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出自莎士比亚之口，英文原文是There are a thousand Hamlets in a thousand people’s eyes（即“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意思。
对此，我的理解是，莎翁至少释放了三个具有普适性的信号：一是他在引导读者如何解读哈姆雷特，即对这个人物形象的理解别太拘泥于某种刻板的定论；二是莎翁在提醒众生，人与人的眼界所及，其实都是不大一样的；三，读我之哈姆雷特如此，读其他任何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亦复如是。
在艺术领域，艺术家通过某种手段把意向的抽象思维表现成艺术作品，这艺术作品所带来的社会价值即成事实。
但欣赏这个艺术作品的人对它的理解大不可能与作者本人创作这个作品时的命意与构思完全吻合。尽管艺术作品本身的社会价值是绝对的，但它所引发的欣赏者的思考却是多元的，所产生的教化也不可能完全一致，甚至有可能正负两面同时并存。
当你在欣赏一件艺术作品时，如有人问“你在做什么？”，你基本上会回答说“我在欣赏艺术作品”。这就等于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欣赏是一种活动，一件你正在做的事。没有人会认为欣赏行为能于欣赏者不在被欣赏的作品面前的状况下发生——你怎么可能把欣赏画的人和画分开，而大谈他/她在欣赏那个画作呢？
但很奇怪，画（这当然不是指它处于创作阶段而是指作品完成以后）与画画的人却貌似可以分开或在极大程度上分开。比如我们完全可以大快朵颐地去欣赏《清明上河图》而漠视或不必去过问画作者是谁。
当然，要过问也可以，这没人拦你。
如《河西走廊》摄制组去拍摄、考究敦煌莫高窟第220窟的惊艳画像时，即便不知当年的画师到底是谁——姓甚啊名谁啊都不得而知，它也大可设定当年一定是有那么一个可以冠之以“李工”（说他是张工罗工王工想来也都应该可以，之所以选择了“李”，我猜大概是因为当时的唐朝是李家人的天下）的人干了这个事情，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再引申出一系列看起来比较合于历史逻辑的推论。但，这毕竟已经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欣赏”层面，而带有深度研究的性质了。
那么推而广之，对艺术作品的欣赏活动，便可将艺术作品和其创作者本人分开或在极大程度上分开，而独立或比较独立地去完成。
那么回到哈姆雷特来。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诸多故事中的人物角色之一，不同的读者对他的解读自会有所不同。迅哥儿也有类似的对于《红楼梦》的解读训示：“《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每个读者的人生经历、欣赏水平、价值取向都不同，对文学人物形象的理解自然也不可能相同。同样的一个问题，同样的一个道理，同样的一篇文章，在不同的人眼里自会产生不同的看法。
重复性地换言之，每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文化水准不同，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谓的三观不同，对外界事物的感知能力不同等等，都会导致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大相径庭。
苏轼忒厉害，对此种现象，甩出两句诗就摆平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过，切须注意，尽管看法各有千秋，但某个艺术作品终究还是那个艺术作品本身，不会因为欣赏者的所见不同而变成另一个。也就是说《哈姆雷特》它就是《哈姆雷特》，而不可能是你《罗密欧与朱丽叶》；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它就是《英雄》，而不可能是其第九交响曲《合唱》。道理，它就是这个道理，实例的东西无需过多枚举。
因此，纵使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哈姆雷特，他就是哈姆雷特，而不可能是莎士比亚、罗密欧、朱丽叶，更不可能是他贾宝玉；当然贾宝玉听了这话，也大可反唇相讥：我没说我贾宝玉是你哈姆雷特，我就是我，我是曹雪芹笔下《红楼梦》中连我老子我都不怎么怕他、睬他的混世之魔。
最后，一句话就说完了：意识无论多么千差万别，终究还是要回归事物的本身去加以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