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级的逻各斯式编剧思维教会电影人诸如“线索的处理”这样的叙事题，在我们的惯常思维中，提及线索二字，想到的是“1 1=2”这样的加法逻辑，或是“职场(背景)爱情(主线）”这样的装饰与被装饰的逻辑。两者的化学反应，哪怕是物理编织，都没有在国内类似题材的影片中发生过。
理想共同体的再现当代都市空间中，由办公室爱情和办公室斗争交织而成的模式，仍是列维斯特劳斯所描述的“土地与战争”模式的延续和变体。这类故事通常有两个显著特点：
- 一是密集地铺陈时代与环境的知识，这种知识通常带有丰富的可看性和想象性，对知识的表达立场，也影响了影片叙事的价值立场。
- 二是主次人物完成自身的*目标并实现最后的胜利，构建出一个理想化自我想象，甚至有可能是一群人的“想象共同体”。
理想的自我想象是此类电影叙事需要集中呈现的东西，对《穿普拉达的恶魔》和《我知美人心》以及《亲密敌人》等类似影片而言，这一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杜拉拉(以及爱她的观众)理想自我的完成，需要办公室爱情与办公室斗争这两个助推器，它们缺一不可。
爱情，连同人物性格和道德形象的塑造，必须借助人物的斗争之旅。这一斗争是“战争”语义的各种转喻，可能是竞争、伤害，甚至是背叛；而经过斗争，“土地”才能召唤起原初的道德和情感力量，这里的土地经过各种转喻，可能是爱情、友谊、信念、理想，抑或乡愁。
斗争与土地的关系在语义上总是矛盾的，这符合基本的叙事原则：战争(斗争的冲突、紧张)，满足了当代观众对戏剧性的欲求；但战争最终要在土地中趋于暗淡，被一种理想的价值之光所照亮，满足观众对于道德感缺失的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