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组缃先生是作家，又是教授。原名吴祖襄，字仲华，安徽省泾县茂林人。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历任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理事，《红楼梦》研究会会长，当年清华园的“四剑客”之一。
“先生讲课，与众不同。或是因为自身也是作家，所以讲课时常会以“创作者”的视角分析文学作品，常有独到的见解。”这是我母亲曾对我说过的话。
母亲回忆，在她刚上燕京大学时，就听高年级的同学谈论过吴组缃教授，据说先生的课在清华大学很叫座。她当时就就心向往之，想有机会也去旁听先生的课。到了1952年，院系调整，三校中文系合并之后，她如愿以偿，终于不用旁听了。
我的文学启蒙源自于母亲。我的文学视野也源自于母亲。母亲给我讲文学作品的方法则源自于吴先生给她们当年讲课的方法。
先生讲课方法很特别，通常是先把作品发下来，让同学们自学，然后分组讨论，再把讨论中总结出来的问题提交给他，他在课堂上再针对同学提出的问题分析讲解。这样一圈下来，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就会有了飞跃性的提高。
母亲说，吴先生讲课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从生活出发”。但凡作家写作品，必须要先体察生活，而读者理解作品，也需要体察生活，用现实生活来作参照。在现代文学课上，先生讲茅盾的《春蚕》时，竟然否定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当时所有的同学都很惊讶，因为茅盾先生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
《春蚕》是茅盾写于1932年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故事讲述了老通宝一家人，盼望着有一个好收成，能够偿还债务，让自己的日子好过些。但可笑的是虽然老通宝得到了所盼望的丰收，因为蚕厂的接连*，他的茧子卖不出去，最终不但没有偿还上债务，反而增添了新的债务。茅盾用老通宝一家人的遭遇，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反映了农民在黑暗社会里被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苦苦挣扎的景象。
先生说，养蚕的老农有多少桑叶养多少蚕，这是有一定之规的。文中的老通宝既然有着丰富的养蚕经验，肯定不会借债买桑叶来养蚕的。毕竟那个时代的农民还很保守，不会冒着*的风险去做投机性的买卖。先生进的家乡就养蚕，当地老百姓关于养蚕有两句谚语，一是：无桑不能养蚕；二是：有多少桑叶养多少蚕——这是来自长期实践的经验之谈。先生的深入剖析，令人没法不信服。
先生讲古代小说，也始终一贯地强调从生活出发。他不讲哲学课，然而跟我们反复讲的是“反映论”。他坚信生活是创作的源泉。鉴赏古代小说也必须以现实生活作为衡量的标尺。他又说，“研究古代文学，我们都认为历史知识是重要的。历史知识，就是当时的生活知识”。因此，吴先生在讲解《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古典名著时，总是联系当时的社会生活实际，绐学生讲授一节生动的历史课。
我从小就喜欢读《红楼梦》，一遍一遍地看。母亲也喜欢。我和她聊得最多的也是《红楼梦》。她对《红楼梦》的认识与我不同。我曾以为是因为年龄和阅历的原因，直到我到了她的年纪，我才知道，我们之间的不同，是因为欣赏文学作品的角度不同。
母亲也是老师，也教中文。我也曾是老师，也教过中文。
母亲讲课的方法，受她的老师吴组缃先生影响很深。而我讲课的方法，也间接受益于先生。算偷师学艺吗？其实也没是。从小到大的耳濡目染。
母亲说，先生给他们讲课时很善用比喻，比如讲到文学评论时，先生在课堂上说:“有一种打台球的高手，打出一杆球，击中一个目标的同时，还能碰动旁边一个或两个球，而后从台沿上反击回来，又连碰一大串，使得满台的球都动。一杆打出去，可以得很高的分数。”
先生说，《红楼梦》的作者安排几个陪衬人物的出场，就有点像打台球的艺术。比如作者“派”了贾雨村“护送”林黛玉、薛宝钗两个人进贾府和主人公贾宝玉会合的过程当中，还就手分别介绍了贾、林、薛三家的家世和境况。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手法之精炼和巧妙。从中就可以看出，先生的眼光之犀利和精细。
北京西山蓊郁的丛莽中，有一座普通的坟茔。墓碑上有两句语：“竟解中华百年之恨，得蒙人民一世之恩”。这是墓主人吴组缃先生对自己一生情事真诚的高度概括。
季羡林曾经这样描述他这位老友：“池塘边上，一个戴儿童遮阳帽的老人，坐在木头椅子上，欣赏湖光树影。” 现在，池塘边的木头椅还在，只是“戴儿童遮阳帽”、“欣赏湖光树影”的老人不见了。
吴老逝世已二十五年，“古来圣贤皆寂寞”，光阴流水，世事沧桑，对这位风骨卓然的世纪老人，旧人会记得，新一代可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