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刀郎的《罗刹海市》火遍全网，带着好奇心听了几遍，只奈乐盲加文盲的我，既说不出旋律好在哪，也理解不了歌词深意。没读过蒲松龄原文，借助网络评论，才对这首歌有了一知半解的了解。
二十年来，我一直认为我算是半个刀迷，去KTV,必唱刀郎的歌，理由很简单，那就刀郎的歌好听，而且还能跟着哼唱几句，共情产生的共鸣，让我感到刀郎和我离得很近。虽然我也喜欢听刘欢、周杰伦、李健、田震、龚琳娜、顺子、云朵、那英、邓紫棋、薛之谦、张杰、华振宇、胡彦斌等歌手的歌，但在我心中，他们就是歌星，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就是歌星与草根的距离。
当歌坛冷不丁冒出一个刀郎这样所谓的草根歌手，顿有“一伙的”感觉。《2002年的第一场雪》，当时听了多少遍已不记得了，总觉得刀郎的这首歌不能称之为歌，而是在用语言和我分享他所处的情和境，引用某位歌坛大咖的话说，“刀郎的音乐不能算是音乐”。顺便提一嘴，说这话的大咖，我还真没把他的歌视为“作品”，因为我历来反感那些在西方哲学影响下孵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无病*、躺平摆烂的所谓“作品”，受几千年中华传统哲学思想熏陶，我觉得中国人就该唱中国人的歌，唱出中国人的味道。而刀郎的歌，很中国。
年轻时，正遇西方、港台音乐在大陆开始流行之时，初听邓丽君的歌，感觉耳目一新，就觉得优美好听，不知不觉中，似乎骨头都在慢慢变软，原本积极奋发的精神意念也在慢慢消退。在听过百首西洋轻音乐、交响乐后，感觉西方音乐才叫“雅”，一时间觉得得自己原本是那么的“俗”，甚至觉得我们的本土音乐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堂。在选修《音乐欣赏》课时，我从来舍不得缺课。毫无疑问，彼时的我，就音乐欣赏而言，贴上一张“崇洋媚外”的标签一定不冤枉。一度觉得，听着邓丽君的歌、听着西洋音乐，吃着西餐、喝着咖啡，才是“高雅”，才是“脱俗”。
大学时代的某一天，看到学校礼堂有郭兰英老师来校讲座的海报，那自然是要去听的，只是提前半小时去礼堂时，已座无虚席，无奈站着听完了郭老师三小时的讲座。在郭老师的此次讲座前，我也曾听过十数位国内大艺术家的讲座，但对我当时的“崇洋媚外”之心的触动有限。郭老师这次讲座中有一句话是却促动了我，她说“文艺的生命根植于人民群众，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就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在今天看来，一些人一定会用“洗脑”来形容，不过那时候还没发明“洗脑”一词。
郭老师的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比较空泛，但结合她讲座中的具体内容、事例，如慰问边疆战士，经常是站着清唱几个小时的歌。课后我又听了几遍《绣金扁》，郭老师是含着热泪唱的。感动之余有了触动，于是我对自己出了一个思考题：东西方艺术是否存在哲学思维差异，各自的传统文化对艺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当然这个题目对于当时20岁的我有点大、有点深。但不管题目多大多深，它不影响我作哪怕是最肤浅的思考。于是，我开始对西方艺术、音乐及港台音乐的歌手、词曲作者、作品时代背景等进行了多方面的了解，同时重新温习了若干遍《黄河大合唱》、《东方红》、《江姐》、《白毛女》等国产音乐巨作，还包括多部经典的现代革命京剧，同样对这些国产作品的时代背景进行了必要的了解，甚至扩展到中国近现代代史。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通过对包括音乐在内的东西方文化艺术的比对后，我发现东西方文化艺术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更不存在雅俗差异，所有东西方艺术作品，只要结合作品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背景，都能品出其中的优雅或粗俗，都符合各自的哲思规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有着特定时代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作用。于是我逐渐形成了一个朴素的艺术哲学观，那就是：文化艺术包括音乐，就是为时代、为社会、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载体，凡有利于时代、社会、统治者的文化艺术就是优的、雅的，反之就是劣的、俗的。将边沁、密尔的功利主义哲学套用到文化艺术领域，竟是严丝合缝。
比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之所以能称为传世大作，那是因为他的作品符合罗马教廷的统治需要，如果达芬奇当时画的是《放下你的鞭子》，我敢说，不仅不可能成为传世优秀作品，反而会落得和布鲁诺一样的下场；同样，但丁的《神曲》，在当时和今天来看，毫无疑问算是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但如果早一百年问世，他的作品乃至他的躯体都将尸骨无存，还奢谈什么艺术？依仗近代以色列人的经济成就和国际话语权，《大卫》成了不朽之作，如果将该作品置于明清乃至民国时代的中国，不被砸碎算是最好结果了，更别说和文化艺术沾边了；再比如，没有法国大革命，罗丹的《思想者》一定啥也不是。
这里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学过欧史或西方艺术史的朋友可以自行脑补。当然，有兴趣研究艺术哲学的朋友，还可进一步思考：国家经济强弱和文化的关系，国家军事强弱和文化的关系，现代艺术和资本的关系，古希腊古罗马艺术地位的支棱者是谁，阿拉伯人的文化和伊斯兰教的关系，古埃及古印度文化为何会消亡，古巴比伦有没有艺术，为何文艺复兴运动会发生在意大利，艺术美感和文化先进性该由谁来定义判定，玛雅文化该赋予何种地位，最重要的思考题：中国文化该如何走向世界？东西方文化的哲学观差异有那些。
再回到本土音乐方面来谈，当年李谷一老师首先在国内开创气声唱法时，我觉得非常好听，并无违和之感。我认为关键不在于歌手的唱法、技巧，从道德经道法术器的自然层级角度来看，唱法、技巧只是术器层级，远达不到道法层级。
而现在却有许多音乐界的大咖名人，总喜欢或只是停留在音乐的低层级上来评价音乐作品和音乐人，把那些没经过术器培训的音乐人称为草根音乐人。比如评价某歌手时，习惯把唱法、技巧、旋律等同于艺术和美感，比如某大咖对刀郎的评价，我觉得这些音乐界的大人物们，恰恰是地道的艺盲或乐盲，他们真该好好学习思考一下什么叫艺术，什么叫美感，艺术、美感的本质要件是什么，如何把艺术、美感提高到道法层级。至少该思考，地域、地理、气候、文化、习俗、宗教、经济、人文、主客体社会地位等因素，对艺术、美感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艺术、美感的本源之道是什么？
当然，音乐之道、艺术之道也不是这些人能理解或参悟的。比如，这些音乐权威们有没有思考过，生活在非洲、中美洲的人能不能创作出类似《斯卡布罗集市》、《三套车》这样的曲调；迪斯科有没有可能在沙俄流行；Rap有没有可能成为北欧流行；我国东北或南方地区有没有可能流行《茉莉花》；东北二人转会不会受广东人喜爱；各少数民族的音乐特征为何迥然不同？音乐创作室安在草原上和安在都市中，对创作者的灵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罗刹海市》里那句“勾栏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说的实在透彻！说的就是这些业内专家权威，其实啥也不懂，还威风八面去评价指导他人。我不敢想象，我们的本土乐坛如果长期被这些艺盲乐盲霸占并引导主流音乐，乐坛的未来会怎样？
我孩子也是半个乐迷，小时候带他听周杰伦演唱会，他每次都会激动地喊破嗓子。大了以后，虽然歌唱的马马虎虎，创作能力也尚可，但我坚决反对他把音乐当饭吃，无奈下他选择了数学。当我以选秀导师的口吻问他，你的音乐梦想是什么？答：自己高兴就行。还好，貌似还没误入歧途。
其实我清楚，选秀节目导师问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无脑虚伪的问题。如果你认真作答，答案也一定是无脑虚伪的。因为现在的音乐界，早已受西方文化的侵蚀污染，资本正悄然成为衡量艺术水准的判官，大众只保留爱听或不爱听的选择权，再不是艺术评判人。音乐人想要在当今的互联网流量时代出人头地，努力的顺序是：1.会处世，讲艺德，积累人脉；2.懂网络，搞清流量变现途径；3.懂心理，分析受众心理并找到与他们的共情点；4.懂政治，时刻关注国家文化导向；5.制定发展规划，包括创作、演绎、包装、推广、流量等；6.寻求资本参与。如果你不按此努力，就想着把歌唱好，等着某天突然无因爆红，也不是不可以，但成功概率定低于百万分之一。
记得不久前，我问孩子有个叫什么什么的流量歌手水平怎么样？他说：垃圾！这说明现在的音乐圈还有值得我们欣慰的地方，群众的审美能力依然存在，尤其是后生可畏的2000后。这次刀郎能再次受民众热捧，说明培植本土音乐生命力的土壤依然肥沃。
近十多年来，每当提起或谈到音乐，郭兰英老师的《我的祖国》、《南泥湾》、《绣金匾》就能在耳边响起。每次听任何版本的《绣红旗》、《红梅赞》，悲情慷慨的旋律总能直击心扉、催人泪下。以前看闫肃老师当比赛评委，对这“老头”总不以为然，后得知闫肃老师是歌剧《江姐》的主要词作者时，顿感称其为“老头”属大不敬，从此闫肃老师在我心中的称谓成了“老人家”、“老艺术家”。老人家去世后，悲伤之余我在盼，新一代的闫肃老师何时能再现？前不久我在网上看到一首我认为的优秀作品——rap《197653》，可惜不够热，多希望音乐界的权威们能予以关注推崇，当然我清楚，资本多半是不同意的。
此次刀郎的《罗刹海市》爆火，其实我是忧大于喜，喜是因为我这样一个农民刀粉，看到他新作问世并受到热捧，证明自己的审美观还有些许残存，至少能自称是个有一定审美鉴赏能力的农民，还有就是因为刀郎敢于在他的作品中对现实社会的某些现象进行讽刺批判，算是开创了讽刺批判音乐的先河。
忧的是，对现象的讽刺批判，毕竟是消极的，相应的作品也只能是消极的。虽然我理解，受排挤打压后出于聊斋陋室的作品，消极是正常的，他就是一个纯粹的音乐人，不是悟道徒，做不到“无所谓”。即便作品大火，也未必快乐。讽刺批判，风行于明清时期，用我们农民的话说，叫做“发牢*”，现代一点，叫“吐槽”，如果发牢*、吐槽是一剂疗伤良药，那明清也不至于不足三百而亡。
所以，为维护刀郎在我心中的偶像地位，还请有些网友慎称刀郎为现代鲁迅。牢*、吐槽，只不过是对于某些现象的揭示批判，本质上对解决问题并没有实质性的积极作用，音乐界乃至其他领域，从来不乏发现和揭示问题的人，我们不该仅仅为刀郎发现和揭示问题而产生的共情而激动，更不宜把刀郎抬高到“神”的高度，我更愿意把他称之为和我一样的良知尚存的人。只不过他从事的是音乐，我从事的是刨地，他贡献大，我贡献小。
十多年前，当文艺界、娱乐圈不断爆出各种乱象时，我曾试图去剖析产生这些乱象背后的原因，为此又认真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中还真找到了原因。那就是当下的文艺，已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背离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教员文章思想可高度概括为：1.文艺应该为群众服务；2.文艺如何为群众服务。教员最反对的是，文艺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封建地主服务，文艺工作者必须体现出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
中国革命史告诉，我们的文艺就因为立足于为人民大众服务，才取得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建立后，文艺建设也一直坚持以教员的思想为核心。从政治法角度看，我们的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不知从何时起，一些文艺界人士以及一些所谓的公知，有意无意地把文艺界篡改成了娱乐圈。
娱乐是什么？娱乐是基于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哲学观产生的一种自由状态，用农民的土话说，就是“我快活就行”，国家、民族、社会责任与我何干？与艺人何干？赤裸裸的现象是：歌者和受众间，就是买和卖的关系，一个想象的晚清场景：公公把一沓钞票甩在艺人脸上，大喊“给爷乐一个”，艺人从了。
我从不否定艺术商业化、资本化，毕竟艺人也要吃饭，也有勤劳致富的权利。但我不赞同纯粹的商业化、不讲艺德的商业化、违背社会公德的商业化、脱离群众的商业化。从本质上说，艺术商业化和艺术公益化之间并不矛盾，如当年常香玉通过商演为志愿军捐飞机，就是值得称颂的典型案例。如韩红、刘德华、古天乐、刘亦菲、赵丽颖等，就凭他们的艺德和社会责任感，用卖一年口粮的钱去支持他们，我觉得值！
很久没听到有人用人民艺术家来称呼文艺界的翘楚人士了，取而代之的是歌王、歌星，哦，还有一姐、一哥、老师等等。当娱乐圈、演艺圈“成功”取代文艺界后，人民成了粉丝，艺术家成了明星。有违传统美德、社会公德的暗黑事件，在圈中层出不穷，不断充斥我们的眼球，还都成了资本和一些唯利是图UP主用来圈钱的香料。
我本该疑惑：这些和艺术毫不沾边的暗黑事件和人物，如谁和谁结婚了、离婚了，谁劈腿了，谁当小三了，谁和谁幽会了，谁被潜规则了等等等等，为何总能登上热搜，甚至大火特火，这和我一个农民有关系吗？没有疑惑的原因是，我早就清楚，一些媒体热衷于曝光此类暗黑事件，表面上是为了流量，为了圈钱，而实际上，是有黑手在背后授意操控这些媒体，旨在通过以点及面的抹黑，消除文艺保有的精神营养，以令善良的群众对“乌烟瘴气”的文艺界产生反感，从而丧失对艺人的尊重和信任。
实际上，在美国，此类事件更多更黑，但长期旅美的华人有几人见过美国媒体作过披露？那是艺人的个人隐私，谁敢违法侵权，谁愿罚款坐牢？出于对外文化侵略、文化殖民的需要，美国很清楚，艺人在其战略体系中的身份地位，他们代表的可是国家形象，是文化侵略、文化殖民的主力军，那是不能碰也碰不得的。正因为我们的敌人十分清楚这一点，这才将此作为文化侵略、文化殖民的一种手段。我们都清楚，文艺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当文艺界被抹黑、被污名、被搞乱，成一潭死水脏水时，还会有思想营养、艺术营养吗？除了吃个瓜、图个乐，还有何意义？
同志们切身体会到的有，吴京的战狼作品，从没摆脱过敌人的攻击，找不到吴京的脏材料，那就把唯票房论的帽子扣他头上，把他描述为恶意打爱国主义之名，行捞钱圈钱之实的夏洛克式的商人。本来，买票观影并接受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是市场经济下文艺产业化的正常消费行为，但在攻击者键盘下，吴京却被指责为唯利是图的骗子艺人。当你跟着节奏否定吴京，不再对他的作品感兴趣了，他们就已经完成了文化入侵的战前准备。
接着就是文化输出和文化占领，大家觉得像不像美军一以贯之的大炮轰、步兵冲的军事战术，听起来，这种战术愚蠢又呆板，在上甘岭还因此掉过25000颗人头，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颜色革命中，却百试不爽。橙色革命、天鹅绒革命、紫色革命、阿拉伯之春、巴西之秋等，都轻易取得成功，且入侵成本极低。同志们最清楚的是，1991年，冷战的另一极苏联也轰然倒塌了。有兴趣的同志可以查阅一些相关资料，了解一下过程、手段和结果，结果无一不是惨不忍睹、民不聊生。我们不妨关注一下1990年代以来，美国针对我们都干了些什么，不说别的，那个在某档选秀节目中，称谁唱刀郎的歌就封*谁的高晓松，大家还记得他是如何美化美国文化、否定本土文化的吗？
文化入侵的形式是多组织、多方位、多样化的，本文不再一一列举，单说好莱坞大片。大家在观后是不是总能觉得故事精彩生动、演员阵容豪华、拍摄水平高超、画面震撼、制作精良？引进好莱坞大片早期，我也看过十几部。2010年前后，我开始了自我抵制行动。不为别的，只隐约觉得：在无声无息中，敌人上来了，而且不加遮掩。
《阿甘正传》，如不加思考去观影，可以说是一部不错的作品，它讲述的是一个美国底层百姓通过不懈奋斗，最终得以改变命运完成逆袭的励志故事，可以说正能量满满。但稍加思考后，发现这个故事和一百年前发生的那些美国故事竟惊人的相似。
二十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正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最鼎盛的时期，推崇个人奋斗，个人英雄不再是此前舞刀弄枪的西部牛仔，而是卡内基、洛克菲勒、范德比尔特等叱咤全美的经济人物，1929全美经济崩塌后，胡佛坚持的基于亚当斯密理论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受到严重冲击，引起美国人民严重怀疑和强烈不满。
罗斯福接任总统后，选择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实行新政，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画上句号。后二战爆发美国参战，美国经济终于彻底走出了危机，二战结束后，由国家主导经济的宏观经济理论又坚持了三十多年，期间的美国政府是最富有的时代，以至于除冷战外，他们到处侵略，是全球战争频繁的一个时期。
用农民的话来比较两种经济理论，就是前者个人主导经济，个人有钱，后者国家主导经济，国家有钱，同志们是否还记得当年的公知们的小ZF大ZF之说？，就是想让我们捧美国的臭脚，去实行曾被美国证明并完全失败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使美国可以轻易在经济上击败我们。小ZF大ZF之争，本质上就是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政治斗争。想要用小ZF战胜大ZF，并非易事。
所以里根政府需要首先从意识形态上给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洗脑，这就是《阿甘正传》隆重登场的背景。同志们观影后是不是觉得，个人奋斗、个人逆袭也挺好，一个底层残疾人尚能成功，何况我们身体健康有手有脚。
有这种想法，你就在不知不觉中着了道、中了毒。在政治哲学上，这本来是个极为简单的辩证法命题，就是国家强，个人才强，还是个人强，国家才强的辩证关系。美国以及那些鼓吹小ZF理论的公知，他们想的就是全世界人民都能接受他们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达到国家竞争成为个人竞争的目的，同志们设想一下，世界上有那个国家单打独斗能是美国的对手？前苏联不到十年被彻底击溃的教训，犹在眼前。实际上，了解美国的同志不难看出《阿甘正传》中胡编乱造、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是不是应该称之为“神剧”。但不管是不是“神剧”，只要美国百姓相信，世界人民相信，敌人发起的这场意识形态战争就已经赢了。
再看《拯救大兵雷恩》，一部人本主义宣传片。许多同志观影后会不会觉得：美国不错，对一个普通士兵的生命能如此重视和尊重。不难想象，美国人看过后，定会为生活在这样的国度而自豪，年轻的美国人甚至还会因此产生参军的冲动。从美国意识教育角度说，必须承认这是一部优秀作品。但我们如果加深一步思考：既然那么重视一个普通士兵的生命，那为什么要在朝鲜、越南送上十余万美国人的头颅呢？为什么要在世界各地挑起战争呢？如果我们不去思考，生命至上的美国生命价值观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被我们接受了？
再如，美国的《父辈的旗帜》和日本的《硫磺岛家书》，同一事件，两部电影，分别描绘了硫磺岛战役中的美式、日式英雄和美式、日式人性。如果我们足够了解硫磺岛战役的时代背景和美日两国文化以及战役经过，我们就不会只对战役本身及主要人物作肤浅的解读，如果我们真信了栗林忠道人性的美化描述，我们就可能对南京大屠*产生怀疑，难以相信三千五百万同胞会惨死在日寇屠刀下。
虽然敌人的文化侵略手段低劣、形式简单、战术单一，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轻视他们，我们必须搞清，每一枚意识形态炮弹的轨迹、落点、*伤力，同时设法拦截摧毁，必要时端了他们炮营。如高晓松苟苟营的覆灭就是个极好的战例。至少我们的乐坛和歌手刀郎少了一个猖狂的敌人，少了一个明目张胆攻击五个一工程的伪军。
关于美国对外的意识形态侵略，源头可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标志是设立于1890年代初诞生的芝加哥传播学派，传播学派的原本目的是为了拯救美国日渐衰落的一盘散沙状国情。自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二十年中，美国经济高速经济发展，但南北矛盾依然存在，内战分裂风险依然存在。
体现在工业化的北方和农业化的南方在进行经济交易时，政策明显倾斜于北方，南方诸州的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南北经济利益严重失衡。
加上在西进运动中，南方诸州不仅利益寥寥，反被被北方撬了大批黑奴，就是今天许多公知鼓吹的美国黑奴解放运动。实际上，这些黑奴虽然在形式上得到了解放，摆脱了奴隶枷锁，但在资本家工厂，他们不过是换了一副枷锁、换了一种圈禁手段。因为等同于童工的微薄收入使黑人工人一旦离开工厂，将活不过一周。而且劳动时间、劳动强度远大于他们在南方当奴隶时的劳动强度。令非洲裔人更为不满的是，新奴隶中还包括那些在南北战争中被北方骗去扛枪卖命的有功黑奴。
表面上看，《解放黑人奴隶宣言》、13号宪法修正案也算“华丽”，但事实上，黑人得到真正的形式解放，则是一百年后在马丁路德金努力下，以取消种族隔离为标志才得以实现。因此，19世纪末的美国，种族矛盾相当突出；加上当时日益加重的劳资矛盾、性别矛盾、移民矛盾、贫富矛盾，不夸张地说，彼时的美国随时都可能分崩离析。于是，芝加哥传播学派的精英们按联邦政府授意，开始了全美洗脑运动。强化完善包括总统、公民、学生宣誓等形式在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大力宣传美国式形而上的民主、自由、公平，使国民逐步产生国家优越感、个人归属感和自豪感。效果如我们所知，他们成功了。
二战结束后，当美国长臂能触及到大半个地球时，他们将在国内取得成功的洗脑模式开始复制粘贴到世界各地。如前所述的颜色革命，他们几乎都成功了。客观说，这种美式洗脑的能量是不容小觑的，效果也显而易见。所以，对近几十年中出现的那些崇美恨国公知，我们不能简单把他们归类为坏人、蠢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比我等农民聪明，他们只不过是文化战争中被敌人俘虏并变节的意志薄弱的可怜人，充其量只是当作敌人打出的一发炮弹，真正的敌人是操炮手、装填手。
作为中国人，和许多同志一样，我从不惧拥有各种先进武器的美国军队，70年前我们就能打的他们满地找牙，更何况强盛的今天。有时候，当我每每看到美国智库发布的各种兵棋推演结果时，就觉得这些推演机构实在蠢得可怜，我很想知道，按他们的推演软件和方式，对当年志愿军出兵朝鲜作一万次推演，结果会是什么？同样，我也不惧怕他们的NGO、文化间谍、文化伪军。我只怕我们自己的国民觉悟挡不住敌人的文化炮弹，所以我才会用两天时间来写本文，目的是想让同志们多少了解一下我们的敌人。
回到《罗刹海市》话题中，我建议同志们跳出就事论事的思考范围，做一些扩展思维。至于刀郎这首歌是什么意思、什么目的？影射报复了谁？这些问题都不重要。作为一个被国家认可的优秀艺人，能创作出那么多音乐精品，相信以他的格局决不可能是为了泄私愤并期望一个快意恩仇的结果。在一场浩大的文化战争中，又鸟、马户、公公只是微不足道的虾兵蟹将，不必高估他们的*伤力，我们要进行的是一场涉及整个文化领域的保卫战，我们该思考的是，我能不能成为这场保卫战中的一名卫士？或者，我能不能成为一颗射向敌人的子弹？再或者，我能不能自保，避免误伤？
围绕我们该思考的问题、围绕音乐、围绕刀郎，我们分析一下以下这句话：刀郎让中国流行音乐倒退了15年。这就涉及到三个问题，1.流行音乐是什么？2.定义权、判定权的归属？
问题1，我的理解，音乐是人类将自然界包括人类发出的声音人为、有机地组合在一起，通过器、术、法的表达而形成的有美感的或给人以启发触动或产生画面感的音效智力成果。流行音乐，是指容易复制，或容易接受，或容易欣赏的音乐。流行音乐的本质特征是，一是区域性，二是群体性。从国际范围来说，如布鲁斯、rap、嘻哈，区域限于美国，群体是生活在美国的非洲裔。当然这和部分美国白人、欧洲人、亚洲人、美洲人、非洲人喜欢欣赏或传唱并不矛盾，任何一种包括音乐在内的文化，本身都带有自溢功能，切不可将流行音乐的自溢功能当作本质特征；就国内范围来说，如二人转限于东北和东北民众；秦腔限于西北和西北民众。我们不能因为有江浙人学唱二人转，有广东人学唱秦腔，而把二人转、秦腔视作江浙、广东的流行音乐。
问题2，我认为流行音乐的定义权、进步或倒退的判定权，只能属于人民，音乐或流行音乐的定义权也属于人民。一个音乐作品是否属于流行音乐，决定于这作品的客观传播结果，不是那个写的人、唱的人、听的人、评的人或那个自诩为权威专家的人根据主观来判定的。按教员一再强调的出于功利主义的客观结果论，可以理解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都在唱的、听的音乐作品，就叫流行音乐，如《2002年的第一场雪》、《西海情歌》等刀郎的多个作品。
那个攻击刀郎的音乐不叫音乐的选秀导师，我不清楚他是不是理解什么叫音乐、什么叫流行音乐，我不清楚，他是在否定刀郎还是在否定人民群众。对这位导师的歌我没有太多印象，好像只听过他一首让人躺平摆烂的歌，当第一次听这首歌时，我就从脑库中将其删除了，用《罗刹海市》中那句“画堂登猪狗，鞋拔作如意”还真贴切。就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歌，难不成这就是他认为的流行音乐？
还有那个攻击刀郎作品是唱给农民听的选秀导师，说这话的真不是一般的有魄力。我喜欢刀郎的歌，某董事长喜欢，谭咏麟等港台业内人士也喜欢，如都归类为农民，岂不是农民人口的占比至少有99%？难不成你认为1%大于99%？或者1%受众的音乐比99%受众的音乐更高雅？真如此，你该穿越到19世纪欧洲，用你的雅作把西洋贵族音乐PK掉，届时我定会为你喝彩。庸俗一点分析，你是不是认为1%的市场消费力会高于99%的市场消费力？或者说是谁能卖更多的碟，谁能赚更多的钱？要知道，碟片不属于奢侈品类，农民都买得起。当然现在也不用分析了，数据你也早就知道了。我不妨奉劝一下这位导师，有空时好好拜读几遍教员的文章，因为教员的教导放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时代，仍具有指导性的现实意义。
我从不介意这些导师的学识是否具备当老师的资格，也不苛求他们的学识应当达到郭兰英、闫肃、刘欢、廖昌永、李健等老师的高度。但你学识不够格，起码的艺德总该有吧？怎么一遇到艺德考试，你们就挂科呢？就算艺德挂科，退而求次，做人的基本素质总该有点吧？也许，我不该对他们有这样的苛求。
最后想说的是，通过此次事件，同志们应该感到高兴，因为它再次证明教员思想永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证明人民群众的艺术鉴赏力又有了新的提高，证明我们的文化阵地还在人民手中，而且坚不可摧！与其说，此次事件是刀郎胜利，不如说是人民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