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电影中，没有流量明星、没有小鲜肉的低成本电影《老师·好》，低调收获3亿票房，被称为拯救了德云系电影的口碑，主演于谦更是被网友奉为“被相声耽误的影帝”。
片中他刻画了一个刻板传统的教师形象苗宛秋。他作风霸道，把体罚当家常便饭；他观念陈旧固执，就知道压迫学生提高分数。这样一位在现在的校园中不可能存在的老师，却让很多人在电影院看红了眼眶。
对比如今动辄发生的学生因为老师太严厉而跳楼的恶性新闻，很多人也感叹过去的“师生关系”怎么就那么美好而感人。华商报记者专访了主演于谦，就“师生关系”这个话题，于谦表达了很多自己的困惑和看法。
那时的老师整体都单纯
华商报：很多不同年代的观众看了电影，都被苗老师对学生的感情感动了，你觉得这次饰演的苗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于谦：我饰演的苗宛秋老师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开始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后来因为成分问题，又把他退回来，他的一生总有种怀才不遇的感觉，带着这种感受当了教师。他是非常优秀的教师，但是因为思想上老有这么点遗憾，所以在自己的学生当中想找一个自己的影子，代表他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业。在中间和学生之间造成了一系列的矛盾，所谓的矛盾、亲情，和师生之间的感情，带我们一起回忆了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教师是什么风范。中间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总体来说，苗老师这个形象，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老师中一个普通形象，很单纯，那时的老师整体都是单纯的。
华商报：你说苗老师是带着遗憾去当的老师，希望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那可以形容这个老师是很霸道的吗？
于谦：他是霸道的，但是他的属性当中，不完全是霸道，那时候的老师，和现在老师有点不太一样的是，他们总有种教学的目的。那个时候的老师，在我的印象中，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把这一拨学生送入社会，这就是他们完成教师本身的教学目的，当然进入社会以后，不是都干这种现在所谓的高端的工作，因为各行各业都是需要人才的，所以他们只要在各行各业能有安身立命之本，我教他们是基础的东西。我那时候碰到的大部分老师都是像苗老师这样的，也可以说他在细微的点上有点不同，或者咱们现在完全放开说，那个时候的老师也不是没有私心，但是他的私心可能是很小一点，他的整体目的、目标是不会变的。这个是和现在好像不太一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最好的想法，因为毕竟是为社会打造人才，不是为尖端的职业打造人才。
华商报：那你是觉得现在的老师更偏向为尖端的行业输送人才吗？
于谦：不客气地讲，有些老师有点急功近利，做教师的目的不是很纯，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上次我们在看片的现场，跟观众交流、互动的时候，人们问：“于老师，您觉得什么是好教师？做到什么才能算是好教师？或者说在您脑子里，什么才算是好教师”，我说，只要你做到了传道授业解惑三点，你就已经是好老师了，现在仿佛是在往前发展，但我也不知道是否真正发展了，现在好像目的不是这三个了，或者说不完全是这三个。
怀念小时候的学习环境、学校氛围
华商报：片中苗老师总说“前面站着去”，这是你设计的口头禅吗？
于谦：本子赋予的，但是这个很正常，那会的老师都会这样的，一个是班里面前面站着去，一个是出去课堂门口站着，很正常，老师动不动就让出去站着去。甚至我们不敢展示的体罚，点到为止。都很正常。
华商报：那你如何评价影片中苗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于谦：还是所谓的单纯两个字，老师的初衷都是为你好。现在所谓的“一个马一个养法，一个猴一个拴法”，每个孩子的性格不一样，他对每个孩子的教育手法也不一样，包括他对洛小乙、对安静、对关婷婷、对文明建设，有霸道、有强势，也有循循善诱，各种方法都有，哪种方法适合这个孩子，他会用哪种方法。但是老师的要求要明显摆在面前，就是要遵守纪律。至于他的霸道，这都是人性，这都是不可改变的东西，只要他的初衷好。最后他对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真正感情的交流。洛小乙重新进入社会后，（将他）往回拉，文明建设舞蹈方面最后也有反思，对昊子得脑瘤，不想上学，他也有一个挽救。对每个孩子他都有这么一个东西。这种东西实际上是老师出于职业的操守，甚至超出了他们专业的范畴，是对每个孩子的挽救，是一种很深入的同情。
华商报：你上学的时候有关系特别好的老师吗？
于谦：有。这个本子实际上的原型就是我和导演、几位编剧在喝酒的时候，就聊起我小时候的老师，因为他们给我的感觉和印象很深，并且到现在还在走动的老师有很多。那时候老师给我的帮助也很大，我很怀念我小时候的学习环境和学校氛围。
老师必须高高在上
华商报：对《老师·好》这个片名，有什么理解？
于谦：《老师·好》内容涵盖很丰富，之前叫《你是我生命里的一首歌》，这个名字很文艺，涵盖的内容也很丰富。最后改成《老师·好》也是出于观众更便于接受，以及口口相传的便捷度这些因素的考量。并且“老师好”这三个字涵盖的内容也比较多。老师好与不好都能从这三个字里面反映出来，包括“好”是怎么好，包括跟老师问好，这又是学生这方面的东西。“老师好，起立，坐下”，现在有些学校已经不实行这个了，甚至前几年有的地方还要求老师要“跪式服务”，这都是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事情。老师必须高高在上！他教授你知识，他是崇高的，他是值得人尊敬的，甚至是应该怕的。因为只有这种上下的关系，你才能踏实下来学东西。现在要求老师和学生平视，平视怎么教你东西啊？老师跟学生一样身份了，那你陪我玩就完了呗！我说话你得听，咱俩得有交流。这本身就不是平等的关系，为什么要要求它平等呢？平等了还能学到东西吗？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从孔子那会儿开始就打手板，那子路对孔圣人多尊重呐。那孔子跟子路颜回仨人在那儿玩弹球，不可能！
华商报：作为监制主演，你想通过这部影片给观众带来的是什么？
于谦：我觉得我的出发点，是想给观众带来一个“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什么才是好老师的思考。我不能说什么是好老师，但是我可以让大家去想一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观和世界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眼光和评价，就让观众自己来看看哪个老师叫做好老师，以前的还是现在的。
观影老师：如今的师生关系更讲究尊重、平等、服务、合作
西安高新一中初中校区语文教师、资深班主任刘淑琴老师，是被《老师·好》的好口碑吸引走进影院的，看完电影她也有很深的感触，“电影最打动我的其实是那个年代人心换人心的真诚。这帮熊孩子虽然各种搞怪，但是每个孩子都是真性情，他们之间的友情以及被苗老师感化后表现出来的真情最打动我。但也有槽点，苗老师的形象比较模式化、脸谱化，他感化学生太容易了。还有些情节比较矛盾，比如洛小乙之类的孩子如何考上县上最好的学校？这所最好的学校何以有这么多所谓的打架、斗殴、喝酒、跳舞渣子生？”
很多人观影之后都在回忆当年的师生关系，刘老师告诉华商报记者，“师生关系”本质不会变化，但也会与时俱进，“师生关系不变的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但过去讲的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师道尊严和亲如家人的师生关系，如今更注重尊重、平等及服务、合作的意识。我从教30年，带过超千名学生，但整体感情最好的，还是第一届，那时的感情最真实，无私无畏，我们现在还像姐弟姐妹一样相处，很有职业幸福感。近些年带的学生，精英越来越多，但大多比较职业化、合作化、服务化。当然也和一些学生和家长成了知己好友，算是职场额外的收获吧。时代的脚步不会因怀旧而停止，也不会因个体的差异而违背了规律。要理性面对。”
对于谦说到现在的教育更加倾向精英教育的说法，刘老师没有否认，“现在的教育的确有些倾向于精英教育，而且培养了不少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名校尤甚。”对于片中苗老师的霸道和严厉，甚至体罚，刘老师表示现在的人文环境不适合那样的教育方式，“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但惩罚的分寸尺度却最难界定。苗老师当时处理事情的方式是站在为学生好的立场上实行关爱 专制甚至霸道的管理方式，符合中国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器的传统教育观，所以家长和孩子们即使心有不甘也能够忍耐接受甚至感恩回报。但现在的人文环境大不相同。学生和家长的自我意识、维权意识都在增强甚至膨胀，由此产生的家校矛盾会激烈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师成了弱势群体，而学生因为缺乏管教或被放弃走上歧途，最终成为牺牲品。教育呈现出双输的局面。”
最后，刘老师也强调家庭教育给孩子打的底色非常重要，不要幻想出现一个拯救孩子人生的老师，“当下社会给老师的期望值太高，压力太多、太大。老师的教育固然重要，但家庭打的是底色。遇到一个素质优秀、富有爱心的老师，是运气和福分。但正常情况下，它只是一份职业，苛求无益。家长不能过于推责或幻想。”
80后家长：我更喜欢过去那种集体精神更浓的教育环境
80后家长李女士带着上小学的儿子去看了《老师·好》，看到最后，儿子不停地擦眼泪，邻座一个看起来五六岁的孩子直接嚎啕大哭，这让李女士忍不住在社交平台感叹“感恩老师，真诚而温暖”。李女士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看了这个片子让我感受最深的一点是，有些感情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还是一样存在的，而且仍然纯粹。”
作为一名小学生的家长，李女士告诉记者，现在儿子的师生关系和当年自己的师生关系已经不同了，“坦率地说，现在社会环境变化了，人的思想观念也变化了，这不仅仅体现在老师这个职业。但是我接触到的老师绝大多数还是具有责任心的，这种责任心是一样的。”对于这种变化，李女士认为很正常，但她也承认更向往以前那种教育环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肯定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一定的，不仅仅存在于师生关系，其实亲子关系也是这样的，我们过去讲究的是‘父母呼，应勿缓’，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讲究能够和孩子成为朋友的这种亲子关系是更好的关系。这个其实牵扯到每个人不同的价值取向。就我个人而言，我可能更喜欢过去那种集体精神更浓的教育环境，因为能让我找到在集体中的位置，现在的环境自由化感觉更强，其实对于自律的人来说可能更好，但是对于缺乏一定自律能力的人来说，过去那种教育方式应该更适合。”
《老师·好》中，苗老师对学生很严格甚至霸道，“出去站着”是口头禅，体罚也不可避免，很多人都说和以前相比，现在的老师不敢管学生了，不敢对孩子严厉，更别提以前的罚站、打手掌等体罚手段，因为孩子脆弱了，家长更脆弱，但李女士表示自己支持适度的体罚。“体罚本质上是一种惩戒手段，我认为应该有，当然还是要适度的。我儿子就是一个比较调皮的小孩，所以在学校里面也被老师罚过，回家告诉我他被罚站了之类的，我从不在孩子面前批评老师的做法，我会告诉他老师这样做是为他好，要正确看待这件事。但的确有一些家长可能对孩子过分关注，所以对老师的教育干涉也比较多，我认为这个并不是很好。”至于于谦说的对于学生而言，老师就应该是高高在上的一种有威严的存在，李女士很认同，“从我个人来说我更欣赏有一定威严感的师生关系。因为师生间本身就不是平等的文化交流，它是一方向另一方的文化输出，如果关系平等，实际上对这种输出的效率和效果可能是有一定影响的。”
《老师·好》中，对于好学生苗老师额外给予辅导照顾，对于差学生，苗老师也利用私人时间，想帮他解决他面临的社会矛盾，追着每一个学生完成学业，考上大学，这与最近引发大规模讨论的减负实际是将很多老师的工作转移给家长形成对比，对此李女士告诉华商报记者：“因为我很认可家长在孩子学习阶段，尤其是小学阶段，应该积极参与的教育观。我认为能和家长共同成长的孩子心理更有安全感，这种成长方式更好。但这不意味着我认同现在给孩子过分减负的情况。我认为老师积极地让家长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同时也积极主导孩子学习，双管齐下比较好。” 本版稿件均由本报记者 罗媛媛 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