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倔强得很，非要有理走遍天下，小姑子对着她发脾气，公爹对着她甩脸子，新婚丈夫开始冷暴力，回门那天把她一个人扔在娘家。
这个时候，她动摇了。是呀，我在万家庄上蹿下跳要“说法”，万一幸运并不在乎呢？
可是在回门那天，她看到几近疯癫的妹妹，对讨说法一事更寸步不让。
你是*怎么着，你带万家庄脱贫致富怎么着，我小姑子在你们集团上班又怎么样，你们欺负了我妹妹，就要道歉！
这时，就是一向爱护她的婆婆也动摇了，要不就——离婚？
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何母终于憋不住了，开始在沙发上对幸运声泪齐下。没有大姐，这个家的日子该多么艰难，如今姐姐嫁人了，你还要一直拖累人家？
注意，何母说的是“拖累”。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现在的影视剧热衷于献祭兄姐（尤其是姐姐）致敬悌道，歌颂无私奉献，大爱无疆。
这个“献祭”的过程，有点鸡贼，我愿意称他为反向PUA。首先，用主旋律歌颂的方式把这个群体高高的捧上神坛，然后站在可望不可及的道德高度，用“义务”绑架她们的利益实现剧情或者主旨的升华。
《伪装者》中明镜大姐17岁掌管明家，养育三个弟弟长大成人；
《半生缘》中曼璐在家道中落后做舞女卖身抚育几个弟弟妹妹上大学；
《大姐》中雅梅17岁挑起生活的重担拉扯四个弟妹；
《傻春》中的大姐终其一生为几个弟弟妹妹遮风挡雨......
我从来没说姐姐为妹妹讨回公道不合理。但是大家不觉得这个公道（“说法”）由姐姐去讨，代价太大了吗？
说法说法，始于说，止于法。幸福置身风口浪尖的一场“献祭”，要的只是介于法理与情理之间一个模糊的口头反馈。
在那样的一个地缘政治和亲缘环境下，姐姐可能葬送的就是自己的婚姻。对于一个农村女人来说，那个年代，婚姻就是后半生的幸福。
妹妹大学学的是法律，每年都是一等奖学金，可见是有真本事的，她应该比姐姐有更多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每每在网上看到有姑娘被伤害，都会下意识的希望她们反击回去。当然，这个反击回去，只能是她自己，因为最终在黑暗中站起，直面无助与恐惧的时候也只能是你自己。
幸运报警行不行？
幸运到法院起诉行不行？
幸运找到当地人大代表反应情况行不行？
明明自己可以做到的事，为什么非要献祭自己的姐姐后半生的幸福？
我们看看电视剧里，幸运选择的什么，留书远走他乡，像一个受委屈的小媳妇一样去一个没人认识她的地方。
她这个动作看似“不在连累姐姐”，实则暗示“姐姐，没有说法就准备给我收尸吧。”
幸福只会用更加决绝的手段，乃至于破釜沉舟。
都说长姐如母，长姐的的权威与尊重，是献祭了她们的青春和精力在世俗伦理和人艰不拆中做等价交换形成的。
4
我想问大家，万*是一个坏人吗？
看过剧的亲们都知道“*”是村里说一不二的人，殊不知，“话语权”的获得，往往也和名利积累同步派生。
在我看到的剧情里，他是一个带领村民们脱贫致富的带头人，这个村里不只有矿，还有水泥厂、瓷砖厂，甚至能引来保健品厂投资；
他是有能力把一个村治理的井井有条的基层干部，在晚上遛弯看到大家下棋打牌，都要告诫“不许耍钱，耍钱我踢你。”
他是得到村民们真心尊重的长者，媒婆说他最提倡家和万事兴，谁家闹离婚都会去帮忙调停；
他在家里也不摆长辈架子，孙子长很大了不上桌吃饭，儿子说是媳妇惯得，老*是帮着儿媳数落儿子没做好榜样......
好的故事，每个人物都不是信手拈来的标签，对故事有价值，人设画像逻辑自洽，而在这个层面上，《幸福到万家》非常成功。
婚闹中，传家的贪、庆来的怯和庆志良知底线充分表现。以及后来的剧情中，传家对妻子的婚后嫌弃，以及传家妻子对婚姻利益的严防死守都设计的很到位。
万*就是一个功臣老了但是还没退休的样子，被人尊敬，被人需要，被人惧怕，人家有这个资本！
在电影《秋菊打官司》里，对老*有一个更准确的形容，叫“倔”。
何幸福的另一原型秋菊也是“倔”。可是何幸福，你对这个村有个甚功劳，有个甚建设，有个甚贡献？
可是两个倔人凑到一起，总要有一个先低头。所谓这局强弱，看似是心气，背后还是人心向背。前几局的较量，幸福都是输的，她有理，可是输在没必要说破的人情世故。
幸福看似得到了万*的服软，实则是在传家的心理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在全村人心中挖开了一道缝隙。这也就为后面的祸事埋下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