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刘燕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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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肯定个性化的表达，还是追求稳妥，呈现一期看上去顺滑的节目？在策划《仅三天可见》时，总制片人徐婵娟曾为如何在两者间取得平衡而困惑。
“时间也没有那么宝贵啦，干点什么都行啦”，姜思达在饭桌上笑嘻嘻道。“因为你年轻，虽然你没有那么美”，于正转过身去问服务员倒的是什么水，姜思达脸上的笑容随即消失。在两人碰完杯之后，姜思达感慨道，“你确实跟大家都太不一样了”，于正很快回应说，“你觉得你跟大家一样吗？”
《仅三天可见》播到第三期时，姜思达和编剧于正之间的碰撞上了微博热搜榜首。这个片段体现了节目的核心特质：在和嘉宾相处的过程中，姜思达勇于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对于交往中的尴尬、甚至矛盾毫不避讳。话不投机的真实展现之外，观众也能看到一贯以强硬姿态面向公众的于正从未被发掘的一面——当他在游乐场里手足无措，姜思达想要在AI于正身上寻找的“人味儿”就显现了出来。
“节目的关键词是社交，我们见到陌生人，或是相对熟悉一点的朋友时，我们的语言、表情，我们的所求是不是都是一致的？还是说这里面会有一些能体现出各自性格的微妙成分？这是我们想要探索的东西”，姜思达这样对界面文娱表述对节目的理解。
节目的出品方是腾讯新闻，当传统的访谈类节目离年轻人越来越远，93年的姜思达成为他们寻求的年轻化IP。还是网综《奇葩说》辩手时，姜思达就以傲娇而不失犀利的表达收获了年轻人的喜爱，之后他又做了短视频访谈《透明人》。和观点同样张扬的是他的个性，他给自己立的人设是“美神”，从《奇葩说》出道至今，他在微博上积累了超过200万粉丝。
在《仅三天可见》中，姜思达和明星嘉宾将共同度过三天时间，三天的相处过后，访谈环节会在一个特殊的场景展开。和传统访谈节目不同的是，这档节目的镜头不仅对准嘉宾，也会对准姜思达，记录下他的情感变化和价值表达。
节目播出后，有人称其为年轻版的《十三邀》。虽然两档节目由同一个工作室出品，徐婵娟倒是从没想过要对标《十三邀》。但考虑到要在腾讯新闻这样的平台上播出，她也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和姜思达团队探讨节目的公共价值。
“我们说《十三邀》谈论的那些话题有公共价值，那我们做《仅三天可见》有公共价值吗？”徐婵娟最初会担心，从人和人交往的角度做节目会不会不够深刻。做了几期后她意识到，社交其实是具有足够普遍性的话题，“并不是只有谈世界观、谈宏大的命题才是深刻的体现”。
开第一期节目策划会时，姜思达用一段话表述了他跟谢娜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并将他们之间定义为“类朋友关系”。徐婵娟用手机录下了那段表述。她被那段话所触动，因为那让她联想到职场当中广泛存在的那种既熟悉又微妙的关系。
“这种关系还能不能更近一步？这是故事的一条线。三天交往过后，姜思达对这个人是不是会有重新的认识？这是另一条线。”徐婵娟这么考虑。
池子和姜思达社交关系的典型性则体现在，每个人的生活里或许都会有一个像池子那样耀眼的第二名，不需要事事周全，通过先天的优势，轻而易举就可以获得很多东西。
社交实验的结果未必和预设一致。池子那期节目最后，姜思达发现池子其实并不是他所想的那样混不吝，实际上他也有过自己的一段伤痛经历，并从中获得了新的人生态度。
对姜思达来说，和不同的嘉宾相处其实最终是在完成对自我的确认。和袁弘相处了三天，他发现，袁弘的宜人性比自己还高；采访谢娜后，他意识到，自己理想的采访对象是“在情感上或者人生中有一定程度破碎的人”。“我通过和这个人比能发现自己原来这么有同理心，然后跟那个人比发现原来我的同理心还没有他高，你总是在拿别人的尺度衡量自己，就会实时地以此为标尺对自己得出不同的结论。”
但这场社交实验对幕后团队来说不啻于一场冒险，因为谁也不知道这种个性化表达的边界在哪里。
“我能不能烦一个人？”姜思达在和于正相处一天后情绪爆发，他的失控、他和执行导演李蕙桐的观念冲突最终也被剪到了节目正片里。徐婵娟一度为此而忐忑，她觉得那些不能播，因为姜思达对于正的评价不见得准确，“比如说他是不是真就那么烦人”。徐婵娟曾在央视做过多年新闻节目，也是深度新闻专访《局面》的总制片人，过往的经历不可避免地让这个80后的思考带着严肃新闻的烙印。
当放大节目制作的细节，你会发现，这档节目的张力不仅存在于姜思达和明星嘉宾之间，也存在于幕后团队成员关于该如何表达的碰撞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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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杭州回横店录制的两个小时里，姜思达和执行导演李蕙桐吵了一路，李蕙桐也哭了一路。最初，他们给这档节目定下的口号是“看懂一个人才能决定love or hate”，姜思达觉得，有时候创作的价值主张说起来容易，但要落地到具体的执行上，每一个镜头语言，每一个对后期剪辑的判断，都要扣到那句话上。
在去横店的车上，姜思达试图说服李蕙桐，他认为做这档这节目要从主观出发，“这就是我看懂他的过程，在目前的层面上，我对他就是有这样的情感，那我为什么不能说出来？”李蕙桐说，思达，你要是就是这么想的，节目组也都认同这个想法，我也无话可说。两人的沟通告一段落。
李蕙桐并不是唯一担心节目效果的人。“不伪装，不惧怕表达”是徐婵娟觉得姜思达身上很可贵的地方，但姜思达的真实情感流露也一度让她对节目的走向感到不安。“如果三天相处下来，他就是极其讨厌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去想，是不是要寻求更稳妥的表达方式，是不是要做引导和把控，让他暂且抛却掉很个人化的观感，转而寻找另外一些东西。”
好在危机自动解除了。和于正相处的最后一天，两个人关系出现了转机。节目组把最后的采访设置在了一个游乐场，选择这个场景是因为他们知道于正是一个极其在意时间的人，而游乐场的逻辑是疯狂的、散漫的，是一个让人放松的地方。
“某种程度上说，它也需要你紧张起来，但不是为工作而紧张，而是为高度而紧张”，姜思达觉得，这样的行程安排可能给于正带来另外一种刺激。
结果给了他们惊喜。总导演伊木回想起那天的场景仍然觉得很奇妙——因为没人能想到，于正在游乐场居然会表现出小孩子的状态。在前期资料搜集中，他们惊讶地发现，恐高的于正会用坐过山车或者坐跳楼机这种东西来训练自己。这是一个能把游戏都当作工具去训练自己的人，所以当一排摄像对准他拍他玩碰碰车时，大家都震惊了，“谁能想到还能看到他这样可爱的一面”。
“有一个亟需我们充分表达和做出判断的地方是，前面一定会让对方的团队后退，但如果都拿掉了，前面就都不成立了。”在后面的一期节目里，姜思达这样告诉团队。“你凭什么认为说出自己高兴这件事就值得听见，说你不高兴这件事情就不值得听见。”姜思达觉得，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自己能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可这不常见啊？”我问。
“不常见是因为别人不敢，我敢，这是我和别人的区别”，姜思达说。
伊木发现姜思达有时会过于真实，真实到会忘记自己是在操作一个节目。伊木负责片子的视觉呈现部分，需要记录下姜思达和嘉宾相处的所有片段，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得不进行一些功能性的拍摄。“因为是纪实性的东西，所以我们尽量不去干预嘉宾和思达该干嘛，而是让一切自然发生，但就算再怎么自然发生，有些东西你必须得拍下来，才能剪到片子里去。”
在某些地方，他不得不让姜思达等一下他，等他把所有设备都安排好喊开始之后再行动。“思达会觉得这样不够真实，我说这不是让你演，只是让你稍微考虑一下我的镜头，比如你原来三秒走一步，现在能不能稍微调整成四秒走一步，能让我拍的更稳一点。”
另一位总导演谢露薇负责选题、内容的整体把控，她从《透明人》开始就和姜思达一起工作，觉得姜思达的才华“闪闪发光”，也乐于追随他一起探索新的节目模式。她告诉界面文娱，“既然我们自认为是年轻的创作者，就应该拿出不一样的东西给别人看，观众需要被引领。”
但困惑也一直萦绕在她心头。节目从一开始就强调是从主观出发，但到底要主观到什么程度？观众能不能接受这种主观表达？这些其实都很难判断。“姜思达有一些话按我们判断只能打动一小部分人，但如果有一些主观态度是观众看到也会有共鸣的，比如姜思达看到于正一直在玩手机，这事儿也太戳人了，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份情绪上的不自在，我们就让他主观表达了。”
谢露薇是个对情绪不加掩饰的女孩，有人不理解为什么于正那期执行导演李蕙桐会在节目里哭，谢露薇说，她从录制到现在差不多期期都会哭，因为她觉得，能通过这个节目看懂一个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做《仅三天可见》让她找到了自己的兴趣点，更早些时候，她是娱乐节目的导演，从未想过自己会操作一档纪实性质的节目。
徐婵娟的想法也在变化。最初，面对那些粗糙的、甚至失控的片段时，徐婵娟会感到茫然，但最终，恰恰是这些东西让她觉得真实。“如果按照我的方式来表达，是不是就是好呢？”在徐婵娟看来，如果不是一个年轻的团队在做这个节目，可能就不会有这样毫无保留的情绪表达，这点很可贵。
在于正那期的争论之后，她意识到应该给大家更多自由，“我们不是要做一个稳妥的节目，我们希望姜思达能在和嘉宾交往的过程中去探寻一些东西，然后把这个过程展示给大家”。正是这些内容，决定了这档节目有着不同于其他明星访谈节目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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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常见的嘉宾介绍，一上来就是一段交叉蒙太奇，一条线是纪实访谈部分的片段提要，另一条线拍摄了迪斯科音乐下的复古溜冰场。这是谢娜那一期节目的片头，也是节目组内部两种不同观点交锋后的产物。
在策划之初的片头会上，姜思达告诉大家，三天可以记录下很多过程，自己和嘉宾和都是当中重要的部分，但次要部分同样有呈现的价值。
“可能你的镜头划过一个路边摊，一个牵着小孩的路人，溜冰场里那些溜冰的人，他们是你画面里的次要角色，但这些人跟你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他们在这个节目的拍摄过程当中和你是一个共同时空的享有者。”姜思达觉得，这些人或物或许会从内在逻辑上与嘉宾有一些意识上的连接，因此要求团队从素材里面抓取这些时刻。
片头配的文案也不一定要局限在嘉宾本人的信息上，“比如他出道20年，曾经获得过什么”，姜思达觉得那些东西“不性感，不艺术”。结果这么一说完，他发现大家其实都没太明白，就试着剪出来几个画面。团队一看，觉得这么设计好像还挺好玩儿。
为了完成谢娜最后一天的采访，他们包下了一个溜冰场。伊木还记得，采访结束后外面突然响起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他们正准备收工，这时溜冰场重新开始营业。
那家溜冰场坐落在长沙一处类似郊区的地方，他们本以为没多少人会光顾，但没想到的是，一开业就冲进来好多人，人们在那里疯狂溜冰。这样的场面伊木很久没见过了，他判断这会是很宝贵的素材，就又架起设备拍了一个小时。他拍了一些空镜，拍了那些溜冰的人的状态，最后他看了看素材，“就觉得很奇妙，就成了”。这些素材最终被用在了那期的片头。
当问及拍摄这些素材的作用，伊木反问我，“一定要有什么作用吗？我就不能把我自己的审美放在片子里吗？”他觉得自己已经试图在观众的层面去考虑问题了，但是还保留了一点私心，还是想做“令自己愉悦的东西”。“我不想让它看起来和其他节目的影像质感差不多，就得差很多才可以。”通常在拍纪录片、真人秀时，行业内会使用高清摄像机，因为方便，不容易抖，直接拍出来都是实像，但伊木觉得那“没有质感”，他尝试用拍电影的设备来录制节目，“颜色有层次，光也是有层次的”。
伊木是个带棒球帽穿潮牌的年轻人，在国外学的电影，回国后一度在一家公司拍纪录短片。比起尝试新东西的挑战，他更害怕工作陷入重复和套路。“在一定要做不一样的东西，折磨自己这点上，我和姜思达很像”，他说。
观众的理解重要吗？在袁弘那期节目里，姜思达阐释了自己在个人表达和市场接受度上的态度——一百个人看了流泪要好过被一千个人记住。“我会觉得那样的片头是我想试一下的”，他告诉界面文娱，在他心中，一个节目能做多大声量，甚至未来能赚多少钱，这些固然重要，但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内容创作者“内心的获得感，甚至是优越感”。
但这样的片头实在是太不一样了。片头剪出来后，负责市场工作的杨李扮演了挑战者的角色。他很清楚大众的偏好，担心这样的艺术片头会给大家带来一种生疏感，甚至会劝退用户。徐婵娟也觉得，对于像腾讯新闻这样的公共平台，特别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并不那么容易被理解。
她担心节目过于精英化，想尽可能做的通俗。“我们会就这些东西进行一番讨论，然后在这中间找一个平衡点。”
平衡的结果是，谢娜那期的纯艺术表达被缩减了，取而代之的是谢娜在访谈中的亮点，这些素材承担了更功能性的作用，会提示观众后面能看到哪些内容。“片头到底在说些什么？为什么要这么讲？我希望能换一种表达方式，或者更准确一些，让那个概念不要那么模糊。”徐婵娟试图在个人风格和公共表达间找到合适的度。
几期节目合作下来，徐婵娟觉得，在和年轻创作团队合作的过程中，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自己有自己的经验，但这些东西怎么结合起来，中间确实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姜思达团队在情感上的紧密联系，她认为正是这种联系才能恰如其分地呈现姜思达的个性，塑造节目的精神气质。但从做新闻的惯性思维出发，徐婵娟会希望姜思达能够在问题的探究上再有所延伸。比如，在于正那一期的访谈环节，当他谈起对生命有限的理解，年纪相仿的徐婵娟能体会那些话背后的东西，自然而然地希望话题能延伸到死亡焦虑。
但这毕竟是一档灌注了姜思达个人想法的节目，他对事物的好奇心和敏感度都是属于年轻人的。“他是26岁，我是38岁，我们俩的人生阶段不一样，我很难让他在20多岁的年纪理解我这个年龄会想的事。”徐婵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