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逃离家庭，然而她却以柔弱多病的身躯面对整个世俗，在民族的灾难中，经历了反叛、 觉醒和抗争的经历和一次次与命运的搏击。她的作品虽没有直接描述她的经历，却使她在女性觉悟的基础上加上一层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
她把“人类的愚昧”和“改造国民的灵魂”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她是在“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态的无情解剖中，向着民主精神与个性意识发出深情的呼唤”。萧红的一生是不向命运低头，在苦难中挣扎、抗争的一生，应该说直接影响其命运并引发她开始文学创作的是萧军的出现，并走进了她的生活。
1931年10月，哈尔滨的雪下得纷纷洒洒，街上的人往来穿梭，她孑然一身，饥肠辘辘，生活再次以最惨烈的方式逼迫她屈服。穷困潦倒的她选择投奔汪恩甲，她昔日的未婚夫。或许比之冷漠的家人，她宁愿相信这个男人一路寻觅而来的真情。他们在旅店住了半年，山穷水尽。
直到一天夜里，汪恩甲外出，从此失去了消息。
有人说，他许是遭到了不测，也有人说，他不堪困顿与压力，选择不辞而别。那时，萧红已有身孕。萧红从阿城逃到哈尔滨。在与汪恩甲私奔被抛弃时，她已经悲催地怀上了汪恩甲的孩子。一个女人，怀着孕被心爱之人抛弃。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违心地与汪恩甲一起住进道外十六道街东兴旅馆同居。因为汪恩甲欠着旅馆的钱，萧红还被旅馆老板当作“人质”关进了阁楼软禁。
萧红困居旅馆，处境艰难，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并因此结识青年作家萧军。萧军在旅馆里见到了惨兮兮的萧红，他心中的英雄主义情结激活了，他趁着松花江发大水，帮助萧红跑出旅馆，逃到他的住处。两人开始六年的同居生活。他们有过快乐时光，你弹琴我唱歌，你创作我誊写，一块面包两人分着吃，穷风流，饿快活。两人一见钟情，互相爱慕。裴馨园、萧军等人给了萧红很大的帮助。
1932年8月，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萧红得以离开旅馆，摆脱困境，到裴馨园家暂住。不久她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道里新城大街（今道里尚志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生活非常困苦。但他们患难与共，感情融洽。
贫困如影随形。两人没有固定收入，饥一顿饱一顿，有时候好不容易得个面包，萧军三下五除二把面包掏成空壳，还没等萧红吃那个空壳，他又伸出铁钳般的手指把空壳拧去几块，萧红饿得两眼发花，她问“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多年后，萧军依旧记得当晚第一次见到萧红时，她的落魄模样：她身上只披着一件蓝色已褪去的单长衫，开旗有一边已经开裂，膝盖露了出来，小腿和脚都是赤裸的，还蹬着双破旧的女鞋。这副形象用“落魄流浪女”形容，委实不为过。
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不断地尝试创作。由于她过人的天赋，她创作的作品，竟很快超过了萧军。有时候，萧红甚至会给萧军的作品提意见。这让萧军无法忍受，他极力贬低萧红的女性价值，说萧红是个没有“妻性”的人，也不愿承认这个他拯救出来的落魄女子写作才华超过他。
萧军眼里，萧红一直是那个在小旅馆里等待自己救助的女子，怎能凌驾于自己之上？对于这些，骆宾基的《萧红小传》里提到了一个细节，出处很可能来自萧红临终前的口述。一天夜里萧红躺在床上，听到萧军和友人在外间愉快闲谈，萧军对友人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
友人也随声附和:“结构却也不坚实！”
那种轻蔑的口吻让萧红甚是心寒。
每个女子都渴望得到心爱之人的认同，尤其在自己作品被所有人认同时，唯自己心爱之人却嗤之以鼻，这种难受，让萧红几近窒息。直到几十年后，诗人牛汉夸萧红的文字比萧军有感染力，年近七十的萧军仍然大喊大叫，表示不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