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颂扬瓦氏夫人和广西狼兵的抗倭事迹，还得从“狼人”讲起。“狼”，是古越人壮族的一支，“狼人”一开始分布于广西北部，随着中原王朝对岭南的开发，遂聚居于黔边及东兰、南丹、那地、田州等地。封建统治者习惯上把南方土著民族比作某种动物，如“獞”“猺”“狪”“獠”“犵狫”等，于是壮族族称“狼”这个音译词便应运而生。“狼兵”起源于明朝中期，是广西诸土司以武艺高强的“狼人”为兵组建的地方武装，主要分布在广西西北部以及贵州南部部分地区。
土司是一种官职，产生于元代，盛行于明朝，中央王朝封桂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土酋为土官，并成立土州、县、峒，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与汉族官制辖区不同，故称土司。土指本土，司意为管理，土司即为当地人管理的地区。因此，从一开始，“狼兵”只有守土之责，用以保护本部落安全，有战则兵，无战则农，不得朝廷军饷。后来，在王朝的威逼利用下，狼兵被东征西调，长年驱使，成为镇压农民反抗、 “以蛮攻蛮” 自相残*的统治工具。另外，广西狼兵以民族大义为重，自备衣甲粮饷，数十年来被厚颜无耻的明朝政府征调到东南沿海抗击倭寇。
为什么骂它厚颜无耻？偌大的国家、庞大的正规军竟然保护不了黎民百姓，倭寇荼毒东南几十年，大肆*掠时江南白骨累累，田园荒芜，不骂它骂谁呢。平时镇压老百姓那么剽悍，如猛虎扑食气贯长虹，却被几个小小的“罗圈腿”干得哭爹喊娘，变成缩头乌龟王八蛋，丢人现眼。可是朝廷也有朝廷的难处啊？是有难处，因为政治腐败、海备废弛、卫所虚设、皇帝无能、权奸误国，丧国家情怀，凋天下苍生。面对历史遗留问题，除了束手无策还能怎么伸展呢？怎么伸展是它的责任，海禁确实是倭寇之患的历史根源。帝国虽大，面海则微。面对浩瀚的大海，君臣上下自觉渺小，无能展望远方，为掩私欲一边装作思考，一边下令海禁，关起门来奴役百姓，以永享荣华。然而历史潮流，浩浩荡荡，禁海锁国，终酿“倭寇之祸”。
当时，江浙沿海数千里惊急，江浙兵、山东兵望风而逃，官军屡败，朝廷束手无策。为保住大明江山，皇帝令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诸省兵马，刻期平倭。张经大人久经沙场，目光如炬，既明白倭刀实力，深知明军无能，又曾在广西见识过狼兵的骁勇善战，于是上疏：“寇强民弱，非籍狼兵不可。”田州瓦氏夫人，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率领广西狼兵远征江浙。
瓦氏夫人一生历尽沧桑，文武双全，刚柔并济，值得大书。但她生性谦虚，为人低调，对彪炳千古不感兴趣，没给身后事留下片言只语。所以，要恰当而清晰地衡量她的所思所想极其困难，必须要用正确的历史观研读大量史料，实地考证，取长补短，去粗取精，并结合其家世深入探究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地理和人心风俗。
瓦氏夫人于明弘治十一年，即1498年出生在广西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县旧州村），其父岑璋，乃归顺州土官知州。她姓岑，名花，从小叫“氏花”，姐姐叫“氏多”。“氏”在这里不是姓氏之“氏”，而是靖西壮语加在女孩名字前的衬词，类似于今天汉族女孩“阿芳”之“阿”。后来，氏花嫁给田州土官岑猛为妻，“花”在田州则念“瓦”，于是“氏花”称“氏瓦”。再后来，汉官按汉语语法，错把“氏瓦”改称为“瓦氏”，而误用至今。
受布洛陀文化的熏陶，少女氏花以勤为美，从小就识文断字，其启蒙老师是姐夫黄安，他是朝廷汉官，曾任常州知州，后到了归顺。受土司尚武的影响，氏花酷爱武术，练拳舞棍，策马骑射，擅长双刀，如果你在那时遇到她，你会看到这样一位壮族姑娘：步履矫健，身材结实，鼻梁笔挺，胸脯丰满，行走如风，英姿勃勃，望之凛然。你暗自赞叹，禁不住多看了一眼，但一定没有想到，几十年后这位女孩在抗倭战场上策马陷阵，刀法如雪，令倭寇闻风丧胆，让官军无地自容。
氏花在归顺度过了幸福的时光，没有迹象表明她在少年时期对世道人心、对土司以及土司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有多么深刻的认知。但当她嫁给田州土官岑猛之后，桂西土司的历史与现实残酷地纠缠在一起，并以刀光剑影的力量锤炼着这位将要振兴田州、怀柔边陲、远征浙直的巾帼英雄。
历史上，桂西地方权力为各部落首领所掌控，他们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经过长期激烈的兼并战争，已发展成为比较稳定的姓氏集团和宗族组织。中央王朝对这片土地采取土官制度，即由唐宋的羁縻制度逐渐发展到明朝的土司制度，后者比前者有更为严密的制度规定，但本质都是“羁縻”——羁，马笼头也；縻，牛靷也，牛引车前行的皮带，义为笼络控制。封建王朝驭民有术，为达到“以土治土、以夷制夷”，彻底控制少数民族地区的目的，三招齐下：行政上肢解土司势力，各土州、县、峒直接听命朝廷，彼此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无法团结拧成一股绳；现实中坐山观虎斗，对土司之间连绵不绝的掠夺与残*，先以不干预“土官内部仇*”为名，任其两败俱伤，以加深土司之间的仇恨，愚民弱民，再寻机改土归流，利于各个掌控；暗地里*鸡儆猴，纵容腐败官员打压土司势力，甚至故意制造冤假错案，*人立威，株连四野，等你伸冤呼号疲于奔命之后，再另派大臣怀柔招抚，如此辱民、疲民，则民生恐惧，恐惧过度就会从骨子里跪谢皇恩浩荡。
瓦氏出嫁时，夫家岑氏已统治田州四百年，鼎盛时期地盘扩张到十六州九县。但跟所有的封建宫廷一样，岑氏官族争袭、争权内斗不断，岑猛的袭职之路充满了腥风血雨。岑氏官族忠孝传家，新娘入门第一课就是深入了解新郎的袭职之路：岑猛幼龄时，身为田州知府的父亲突遭亲人谋*，田州大乱。事发后，奶奶岑氏立即考讯诸婢，诛*凶手，并将岑猛藏于衣箱，命土目黄骥护送，一起逃往苍梧两广督府禀告袭职。1498年，朝廷批准岑猛袭位，不料黄骥勾结思恩州土官岑浚，挟持岑猛于思恩州勒索土地，同时诬告留守田州的土目李蛮谋反。勒索未遂，仇怨叠生，于是岑浚勾结泗城、东兰年年劫掠田州，高潮阶段更是以4.5万联军攻陷田州，*掠男女16000余人，捕走田州岑氏官族包括岑氏祖母150余人，岑猛在李蛮的护卫下仅率数人突围，逃往归顺州。面对连年如此残暴的局面，两广督府和中央王朝一如既往地气定神闲，坐山观虎斗，等到1505年才发兵十万斩*岑浚，并将思恩州改土归流。而这时，岑猛已度过了近十年的逃亡生涯，其嫉恶如仇的性格、统一桂西土司的抱负，已然在这种腥风血雨的历程中生成。

岑猛回到田州后，朝廷立即露出了肢解诸路土司的本来面目，以“岑猛世济凶恶，致陷府治”为借口，将他“降为福建平海卫千户”，即刻上任；将田州降府为州，改土归流，即废除土司制度，朝廷派流官来统治，瓦解岑氏世袭领土。朝官指控少年岑猛的理由太荒诞，说他继承了岑氏祖祖辈辈的凶恶，等于污蔑一个善良少年一出生就有罪，一睁眼就是扫把星，因而“致陷府治”。消息一出，田州上下怒火滔天，目民“不忍猛去，持兵卫之”，拒绝流官入田，岑猛“迁延不行”，祖母岑氏“奏乞于广西极边率部下立功，以便祭养”。
这场危机僵峙了三年，终结于1508年九月，明武宗下旨恢复田州土官知府，降岑猛为土官同知，“掌印管事，待后*贼有功，奏来定夺”。危机的化解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在于朝廷内斗，岑猛受益：兵部尚书刘大夏曾要求严格考核勇士，为权倾朝野的大太监刘瑾所恨，所以当他被刘瑾扳倒罚戍肃州之后，其整改田州降徙岑猛的主张自然难以落实。地利指的是广西府江沿岸农民起义不断，朝廷要借助右江狼兵平叛，若强行改土归流定会得罪土司，得不偿失。人和说的是遇到了一批好官：前刑部主事暨广西兵部副使郑岳，依岑氏祖母所请，上奏请改猛于近地效力；广西布政司杨茂元、高友玑先后亲临田州，动之以诚，晓之以理，化戈为帛，以睦上奏，缓解了冲突。杨茂元，浙江鄞县人，终刑部右侍郎，他“遇事敢言，不媚权贵”；郑岳，福建莆田人，官至兵部侍郎，他“公平执法，清廉自守”；高友玑，浙江乐清人，官至刑部尚书，他“为官清廉，不附权势”。能遇到这些好官，是少年岑猛的福气。之后，朝廷的态度趋向和解，岑氏祖母遣人“贿赂内监刘瑾，以事上闻”，皇帝顺水推舟，终结危机。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岑猛祖母的*伐决断能力不在男人之下。瓦氏约在1512年嫁到岑家后，参悟了这一连串的悲惨事件，她以祖母为榜样，秉承贤能，协助岑猛对内“扶绥遗民”，训练狼兵，促进生产，对上“矢心报国”，奉调征战，屡立“军功”。但在对外关系上，夫妻二人意见不同，瓦氏主张先礼后兵，岑猛主张以暴制暴，以武力伸张正义，镇压其他土司内部的争袭、冒袭事件。瓦氏夫人一边演习《岑氏兵法》，造就虎狼之师，一边持家有方，侍奉丈夫十四年，见证了岑猛的刚直、忠勇与血诚，直至他被诬陷*害。
岑猛之死，是桂西封建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是明廷上下腐溃无能的集中体现。
岑猛被害原因有三。首先，封建王朝对土司的一贯政策就是：以夷制夷，勿使坐大。1512年，岑猛因平乱有功升田州府指挥同知，之后朝廷对他防范有加，除了年年奉调征战，出生入死，充当鹰犬，功劳归上官外，狼兵难获赏赐，岑猛官复知府原职、振兴岑氏门第的愿望无人理会。其次，上官们贪得无厌，总督府、镇守府、总兵府的官员及旗校“不得攫赂如曩时，于是浸润毁猛”，而岑猛针锋相对，既不阿谀贿赂，又公开抨击，骂他们猪狗不如，“吾何惮焉”；遭岑猛打击和惧怕复仇的诸土官，也经常诬告岑猛图谋不轨。最后，当时腐败官员好大喜功，玩弄权术，不仅脱离人民，而且也跟天朝离心离德，暗地里收集对岑猛不利的信息，寻机以岑猛为牺牲品，大开*戒，而泄私愤、树官威、邀大功。
机会终于来了。1523年，泗城州土目梁接（岑接）起兵*害了知州岑应一族，弑主冒袭。“于是南丹、那地、东兰诸州，合兵问其弑主之罪。”岑猛不甘落后，也率兵攻城，以暴制暴。梁接告急于苍梧军门，言岑猛无故兴兵；岑猛也上陈，列举梁接罪状。两广总督盛应期，苏州府吴江人，对事情了如指掌，但他是个贪官，接报后大喜，相信岑猛是巨富，“欲得厚贿”，便派心腹校尉“恐吓”岑猛：说他十年前在江西华林平乱时“纵兵抢劫”“卖路放贼”，获 “亿万”横财，装了十几船运回广西；说他干涉龙州内部事务，凌虐邻境，纠众攻打泗城州岑接，擅自兴兵，连拔六寨；说他在平思恩州土目刘召叛乱时故意晚至，暗庇叛贼，致都指挥孙震被抓……等等，意思就是拿钱消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不料岑猛分文不奉，还破口大骂，直指官场腐败，民不聊生。最后在瓦氏劝说下，岑猛冷静下来，写了一份辩诬状，让校尉拿回去复命：“华林之役，沿途缺粮，行兵抢劫，不独田人。而龙州赵相夺袭，应袭者赵璋，吾之外甥也，猛未敢言。政德十三年，镇守傅太监声言有诏给璋袭职，檄猛卫之，事由太监，非猛罪也。泗城岑豹，攻占利州，总戎诣责还所占地，豹不听，且又*知州岑颜父，复遂流言，又*安隆长官司岑琼、上林长官司岑瑶，据其地。历岑应、岑接之世，怙恶不悛。十六年，都督密饬近邻诸州会兵讨之，檄文犹存，非猛罪也。至蹂躏邻邑，缘邻邑先凌烁我，何独不问邻邑，而独罪猛也耶？刘召之役，李参将轻进失机，猛无罪，猛子邦彦亦无罪。愿军门察实而宥之，幸甚。”

盛应期得报，大怒，*机陡起，立即上疏奏岑猛“旦暮必反”，并与广西巡抚谢汝仪商计攻打田州，联名上奏征调事宜。不久，朝廷批准了。正当盛应期调兵遣将之时，有两位御史因其他的事奏他“暴虐”和“贿结权贵”，朝廷无奈只得把他调走，以都御史姚镆代之，并命姚悬赏金捉拿岑猛。姚镆，浙江慈溪人，以前在广西为官，知道岑猛无反心，儿子翰林修撰姚涞“亦以书谏请勿征”，而岑猛也送来了奏辩，心想应该以其他方式结案，便“缓师征进”。眼看岑猛就要逃过一劫，但不幸发生了一件事，又把岑猛推回了绝路：巡抚御史谢汝仪，浙江鄞县人，一天去总督衙门进见姚镆，按礼制须从掖门入，可他偏从仪门直入。姚镆不爽，当场令从官挡回去改从掖门入。谢汝仪觉得受了奇耻大辱，决定报复这位不给他面子的老乡，便设法查获了姚涞写给姚镆的信，于是诬蔑姚涞“受猛万金”，并扬言要将此信献于天朝。姚镆大为惶恐，事涉刚中状元的亲儿子，若跟岑猛扯上关系那还了得，为证明父子清白，只得“再疏请征猛”。
嘉靖五年，即1526年四月，两广总督姚镆以岑猛谋反为借口，命令沈希仪、张经、李璋、张佑、程鉴等五员大将，率十二万大军，由胡尧元监军，兵分八路，直扑田州。岑猛毫无准备，闻讯后匆忙设防，下令部下不要抵抗，不要*官军，并“裂帛书冤”，派儿子岑邦彦亲往军门乞察陈诉，但姚镆不纳，督兵急进。可怜一代少将岑邦彦，在从军门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