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为三星 堆出土文物中最为高大精美者之一。人像连同基 座高达2.62米，重达180公斤，体形细长，赤足 站立在方形底座上。该人像的双臂环抱在胸前， 双手中空呈持物状，据推测应为象征古蜀国身份 高级者的形象
这两尊人像手中所持之物到底是什么？或许在2号坑中出土的一个青铜神坛能给人们线索：在神坛上铸有大小两种人像，大者手握一瑞枝祥草，小者则手持前端呈禾芽状的玉璋。看来，这两尊人像或许就是手持此物，而他们高大的形体和冠冕，必然是其地位显赫的象征。这恰恰也在出土人像中得到了验证：在三星堆祭祀坑中还出土了多尊跪坐人像，和青铜大立人相比，这些跪坐人像小得可怜，最典型的跪坐人像通高仅13.3厘米，这尊人像头戴平顶双角冠，左腿弯曲，右腿单膝跪地，手按腹部，很像是在恭恭敬敬地向青铜大立人跪报，而在跪坐人像中有一尊明显地位低下，身穿右衽短衣，下身穿着犊鼻裤 （类丁字裤） ，显然只是奴仆。
除此之外，考古工作者还在两个祭祀坑中找到57件青铜人头像。这些人头像一般高40到50厘米，最小的一件仅10余厘米，造型比较一致：鼻子高大，嘴咧到耳根，眼睛呈斜三角注视下方，显得神态庄重。不过，这些青铜头像的头部却各有特色，有的是光秃秃的圆头，有的是平顶；有的人头像戴着回纹头冠，另一些戴着两角向上翘起的头盔，还有的像是将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上，等等。这些青铜人头像无一例外底部都被浇铸呈V字形状，显然是为了方便插入，所以专家推测，这些头像有可能是配合木制或泥塑身躯，也有可能是直接插在土台或祭坛上使用。
正是这些不同形状的青铜人像和人头像，向人们透露了古蜀国的一丝信息：这个文明很可能是一个已经产生了阶级分化的神权社会。古蜀王或许就如那尊青铜大立人一样，不仅在古蜀国拥有超群拔俗的地位，还在祭祀中负责祈福、祷告，集王权和神权于一身，而其他贵族只能在一旁跪着禀告，还有些奴隶只能打下手。而如此多祭祀用头像则透露出，在古蜀国人们重视祭祀的程度，一点不亚于中原的殷商，不过，从遗址中未发现人类牺牲痕迹来看，他们大概是用这些青铜头像人像代替了血腥的人祭吧。
正在三星堆博物馆中展出的金面青铜人头像。这些青铜人头像一般高40到50厘米，大都为浓眉大眼，高鼻阔嘴，洋溢 着粗犷豪放的风格，头像下部多为V字 形，推测可供插入祭坛或泥塑身躯使用。其中部分头像配有纯金锤锻的面具，仅露 出镂空的眼睛和眉毛，让人倍感神秘
偶然中发现蜀文化的生长点
位于成都平原西北的广汉毗邻成都，古称汉州。在离城区西7华里处有一个三星堆村。这个名字来源于当地有三个长约两三百米，呈圆丘状的黄土堆，突兀地矗立在当地平原之上，远望如夜空中一字排列的三颗星，故而得名三星堆。在三星堆的背面，隔河相望的月亮湾 （今真武村） 另有一个月牙状台地，两处恰好形成“三星伴月”状，被当地人誉为“汉州八景”之一。
三星堆文化中出土的玉戈，此玉戈类似玉璋，前锋凹入缺口较大，内刻飞鸟。 这种带飞鸟的玉戈形象组合具有三星堆文化特征，在蜀地之外罕见。 专家认为，三星堆中的戈形玉器应为祭祀中重要的道具，是古蜀人用以沟通天帝的中介物
1929年春，家住月亮湾附近的农民燕道诚因为天旱，打算和儿子一起将自己田地附近的一条淤塞的小溪淘浚一下。正当父子俩在这小溪之中掏挖淤泥时，突然挖到一个坚硬的石环，大吃一惊的父子俩费力揭开石环，发现下面是一个土坑，里面装满了各种玉器。自觉掘到宝藏的燕家人在惊喜之余不敢声张，将其掩埋回去，等到夜深人静之际才全家老小一起出动，将这一坑玉石全部运回家中。尝到甜头的燕道诚在随后一两年间又在附近四处挖掘，试图再撞到好运挖出财宝。
不过，燕道诚的好运显然是用完了，这次他不仅一无所获，而且父子两人还大病一场，差点死去。这场大病让燕家人深信是因为他们挖走地中宝藏，触犯了风水宝地的报应，便不敢再进行挖掘，还抱着“破财消灾”的想法将玉器广为分送。
发现三星堆玉器的燕道诚 （左） 和燕青保 （右） 父子。1929年春，他们在淘浚小溪时发现大批玉 器，从而揭开了三星堆考古的序幕
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这种迷信的行为，使得三星堆没有遭到破坏性挖掘，更让广汉有大量玉器出土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当地古董商的注意。经过一番炒作，“广汉玉器”成为成都古董市场的新宠，在社会上炒得沸沸扬扬，由此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最先对三星堆玉器产生学术方面兴趣的，是一个正在当地传教的英国牧师董笃宜 （V.H.Donnithorne） 。他从当地农民口中了解到燕氏父子挖掘出玉器之后，立即意识到其中的考古价值，便托当地驻军军官借来5件玉石器带回成都，交由华西协合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 （D.S.Dye） 鉴定。戴谦和在看过之后，认为很有价值，立即亲赴广汉对出土遗物的地点进行了初步考察。不过由于时局动荡，直到1934年，才由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籍教授葛维汉 （D.G.graham） 出面，会同当地县长罗雨苍对三星堆进行了第一次考古挖掘工作。不知道是不幸还是万幸，由于当地匪患严重，因此整个挖掘工作只进行了十天便匆匆结束，葛维汉等人这次考察发现了一些陶器、玉器和石器，并没有发现那些埋藏三星堆下古蜀文明重宝，使得这些国宝借此逃过了战乱和流失海外的风险。
虽然此次考古工作时间短暂，却是三星堆乃至整个古蜀文明考古挖掘的先声。事后葛维汉在《汉州发掘简报》中富有先见之明地认为：“我们考虑广汉文化下限系周代初期，大约公元前1100年，但更多的证据可以把它提前一个时期。”与此同时，参与此次三星堆考古工作的林名均特地给旅居日本的著名历史、考古学家，同样是蜀人的郭沫若寄去全套资料。郭沫若在研究之后，兴奋地回信指出：“如果将来四川其他地方又有新的发现，它们将展现出这个文化分布的广阔区域，并且肯定会提供更多的可靠的依据。”毫无疑问，此时这些考古大家们都已经预感到，三星堆就是他们一直等待的，揭露古蜀文明真相的关键所在。只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能将这座宝库从沉睡中唤醒，让世人一览上古蜀地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