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倚太行之巍峨，西临黄河之滔滔。表里山河，风云激荡，这里是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坐标。从黄河岸边的西侯度人工打制石器到塔儿山下的陶寺观象台，从“剪桐封弟”到晋商称雄……岁月无声走过，在这片土地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史诗。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说，这里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的直根系。
悠久的历史留下灿若星河的文化遗产。仅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一项，这里便上启大唐，穿越宋辽金元，近至明清，成为当之无愧的古建大省，更以现存的三座唐代木结构建筑打破了日本学者“中国大地上没有唐朝及其以前木结构建筑”的断言。
这里是山西，一个承载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古老省份，一个正被越来越多人发现和了解的宝藏之地。
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山西正奋力守护、挖掘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瑰宝，赓续千年文脉，绽放时代光彩。
当代复原的陶寺遗址观象台。邱小林摄
文明摇篮 华夏直根
在汾河与塔儿山之间的黄土地上，联合考古队又开始了新一年的工作。今年，他们将重点发掘陶寺手工业作坊区和中期墓葬。
经过46年考古发掘与研究，一座被时光遗忘了的王者之城正在被慢慢唤醒。
距今4300年至3900年间，旭日越过巍峨的塔儿山，照耀在一座被厚重城墙环绕的大城之上，这是当时黄河流域用夯土建造的最大的城。
中期鼎盛时，这座城占地280万平方米。在13万平方米的宫城里，矗立着规模宏大、结构复杂、装饰精美的宫殿。“龙图腾”成为王权与身份的象征，土鼓、鼍鼓、石磬等的美妙乐声在重要礼仪与祭祀中响起，礼乐制度在这片大地上初步形成。在王者“观象授时”的指导下，陶寺先民种植黍与粟，养殖猪牛羊等家畜。手工艺人掌握了高温熔炼技术和复合范铸造工艺，能制作出纯度达97.86%的铜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江涛告诉记者，陶寺宫城内最大的宫殿类基址面积近6500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史前时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当为中国古代宫室形态的源头，而且建筑基址上的一座主殿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宫城南东门为“阙楼式门址”的发现，极有可能将宫城高等级礼仪性门阙制度的先河推到陶寺文化时期。
这座煌煌都城的形成，是中原、河套、海岱、江汉、甘青、江浙等区域文化互动碰撞和融合的结果。而这座都城创造的文明多被夏、商、周及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重要标识和主要源头之一。
“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初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早就意识到陶寺遗址的重要性。
文化的碰撞融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波澜壮阔。
20世纪20年代，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李济，在山西西阴遗址开启了中国考古新纪元，这是中国人首次独立开展的发掘。
五六千年前，西阴先民生活在今天山西、陕西、河南的交界处。他们居住在半地穴式房屋内，种植黍和粟，畜养家猪，养蚕缫丝，酿造美酒。很了不起的是，西阴人会用陶窑烧制陶器，并在器物上绘制漂亮的花卉纹、鸟纹、鱼纹等。这种绚丽多彩的“西阴纹”彩陶在当时非常流行，以晋陕豫交界地区为核心，东到大海，西上甘青，北抵阴山，南下长江，广阔地域内出现空前的文化大一统局面。
“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苏秉琦先生所作的《晋文化颂》用“考古语言”说明山西历史的重要性。作为中原与北方草原地区的连接带、农耕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处，山西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说，这条文化带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重要直根系。
这条文化带既有活跃的民族大熔炉性质，又有稳定的、连绵不断的文化传统特色。秦汉统一前的几千年如此，秦汉统一后的两千年更为明显。
周初，武王的儿子叔虞被封于唐地，后来叔虞的儿子燮父改唐为晋。山西大学教授谢尧亭表示，晋国兴衰六百年，一部晋国史就是两周王朝历史的缩影。春秋时期，南楚北晋，东齐西秦，一代雄主晋文公的霸业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也是战国三雄。
中国历史地理学泰斗谭其骧先生曾表示，山西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时期，往往是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这跟它的地理优势不可分割。
山西的地形，被称为“表里山河”。这一说法见于《左传》：“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表明山西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地段。因此，在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末五代时，山西都对全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金元时，山西经济发达、人口稠密，且元末明初的战乱也不严重，于是山西民众在明初被大举迁往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等地。从此，洪洞大槐树成为一个乡愁符号，永不老去。
明清时期，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被认为是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开山鼻祖，在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山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探索人类起源的热土。
60多年前，黄河岸边的西侯度村附近，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石制品、烧骨、带切痕的鹿角等，根据古地磁测定为距今180万年。这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首次发现的早更新世初期的人类文化遗存。2020年，法国《人类学》杂志刊登了西侯度遗址最新同位素测年数据为距今约243万年。
“西侯度远古先民对石料有清楚认识，基本上只选择质地好的石英和石英岩打制石器，并掌握了锤击、碰砧、砸击法。”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益人说，烧骨的认定很困难，有可能是人类用火的证据，但不排除是森林野火烧死的动物遗骸。
在中国境内主要古人类遗址分布图上，生活于20万年至2万年前的丁村人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曾生活在山西临汾市襄汾县丁村附近的汾河两岸。
70年前，考古工作者在此开启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工作，并获得2005件石制品、28种哺乳动物化石、3枚“丁村人”牙齿化石等。“这3枚牙齿化石是我国首次在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早期智人化石，丁村文化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空白。”王益人说。
西侯度遗址、匼河遗址、丁村遗址、许家窑遗址、下川遗址、柿子滩遗址……考古工作者已在山西境内发现旧石器遗址、地点800余处，覆盖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早中晚三期，证明200万年以来一直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云冈石窟第20窟大佛。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学涛摄
文脉赓续 生生不息
站立在云冈石窟的佛像前，姚诚惊叹不已：“北魏时期竟有这么高的技艺！”
“80后”姚诚在北京工作，对历史和建筑感兴趣的她于今年3月来到山西，重走“梁林路”。
20世纪30年代，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曾4次来到山西进行古建筑调查。他们首站来到古都大同，走访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等，留下珍贵的测绘图稿和文字资料。
云冈石窟始建于1500多年前，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在云冈石窟中可以明晰地看到，在中国艺术固有的血脉中忽然渗入旺盛而有力的外来影响。”梁思成感慨。
让姚诚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梁思成一行去云冈石窟时坐着骡车，“艰涩的车行不得不颠簸于一里又一里犬牙交错的倾斜石面上”，而食物更是匮乏，连最简单的食物亦无处可觅。最终，用半打大头钉，换得一些芝麻油和两棵卷心菜。
如今，姚诚从北京坐高铁，只需2个小时便可来到大同，而云冈石窟周边环境早已得到治理，“像一个艺术建筑综合的大花园”。
云冈石窟曾处在煤矿聚集区，运煤车带来的二次扬尘一度给大佛披上了“黑袈裟”。为科学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大同启动云冈石窟周边环境治理工程和云冈大景区建设工程。村庄搬迁、运煤专线改道、云冈峪绿化、十里河治理……如今的云冈石窟碧水蓝天重现，大佛脱去“黑袈裟”，变得眉清目秀。
“我们现在主要是预防性保护，需要更多的科技投入。”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说，2023年，云冈研究院联合上海大学启动了“云冈石窟石质文物内部凝结水监测与治理关键技术研究”，将全面提升云冈石窟凝结水监测与评估水平，解决洞窟内部环境调控技术瓶颈，有效减缓石窟风化。
佛光寺东大殿。（蓝建中 摄）
而梁、林在对山西的多次考察中，最大的发现莫过于佛光寺。
梁、林从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图》按图索骥找到此处建筑，尽管“随意一瞥，其极古立辨”，但是，它会早于迄今所知最早的木构建筑吗？在大殿工作的第三天，林徽因发现了关键性的证据：在一根梁底有非常微弱的墨迹，经与大殿前石经幢上的名字相比对，才最终确认，这是一座唐代木构建筑。
梁思成称其为“中国第一国宝”。“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地说，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
东倚太行山，西、南临壮丽的黄河，梁思成称山西是“木质古构的温床”，“几乎在每座小城镇里，或在群山之间，总会遇到一些外貌古旧的楼宇、佛寺或道观”。
山西现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居全国第一；有不可移动文物5万余处，现存古建筑约2.8万处，约占全国十分之一，其中元代及元以前木构古建筑509处，占全国的8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