的出路，鬼神会掐青你的皮肉，勾去人的魂魄。有几次我故意睡在墒沟里，梦里没有遇上鬼神，醒来既没有丢掉魂魄，也没有鬼神附体。问奶奶，奶奶改口说：新社会，有了快枪（步枪），可能鬼神搬家了。
日月更替，叶绿叶黄。赤条条的少儿穿上了短裤长褂，该上学了。几间破旧民房，拼凑起来的破桌烂凳，圈养起顽劣少年。满腿泥巴的乡村教师在黑板上写下“日月水火，山石田土”几个大字，用方言领我们阅读。自习时，让我们每人写十遍。我一边写，一边胡思乱想；日就是太阳，月是月亮；水，井里，村头坑塘里有；火，藏在母亲的灶堂里。山，山是什么样的？没见过。石，我虽未见过巨大的石头，小小的鹅卵石，在东北地里还能找到，我们叫它老鸹枕头。我想：老鸹（乌鸦）到夜间也要睡觉，它会叼一块放在窝里，枕着舒舒服服地睡到天亮。田、土不用说了，到处都是。庄稼长在田里，墙是土打的，屋是土做的，路是黄土路，婴儿睡的土裤子，装满了干细的沙土。我想去看山了，山一定很美。山，一定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远方在哪儿？
后来，从县城修通了去边远公社（乡、镇）的公路。公路走过东北地南沿，穿越我村后街，后街一下热闹起来。虽是黄土路，但人员、车辆明显多起来。多为小推车、地排车。突然一辆骡马车由县城奔驰而来，三匹膘肥体壮的骡马，拉着装满货物的胶轮大车，让我们大开眼界。一匹高头红鬃大马，两匹黑色的骡子，皮毛像刚打过蜡，阳光下闪闪发亮。据说骡马车是县城马车社的，赶车的正巧是本村族人四爷。四爷高高坐在车辕上，红缨穗的长鞭一甩，马铃脆响，马蹄生风，扬起一团黄尘。后来我懂得了一个“绝尘而去”的词语，真的一点都不假。四爷出生在本村大户人家，青少年时代就喜欢侍弄大牲口，一般人怎敢驾驭这追风赶月的马车？四爷外号“四zhui子”，我想那个读音为“zhui”的字，不应是鞋匠使用工具锥子的锥字，应该是西楚霸王坐骑乌骓马的骓字。昂首赶车的四爷的确有点霸气，决不逊于骑着“国防”牌自行车巡视大田的村支书。马车不见了踪影，四爷驾车去了远方，我心中突然涌起无限的向往。
再后来，汽车渐渐多起来。那些圆头方腚的解放牌卡车，来去匆匆。天黑时从边远乡镇返回，明亮的车灯随黄土路上下颠簸，光柱像闪电，也像电影中的探照灯，刷亮了夜空。一声笛鸣，一阵风似地驶过我们村庄，汽油味和烟尘一涌而起，引起我们阵阵欢呼。我想：汽车比马车跑得更快，一定去了比县城更远的地方。
四
公路的修通，无疑给我插上想象的翅膀，去远方的梦想，越来越强烈。我真想偷偷扒上飞驰的汽车，去日思夜想的远方。
远方并非可望而不可及，这个梦想正一步步成为现实。十三岁上，我第一次走出东北地，考入县城的寄宿中学。知道了通过我村的县乡公路，连接着更宽更长的省道、国道，可通往省城、首都。如有意愿，可转道去全国各地。东北地北边的小河，直通徒骇河。徒骇河滚滚东去，奔向大海。大海的那边，是另一个世界。
入学的第二年，“文革”开始了。领袖号召“大串联”，我与同村的几位初中同学组成了“长征队”，徒步开始了“大串联”。经范县，去兰考，过开封、郑州、信阳，直达九州通衢的武汉。第一次跨过了黄河、淮河、长江。第一次见到了铁路，见到了蒸气火车。第一次翻越了梦寐以求的大山。站在鸡公山之巅，极目远望，山重重，雾蒙蒙，路漫漫，远方一片苍茫，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乡关在何方?故乡在那片浮云之下，故乡在远方。我身处何地？家乡的亲人看我也在远方。懵懂少年似乎明白了，远方是个相对的动态概念，白马非马，远方的前方仍有远方。
我开始怀疑，去远方，是一个伪命题。世界之大，宇宙之远，人算什么？靠双脚或现代交通工具，人只不过在一个小小的点上移动，一生行走的距离，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五
新中国的户籍制度，将人拴在一个点上，动弹不得。六年后，我从县城寄宿学校毕业，又回到家乡，回归了东北地。青春的失落、彷徨，潮水般冲击着我，去远方的路，似乎都断了。我的双脚不知迈向何处。一次失神，我无意中自言自语：路在何方？被略通文墨且喜欢神侃的大爷爷听到。他拉我走进他家正房，指着后窗说：我家你大伯，现在在北京也算上个人物了。你知道他从哪条路去的北京吗？小时候他顽皮，不争气，我关上门揍他，他就从这个窗子跳出去，参加了革命，跟着共产党，一路打到北京。一语惊醒梦中人，大爷爷所说的窗，不就是人生路上的一道坎吗，跨过了这道坎，路就在脚下。
我开始求索去远方之路。条条大路通罗马，我该走哪条？法国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说出了“人是会思想的芦苇”的名句，一语道出了人的伟大。我想，自已少年时期的线型机械行走，只不过是一般意义上的行走，基本等同于飞禽走兽之迁徙，还不如童年时期的乌托邦式幻想行走更有意义。难怪后来高晓松写了一首叫《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的歌曲，将诗与远方定位为理想的生活。我自幼喜欢苦思冥想，身边的这片黄土地，这只断了线的风筝，怎么能让它变成一只鹰，飞起来，带我去远方？于是，我爱上了读书，在那书籍极度缺乏的年代，我挖空心思找书读，最终爱上了诗歌。我要开拓一片新的领地，在纸上修筑一条通往远方之路，给思维插上幻想的翅膀。
追寻诗神的路上，我爱上了风雅颂，唐诗宋词。结识了屈夫子，李杜元白，稼轩易安和龚自珍。邂逅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派与后现代派，走得艰难而快乐。
后来，我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地，去了童年梦想中的远方。我时刻想念故土，忆念精神原乡，回望梦中的东北地，新修的高速公路经过东北地东侧，似乎接通了放飞的丝线，东北地那只断了线的风筝，重振精神，飞了起来。
好风凭借力，鸡毛也能飞上天。诗思意更远，遥望长空，我看见一只雄健的苍鹰，振翅翱翔，召唤我去远方……
作者简介：张书军，笔名舒钧，山东省莘县人，中文高级讲师。在《青年文学》、《中国作家》、《中国诗歌》、《飞天》、《绿风》诗刊、《山东文学》、《黄河诗报》、《大众日报》等几十家报刊发表组诗、散文等，作品收入多种重要选本，多次在省内外获奖。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楹联艺术家协会会员。有诗集《梦的五色花》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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