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开罗4月24日电 4月25日，是埃及苏伊士运河破土动工165周年的日子。
“你问我这条运河意味着什么，我想告诉你的是，那是我的家人和朋友埋葬的地方。”
开罗郊外，暖阳下，八旬老人瓦埃勒·卡杜尔坐在窗前，思绪飘向那条自己曾守护近半个世纪的河流。“可能在别人眼里，苏伊士运河只是一条贸易通道，但对埃及人来说，那里流淌着血和泪，那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苏伊士运河的历史，就是一部埃及人民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历史，充斥着西方国家地缘博弈、债务陷阱等阴谋算计，也见证了埃及寻求独立自主、加强南南合作的奋斗历程。
1月13日，在埃及伊斯梅利亚省，一艘货轮行驶在苏伊士运河上。新华社发（艾哈迈德·戈马摄）
“掐断英国的输血管”
英国历史学家乔治·柯克曾这样评价中东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这里是“世界上两个主要人口和权力集中地区”之间交往的必经之路。谁主宰中东，谁就拥有使东西方之间“直接交往的通道畅通无阻、予以封闭或迫使重新开放的权力”。
埃及就地处欧、亚、非三洲交界的关键位置，也因此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焦点。
18世纪末，先后迈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英国和法国争相在全球范围内扩大殖民地。通过在物产丰饶的印度、东南亚等地劫掠资源和倾销商品，英国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占据上风。攫取自东方的大量资源被源源不断运回国，成为延续帝国霸权的命脉。
由于苏伊士地峡的阻隔，英国与东方殖民地间无法直接通过海路开展运输，满载东方货物的帆船只能沿非洲大陆，绕行好望角。漫长的海上航行充满艰险，有统计称，当时每年在海上失事的英国船只达600艘之多。
法国人看准了英国的“七寸”。时任法国驻埃及总领事的查尔斯·马加利翁致信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指出：“（打通苏伊士水路航线）将掐断英国的印度输血管……（对英国的）影响堪比好望角航路开通后对热那亚、威尼斯的毁灭性打击。”
彼时，埃及仍在奥斯曼帝国控制之下。马加利翁在信中提出一个大胆计划：占领埃及。“法国如果能在开罗拥有主权，其结果堪比一个欧洲国家当下占据了好望角。”
马加利翁的建议被采纳。1798年，由3万余名法国士兵、300多艘舰船组成的军团，在时年29岁的拿破仑带领下远征埃及。
这是1月27日在埃及首都开罗拍摄的尼罗河上的晚霞，远处是吉萨大金字塔。新华社记者王东震摄
1798年7月21日，装备新式枪炮的法军在开罗以南6公里处遭遇埃及军队。埃及骑兵抽出弯刀发起冲锋。拿破仑指着不远处的金字塔对士兵们说：“你们来到这个国家是为了把居民从野蛮中拯救出来，把文明带到东方……”随即，他命令部队开炮。
大炮轰鸣，滑膛枪喷出火焰，冲锋中的埃及骑兵纷纷落马。亲眼目睹战事的埃及历史学家阿卜杜勒·拉赫曼·贾巴尔提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火药产生的烟雾变得漆黑，世界笼罩在尘埃与硝烟之中，人们似乎感觉到地在震动，天在崩塌。”此役，法军大获全胜。埃军约6000人死亡，而法军仅伤亡约300人。
拿破仑随即占领开罗。他给哥哥约瑟夫去信说：“埃及的土地丰饶富庶，举世罕见……但说起埃及人，他们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
马克思曾对被称为“野蛮人”的被殖民者与自诩为“文明人”的殖民者做过这样的对比：“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西方打着“文明教化”旗号进行殖民扩张的结果，就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最终，由于工程师的测量误差以及英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干预，拿破仑在苏伊士地峡开凿运河的愿望未能实现，但殖民者已经萌生的贪念又岂会轻易作罢？
至此，埃及人围绕这条运河的百年屈辱史才刚刚拉开序幕。
“埃及不过是充当公债的抵押品”
在曾为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卡杜尔看来，真正促使埃及人在一个半世纪前走向沙漠开掘运河的，是心底那份对现代化发展的渴望。
19世纪中期，屡遭列强欺凌的埃及决意通过西式改革实现国家富强。此前通过武力强占埃及不成的法国人，看到了新的机会。
曾担任法国驻埃及亚历山大港副总领事的费迪南·德·莱塞普以顾问身份多次向埃及总督穆罕默德·赛义德力陈开挖苏伊士运河对于埃及发展的重大意义。
1854年11月15日，莱塞普与赛义德一道骑马走在地中海岸边，看到“一道从东到西横跨于海陆之上的彩虹”。莱塞普手指彩虹告诉赛义德，如果支持修建运河的计划，那他的功绩将如彩虹一般“在历史上永恒地发出如此耀眼的光芒”。
莱塞普后来在自传中回忆道，赛义德听后“脸上展现出友善的微笑，他紧紧握住我的双手，郑重作出同意的允诺”。
不久，赛义德与莱塞普签订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协议，埃及将运河开凿权以及管理权出让给莱塞普成立的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并无偿提供工程所需土地以及五分之四的劳动力。
1月13日，在埃及伊斯梅利亚省，一艘轮船行驶在苏伊士运河上。新华社发（艾哈迈德·戈马摄）
为筹集运河开凿所需的2亿法郎资金，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对外发售40万股股票，但在法国仅售出一半多。除了埃及购买的不到10万股，给英国、美国、奥地利和俄国预留的其余股票均无人问津，因为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项目能够成功。法国人于是想方设法迫使埃及人买下剩余所有股票。
为支付这笔巨款，赛义德不得不以极高利率向英国和法国大额举债。由此，埃及一步步迈入一个西方设置的债务陷阱。
1859年4月25日，莱塞普在塞得港挥动铁锹，苏伊士运河挖掘工程正式开工。此后10年间，埃及付出约12万劳工生命的惨痛代价，开挖土方7400万立方米，建成一条长164公里，宽52米的水道，将红海与地中海连通。
运河建成后，从英国伦敦到印度孟买的航程由10700公里缩短至6250公里，英法与东方殖民地间的往来成本大幅降低。
但对埃及而言，噩梦才刚刚开始。
由于运河建设过程中成本不断飙升，埃及只能一次次向英法借贷。埃及的铁路、土地甚至未来的运河收益，都被悉数抵押给欧洲人。运河建成之日，埃及财政已濒临*。
回顾这段历史，德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罗莎·卢森堡指出：“欧洲资本几乎吞噬了埃及的农业经济，大片的土地、劳动力以及劳动成果，最终都被一点一点累积，并转化成为欧洲的资产。”
从运河开建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10余年里，埃及的外债增加23倍，而国家收入仅增加5倍，债务偿还占国家总收入的三分之二。1876年，埃及再也无力偿还像滚雪球般不断叠加的债务，宣布*。英国人趁机以低价收购了埃及拥有的苏伊士运河40%多的股份。
借助金融手段，“文明人”轻而易举地将“野蛮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以十年血汗、十多万白骨建成的运河收入囊中。“那是埃及历史上不堪回首的一页。”卡杜尔面露悲戚。
但殖民者的胃口并未满足。1882年，为彻底控制苏伊士运河，英国人出兵占领埃及全境。
法国学者雅克·贝尔克如此评价埃及的这段历史：“埃及不过是充当公债的抵押品，底层是埃及古老而贫困的人民……最上层是由英法两国金融界和外交领事分掌的中央银行权利和运河管理机构，系统地将这个国家的财富、出产与盈余通过频繁的转账、债券和苏伊士运河源源不断地转移到伦敦、巴黎、维也纳、柏林……一座牢不可破的（殖民）大厦在短短几十年间，就建立起来了。”
“消失的”埃及劳工
坐落于苏伊士运河中段伊斯梅利亚市的一处精致法式庭院，曾是运河开凿时期莱塞普为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精心挑选的总部所在地。如今，这里已成为一座以苏伊士运河为主题的博物馆。
馆内收藏着运河开凿时期的许多历史遗存，其中部分藏品是由运河挖掘工程参与者保存下来的施工现场图像资料。
一张张图片中，能看到当时先进的蒸汽挖沙船、林立的大型起重设备、闲聊的白人监工，但很少出现普通劳工的身影。挖掘运河的工人都去哪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