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堆积如山，白云实地勘察静安法院供图
白云实地勘查数次，留下了一腿的蚊子包和一份限时清理的判决书。
“权利的行使是有边界的。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不得在家中堆放大量废旧物品，但侯某在家中堆放大量垃圾，散发难闻刺鼻的味道，确实影响相邻各方的通行与通风，更是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当行使在自家中堆放大量垃圾的权利与他人正常的生活居住权利发生冲突时，在价值取向上更应倾向于后者。”
白云特意将这起案件的审判地点放在街道而非法院，就是为了让更多街坊邻居从判决中学到些东西。这也是静安法院涉老审判团队多年来的传统——延伸审判职能，深入社区、居委会开展社区普法活动。
有时候，解决问题比审判，需要法官付出更多的心血。
75岁的吴老伯是一名返沪知青，房屋动迁后获得一笔安置款，其中8万元委托弟媳妇保管，两人还签了一份协议。
“是真的只有一份，在他弟媳妇手里，他自己没有的。”白云说，可想而知，当弟媳妇赖账时，吴老伯毫无办法，他知道自己打不赢这场官司，于是提出撤诉。
“我学过心理学，加上审判经验，能看出他说的应该是真的，但就是没证据。”白云说，吴老伯来撤诉时，她很难过。8万元对普通家庭来说也许不多，但吴老伯妻子智力低下，儿子腿脚又有残疾，生活十分艰难。
“您等等，这案子我再想想办法。”和从前一样，白云把突破口锁定在弟媳妇周围人身上。一圈旁敲侧击下来，她得知弟媳妇家是女婿当家，便把女婿请到了法院。
“你学历高，收入高，道德水平肯定也高，不是那种贪小便宜的人。”戴完“高帽”，白云切入正题，“你们家也不缺这8万块钱，你和我说实话，你岳母到底拿没拿。万一吴老伯之后想不开做了傻事，这会是你们一辈子的阴影，以后还能安心吗？”
女婿显然知道这份协议，也被白云的话打动，当即承诺会将8万元还给吴老伯。白云担心他们欺负吴老伯不会用手机银行转账，再出新状况，便要求支付现金。
白云至今忘不了吴老伯来法院领取现金的那一幕。老人家拎了个蛇皮袋，往手指上吐了口唾沫，便开始一张张数钱，边数边哭。
一向伶牙俐齿的白云看着眼前的场面，竟有些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开口，事后才想起，“应该先去借个点钞机”。
“如果您感到不安全，我们现在就可以带您走”
“我知道，你们是来保护我的。”打开房门，看到门外是白云和法官助理，83岁的孙老伯差点哭出来。
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涉老年人案件也在变化。不少人盯上了老人名下的房产、动迁安置款等财产，想方设法据为己有。囿于知识背景、身体情况等多种因素，老年人的法律风险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这让涉老案件审理变得更加复杂。
今年，白云审理了静安首例意定监护与法院判决相冲突的案例，孙老伯便是本案当事人。
孙老伯幼时曾患小儿麻痹症，有肢体残疾后遗症，结婚后也没有子女。上世纪70年代，孙老伯的母亲做主，将孙老伯的一个亲侄女过继给他当养女。
手续办完后，当时7岁左右的养女从新疆搬到上海和孙老伯共同生活，但几年后又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因此，两人虽然在法律关系上是父女，实际上没多少感情。直到7年前，离了婚的养女在上海无处可去，才再次带着孩子搬到孙老伯家中。
2019年，孙老伯居住的老屋迎来旧改，孙老伯可以分到300余万动迁安置款。得知消息后，养女对孙老伯热情了许多，主动提出带他去医院“检查身体”。
“他们问我，今年是哪一年，我们国家*是谁。”到了“医院”，孙老伯感觉不对劲，这里的“医生”怎么总喜欢问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于是他坚持要回家。
本以为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没想到今年4月，孙老伯突然接到征收事务所通知：养女拿着法院的判决书，要代替他领走300多万元补偿款。
原来，养女带孙老伯去的不是医院，而是鉴定机构，鉴定结论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于是养女再向法院起诉，成了孙老伯的监护人。
白云审理了静安首例意定监护与法院判决相冲突案图片来源：案件聚焦
孙老伯得知后，向静安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原判决。这个案子到了白云手中。
查看案卷后，白云发现，案情比想象中更复杂。
在养女带孙老伯去做鉴定之前，孙老伯已经在公证处立了一份“意定监护公证”，指定大哥的女儿作为自己失智之后的监护人。一边是法院判决，一边是意定监护，弄清老人的真实意图，成了审判的关键。于是，便有了这次家访。
白云事前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还特意挑了孙老伯的养女、侄女都在上班时拜访，就为了能听到老人的真实想法。
“这里是您侄女家，如果您感到不安全，或者受过任何威胁，我们现在就可以带您走。”白云的话很直白。老人的回答也简洁有力：“我就相信我侄女。”
至此，真相大白。静安法院判决老人的监护权归侄女所有，养女也未再提出异议。
“现在上海的很多老年人都有钱，不仅是子女亲属，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盯上了这一点。”白云坦言，她办理过不少老年人离婚案件，都是因为其中一方有了新欢，而新欢多半是为财。“这种事我们看得清，老人自己看不清，但这又是他的意愿。我只能尽量调解，想办法劝他们回心转意，不然之后会有更多麻烦。”
“现在也不烦我妈老喊我穿秋裤了”
在涉老庭呆的时间长了，白云觉得自己变得“婆婆妈妈”。
开庭前，她都会给当事人打电话，提醒他们带好身份证、证据材料，关心下最近有没有什么头疼脑热的毛病。疫情之后，又要在电话中指导他们准备好随身码。有些老人实在弄不来，到了法院门口便给她打电话，她再赶下来“救场”。
“有一次，老大爷不知怎么把脸给弄肿了，人脸识别怎么都过不了。我只好和保安说，这是我的当事人，你就让他过去吧。”白云说，还有一回，一位大妈开庭前突然直喊肚子饿，于是她拿出了自己藏在办公室的零食。
很多老人一辈子生活在这里，上海话是他们最习惯的语言。在庭外，白云尽量用上海话和他们交流。
“很多当事人不是不能讲普通话，但是一辈子可能就进过一次法庭，一紧张，上海话就出来了。”白云说，此时再要求老人讲普通话，实在勉为其难。
唯一的选择，就是她自学上海话。
本科就读于英语师范专业的她，自认在语言这一块颇有些天赋。参加研究生面试时，同学们大呼不好：“来了位东北人！”果不其然，白云以面试第一的成绩考入西南政法大学。
在上海，她的语言天赋又发挥了作用。白天上班，晚上跟着“嘎山胡”学习上海话，仅3个月左右，她就基本学会了上海话。当然，老人们一下便能听出来白云是“洋泾浜”，不过，这反倒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这法官有心了”。
有人觉得，法官应该始终保持威严的形象。但白云认为，法庭上的威严与庭外的亲和并不冲突，尤其是在涉老年人案件中。
白云（中）在和当事人交流静安法院刘宁摄
“客观来说，其中很多案子其实没啥大矛盾，根本不需要到法庭来起诉。”白云说，她审理过的案件中，约70%以调解结案。“只靠生硬的法条，很难说服老人，他们也听不懂。但你像晚辈一样和他们聊聊天，他们也许就听进去了。”
白云曾经接待过一位老人。又一次听老人长达2小时的絮叨后，白云把老人送到门口，叮嘱他“总在外边跑，要注意身体”。
没想到，老人竟然感动了，停下脚步道：“白法官，这个案子不管你怎么判，我都接受了。”
端午节送粽子的阿姨，怕空调太冷冻着她的大爷……白云说，她也总是被这些老人不经意间的关心所感动，“和老人打交道多了，慢慢地能理解他们的想法，和家人的关系也更亲近了，现在也不烦我妈老喊我穿秋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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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央政法委长安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