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关注的是个人的决定、行为及这二者带来的结果，由于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所以潜在构成了一种“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放在故事开端，能很好制造悬念和矛盾冲突，继而引起观众浓重的观看兴趣，一部剧作成功与否，与叙事开端的精彩程度有莫大关联。
赵冬苓在创作中，通常在开端便将主要人物性格的不同、观念的差异及中心矛盾呈现出来，交待叙事逻辑的同时，将悬念一层层摆在观众眼前，吊足观众的“胃口”。
电影《小小飞虎队》开场便塑造了一个体型肥胖、胆小自私的大壮，而恰巧就是这个不聪明的大壮发现了受伤的共产党特派员，并临危受命要将情报传递给城中的飞虎队。虽然大壮成功“忽悠”了虎子和小银与其一同进城，但三个稚气未脱的小子能否将情报顺利送至城中，他们该如何面对日本官兵的围追截堵、如何在不认路的情况下找到县城找到老洪，是否会因为贪玩或者害怕而将情报泄露，而城中的飞虎队员又将如何找到三个孩子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编剧在影片开端便抛给观众的引子。
而这所有的疑问主要来源于儿童如何抗日这一母题，儿童该如何抗日、儿童该不该抗日，这是最大的悬念和疑问，带着这样的疑惑，一部关于儿童抗日的影片徐徐展开。
电视剧《安居》的主要人物是征拆“五人组”，围绕棚户区改造这一主题，第一集中性格迥异的五位主角便一一登场：不喜欢体制约束、向往自由的张家旗被任命为征拆组的二组长，在领导前妻的“逼迫”下无奈走马上任；第二位出现的小组人物是富二代凌珊，大小姐脾气的凌珊在女厕所见到“走后门”的张家旗，二人第一次见面，凌珊心中便将张家旗定位于“流氓”，一个是在下属面前颜面扫地的组长，一个是娇生惯养自我意识强悍的组员，二者之间的戏剧冲突极具看点。
第三位出现的组员马倩，是出身于北梁棚户区的普通女孩，马倩捡到凌珊丢失的手机，想要归还失主却被凌珊嫌弃卫生间的不干净，张家旗得知马倩家住二组的征迁范围，为征迁方便，带着凌珊去一组“要兵”；张家旗与凌珊下楼之际碰到年迈多病即将退休的杨老师，谈话中得知，杨老师也是二组的征迁成员。
见到这一二三位组员，张家旗所有的寄托只能放在城管队长黄明身上，当张家旗兴致冲冲找到黄明时却发现，黄明不仅不威武霸气甚至是被小贩欺负而不还手的老实人。这样一个由“老、弱、病、奇、怪”组成的征拆小组充满了未知的不确定性，五人组会如何征迁又能否征迁成功，带着这样的疑问，不自觉之间观众便被吸引其中。
电视剧《三个奶爸》一开场，男主角余铮对着妻子陶雨桐一遍遍地练习如何向老板“催款”，陶雨桐严肃地坐在余铮面前，手中拿着“审判锤”纠正余铮的说词，从两人的台词中清晰可见二人截然相反的性格,余铮：“你总不能一上来就跟人家谈钱吧，你总得跟他探讨一些，什么人生的理想啊情怀啊……得有点虚头巴脑的东西是不是。”
陶雨桐：“我告诉你，法律上不承认情怀和理想是支付手段……你不好意跟他要钱，他就好意思不给你，你到底会不会骂人啊。”看似夫妻间简单的对话，却给观众无限遐想，余铮到底会不会骂人？余铮能不能要来钱？答案显然是不能的，陶雨桐对余铮软糯地性格失望到极点，二人签署离婚协议，观众产生新的疑惑，余铮和陶雨桐真要离婚？
男女主第一集就离婚，后面二人能否复合？余铮在陶雨桐搬离后，一时气愤出租了房间，租客是顶着一头泡面刘海发型的北漂歌手，此时的余铮已经后悔发布出租信息，夏峰能否租房成功？能言善辩的夏峰和老实木讷的余铮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富二代张一男一出场便是典型的纨绔子弟作风，夏峰为“挣钱”将烂醉的张一男带回余铮家中，张一男真会是夏峰的摇钱树吗？张一男的的出现又会对余铮的生活带来怎样的麻烦和颠覆？
三个男人是一台喜剧还是悲剧？开场戏给观众抛出诸多疑问，使观众会带着一种求知的猎奇心理不断深入。
可见，叙事开端是否具有吸引性对一部剧作而言十分重要，开端中事件以起承转合的规律叙述比直接叙事的方式要更具吸引力，戏剧的张力表现在事件、人物等冲突和悬念上，如何制造悬念、吸引观众，是剧作者在创作时要精心构思的要事。
剧作成功的重要之处不仅是有引人入胜的叙事节奏、离奇生动的故事内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尤为重要，千百年来，关于故事情节和人物哪个更重要的讨论依旧争辩不休。麦基在《故事》中总结到“我们无法问哪个更为重要，结构还是人物，因为结构即是人物，人物即是结构。它们是一回事，并不存在二者谁更重要的问题。
由此可见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立体、饱满的人物形象能使观众更好的进入故事记住故事。赵冬苓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着重挖掘人物内心的真实情感，将人物的内心*同现实矛盾相结合，塑造出具有多维度的立体人物形象。
以往剧作中的英雄人物大多是出身高贵、文武双全有着大智慧大谋略的人物，这样的英雄有着普通人所触及不到的高度，只能敬仰和远视。赵冬苓剧作中的英雄人物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是由大地由农民生养的儿子，“接地气”的英雄、“泥腿子”出身的将军，不是赵冬苓首创的人物塑造模式，《亮剑》中的李云龙、《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等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将军形象，却比传统的影视英雄人物更受欢迎。
在人物塑造的对照和反衬中进行人物深层性格的揭示，对主要角色而言是一条基本原则。有着高大全特征的英雄人物，到故事结尾依然是故事开始时的样子，有着崇高信仰、无私奉献、品质高洁、料事如神的形象，这个英雄不可不谓之英雄，但却是个乏味、扁平化的英雄形象。
电视剧《中国地》中的赵老嘎，是一个像李云龙、姜大牙一样出身底层的英雄，不同的是赵老嘎比之李云龙、姜大牙要更加封建更加顽固。故事开场中，赵老嘎的眼中只有清风岭这一片地，保住清风岭、保护家人是赵老嘎最原始的抗战动力。
封建并不是一个褒义词，但赵老嘎的封建里有着浓厚的江湖气息，大儿子永志带来鬼子攻进沈阳的消息，得知万余名国军全体撤退放弃抵抗，赵老嘎脱口而出“老百姓交粮纳税，养活你们干什么呀”“一万多人让四五百人给打了，那不废物嘛”，一个脾气急躁却又善恶分明的人物形象一下显现出来。
到赵老嘎和结拜兄弟截走撤退国军队伍的武器、商量抗日为止，赵老嘎的形象是一种正义且冷静有谋略的农民形象，他的冷静谋略具体表现在永志情急之下口不择言时，先是训斥儿子不懂事，继而恭敬地称长官是好人，用以退为进的方式要取武器；在分武器是让两个兄弟先挑，冷静的分析地理环境来商量抗战方案等等，这些事件体现出了赵老嘎的智慧。
如果赵老嘎单纯地是一个胸怀大义、精忠报国的山大王，那便失去了人物精彩的戏剧性，编剧一面为观众展现赵老嘎的正义智慧，一方面将赵老嘎的封建顽固表现的淋漓尽致，他不喜二儿子软糯的性格，对其不分青红皂白打骂。
在王先生劝说熊旅长之后，不由分说将王先生带至清风岭，一边说着尊重读书人要王先生当军师，另一边又霸道地将王先生捆绑防止其逃走；一面决心抗日，另一面却是“这小日本子不惹咱们，咱们就不惹他”，此时在赵老嘎眼中，清风岭以外的地方不归他管，他要做的是护住清风岭，仅保一方平安。
赵老嘎独断专行，做事自我，有着强烈的大男子主义。一面是有血性的爷们，另一面却愚昧无知、蛮横霸道，一正一反两种人物特质交缠在赵老嘎身上，这使他的成长过程极其艰难。这样一个人他的思想要转变要进步，必然要经历鲜血的淋漓。
在抗日过程中，赵老嘎身边的亲人和兄弟接连牺牲，在生命面前，赵老嘎的观念慢慢转变，他开始认识到清风岭是家而以外的地方是国，无国何来家，赵老嘎的抗日不再是单纯的保护家人家园，逐渐上升到民族大义的层面。赵老嘎这个人物形象可以说和完美和高大上沾不上什么边，却能触动观众的内心，英雄不一定是完美的大人物，有缺点有毛病的普通人更能引发强烈的共鸣。
电影《北川重生》中，无论是援川的李振河、孙学林还是北川当地的宋更、韩慧等人，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无法预控的天灾给人带来的伤害甚至比战争更为残酷，地震摧毁了不仅是居住的家园还有精神和心灵的依托，在不断地余震中，援建者们冒着危险前进。《北川重生》所塑造出来的人物，并不是“假大空”的光辉形象，每一位参与灾区重建的同志，不仅是北川和国家的英雄同时也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是某人的父母、丈夫、孩子，他们亦有着自己的家庭、情感问题。
作为指挥官的李振河，上有患病的八十老母下有面临高考的女儿；铁人一般拼命救援的孙学林刚与妻子离婚，并身患癌症；单身母亲韩慧一心扑在救援上，自己的儿子却在废墟下被埋了整整三天；寡言少语熟悉地形的宋更，自责于震前对妻子的伤害。
每一个英雄背后都有着无奈和感伤，但在需要帮助的北川群众面前，他们义无反顾地离开温暖舒适的家乡、忍下内心的悲痛。影片中孙学林为使发烧的灾区儿童顺利输液，为其打伞举吊瓶在雨中输液，在孙学林调离的时候，灾区儿童将自己的腊肉送给孙学林的一幕令人动容，援建者用坚毅的身躯守护着每一位灾区群众，在灾区群众心中，这些英雄值得最好的回报，哪怕这回报仅是一块腊肉，它“拉”起的是心与心的距离。北川的英雄们不仅有着刚硬无畏的精神，更有着细腻动人的情感。
参考文献：
- 张智华：《电视剧类型》[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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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云峰：《戏剧人物的动机与行动》[M]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01.
- 刘烨原：《电视剧批评与欣赏》[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05.
[5]贾磊磊：《中国电视批评》[M]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