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上海后，他们在鲁迅的帮助下，不断发表、出版作品，渐渐有了名气，再也不用为生计而发愁。
可如胡风所言，这时他们“反而没有患难与共时那么融洽，那么相爱了”。
两人性格迥异，萧红敏感细腻，极度自尊，受到委屈不愿意开口；
而萧军粗狂豪放，大男子主义，很难体察到萧红的心境变化。
在困难时期，两人能相互包容；
安定之后，性格的不协调便被慢慢放大。
当然最让萧红苦恼的，还是萧军那“爱的哲学”。
初次见面，萧红就问萧军所持有的“爱的哲学”，萧军满不在乎地说：“谈什么哲学，哲学，爱便爱，不爱便丢开！”
萧红一生都被萧军“爱的哲学”所折磨，因为她想要的是永恒不变的爱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可萧军追求的却是当时当地的快乐和互不拖累的洒脱。
萧军也是这样践行他的“爱的哲学”的，早在哈尔滨时期，就与房东的女儿、陈涓等女子暧昧不清。
到上海后又与陈涓、玛丽等女子发生恋情。
爱人一次次的背叛让萧红痛苦不堪。
二萧成名后，萧军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交际圈变广泛了，朋友也增多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向他打开。
可萧红的世界里，只有萧军一个，一旦情感不利，萧红的整个世界就会坍塌。
因为感情受挫，萧红伤感哀怨不已，写作事业也受到影响。
她意识到自己需要时间疗伤，动身去了日本。
分开之后，萧红又忍不住想念萧军，时常给他去信，对他嘘寒问暖，可此时萧军却与朋友的妻子有染。
这对萧红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也直接导致了他们无法弥补的情感裂痕。
萧军大概没想到，当初自己救助的无名孕妇，如今在名声、成就上大有盖过他之势。
鲁迅夸赞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聂绀弩说她是才女；
胡风和端木也承认，萧军是靠勤奋写作，而萧红是靠天分写作。
萧红的文学水平是要高于萧军的。萧军却从不承认，反而时常贬损萧红。
一次萧军的朋友们来做客，萧红好吃好喝地招待他们。
可萧军却趁她睡觉之际，在背后诋毁她。
他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
朋友们马上附和：“结构却也不坚实！”
萧红悲哀地意识到，只因自己是女人，所以无论如何出色，也无法得到男人的客观评价，好像女人就该低男人一等似的。
第二天黎明时分，萧红愤而离家出走，到一所画院当住宿生。
得知她有丈夫之后，画院主持竟然说“你丈夫不允许，我们是不收的”。
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即使是名女人，也仍然是丈夫的附庸。
事实上，萧红很早就感受到来自男权社会的压力。
她不想再做萧军的附属物，如果持有与萧军不同的文艺观点，她会直白地说出来，和萧军针锋相对。
两人时常发生争吵，甚至还发展到家暴的程度。
萧军曾说萧红“没有妻性”，大概他想要的，是一个温柔顺从的家庭主妇，而非有天赋、有见解的女作家。
为了让两人能够冷静下来，萧红独自一人去了北平，和萧军依然时有通信，只是来信的内容不再含情脉脉。
萧军对自己的出轨行为丝毫不感到愧疚，萧红向他诉说自己仍无法摆脱苦闷时，他以大男子主义的口吻对萧红进行理性规劝，竟然说：
“我现在的感情虽然很不好，但是我们正应该珍惜它们，这是给我们从事艺术的人很宝贵的贡献……我希望你也要在这时机好好分析它，承受它，获得它的给予……”
言外之意，这次宝贵的出轨行为，是上天赐予的文艺素材，应当好好珍惜。
萧红没那么坚强，心境早已濒临绝望，可萧军仍大大咧咧地让她勇敢面对生活。
这就像你被人扎了一刀，都快血尽身亡了，别人还在劝你“要坚强起来”，而这别人，就是捅你刀子的人。
简直无法理喻。
萧红想要的不多，或许只是他的一句“对不起”，可骄傲自大的萧军连道歉都吝于给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