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1月15日，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
他们一现身，立刻就成为了全场焦点，记者们一拥而上，手里的“长枪短炮”对准了乔冠华等人，问道：“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现在你的心情？”
对于这个问题，乔冠华没有直接回答，他用极具感染力的笑容回答了这一切，一张经典照片“乔的笑”由此诞生。
在这场重返联合国的外交斗争中，新中国一共获得76张赞成票。
在这76张选票中，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占了大头，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赞成票分布的各大洲中，比例最高的并不是非洲兄弟，而是一向和中国不太对付的欧洲。
除了投弃权票的西班牙、希腊，投反对票的地中海岛国马耳他以外，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按下了赞成按钮，赞成率达到了惊人的84%。
相反，有15个非洲国家则扮演了反对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急先锋。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场投票会呈现出不符合“常理”的局面，背后又隐含着什么样的外交秘辛呢？
一 欧洲的赞成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昔日辉煌的欧洲沦为了一片废墟，战争时期的外债和经济损失成了压垮欧洲国家的两座大山，让他们几乎看不到任何翻盘的希望。
位于东欧的苏联凭着强大的工业能力和对外革命的输出能力，帮助东欧各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权。
红色革命的扩张让西欧人惶惶不可终日，尤其是那群掌握生产资料的大资本家，担心无产阶级革命的绞索迟早会套在他们的脖颈上。
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资本主义社会的掌权者和精英决定团结起来，共同对抗苏联的革命输出。
不过当时整个西欧的能力，是根本无法和苏联掰手腕的，毕竟6年的战争几乎摧毁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为了能有力对抗苏联，欧洲只能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对海外事务并不上心，主要精力放在经营自己的后花园上，也就是所谓的“大美洲主义”。
但在二战爆发后，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参战后，美国国会和政府的心态开始出现了转变。
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给了美国人海外扩张的底气，之后又凭借在二战所创下的不世之功，顺利取代了“日不落帝国”，一跃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
为了对抗苏联，美国需要一个正常形态的欧洲，于是在1947年7月，美国启动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向西欧社会提供了大量援助和重建资金，并与其中的一些国家签订了正式双边援助协定。
马歇尔计划的成功让西欧走出了战争阴影，大多数参与国的国民经济水平都得到了极大的恢复，部分领域甚至达到了世界主导水平，当年那个作为世界中心的欧洲，似乎正在一步步夺回属于自己的位置。
然而，众所周知，美国人的钱可不是白拿的，正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再加上东面有个对资本主义世界虎视眈眈的红色巨熊，西欧人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拜倒在美国人的王座之下。
因此，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内，西欧就一直扮演着冷战马前卒的角色，活跃在反苏反共的第一线，在外交上和美国步调一致。
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美国人渐渐露出了他的獠牙。要知道美国只需要一个正常状态的西欧，而不是一个强大的西欧，如果西欧的发展会损害到美国的利益，那么美国人会毫不犹豫地动用一切手段来压制西欧的发展。
在此大环境下，西欧的有识之士认为，以现在各国的独立体量，很难重振往日的荣光。若要重现西欧的光辉岁月，国与国之间必须要联合起来，摒弃所谓的“世仇”。
于是在法国总统戴高乐等人所开创的战略框架下，西欧走上了一条联合独立的发展之路。
对于西欧而言，想要摆脱美国控制的第一步就是外交独立。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窜逃至台湾，西欧部分国家也在美国的安排下，承认蒋介石政权为中国的合法政府，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欧的政治家发现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不过是白日做梦而已。
与之相对的是，新中国在解放后异军突起，在国际社会上表现抢眼。
对于西欧来说，中国和他们没有地缘政治上的冲突，所以根本谈不上威胁，在中欧关系中，合作的主旋律要远远大于对抗。
所以在1964年，主张独立自主外交的法国率先与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别的外交关系。
中法之间的破冰之旅开了一个好头，原本剑拔弩张的中国与西欧开始慢慢缓和，随着新中国的影响力每日剧增。
在联合国鸠占鹊巢的蒋介石政权也成了众矢之的，而这恰恰为新中国重返联合提供了坚实的先决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