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岁那年，笛安成为了妈妈。
她一直想写一部有关一个学龄前小朋友的小说。这个小说曾开了个头，后来被各种事情耽搁在那里。去年秋天，她又想起了这个故事，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将它一气呵成。
故事取名《亲爱的蜂蜜》，讲述了两个成年人和一个人类幼崽的爱与羁绊。成年男子大熊和单亲妈妈崔莲一相恋了，但拥有这份爱情的前提是——他必须先面对一个名叫蜂蜜的小女孩。在一次次相处中，他们从陌生变成亲密，大熊总能比别人更明白蜂蜜在表达什么，而蜂蜜的一点一滴，也一次次唤醒了他的时光记忆。
小说首发于《当代》2022年第4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单行本，还入选了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首批项目支持名单——在这份名单里，笛安是为数不多的“80后”写作者。
新书很快也在豆瓣引起热议。有人说，笛安当了妈妈以后没有那种“想要跟世界作对”的感觉了，那个曾像手术刀一样的作家变得甘于满足于圆钝的幸福；有人说，终于在笛安的小说里等到了一个百年好合的大结局；也有人说，时间挥一挥手就过去了，看笛安的小说有了一种和作者一起成长的感觉……
很多人是笛安的“老读者”，他们会拿“龙城三部曲”中的人物比对新的人物，他们会把新小说的结局理解为“龙城三部曲”的隐形番外。“龙城三部曲”是笛安此前最畅销的作品。有意思的是，就在《亲爱的蜂蜜》上市之际，根据“龙城三部曲”改编的电视剧《龙城》也发布了首支预告，引来一群书粉为之激动。
“我相信大部分人对自己十几岁的时候读过的作家总是会有更加深刻的记忆，所以我由衷觉得自己很幸运，对我的很多读者来说，占据了那个少年时代的可贵的位置。”笛安说，但她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顺其自然就好，“我早就接纳了此刻的自己，我也必须接纳有人不会接纳我的这个事实。”
近日，笛安就新作《亲爱的蜂蜜》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这一次对谈从她的读者开始，再谈到母亲这一身份对她的影响，她对亲密关系的观察，以及她当下的坚定与困惑。
“怀念龙城时代的我，其实是怀念少年时代的自己”
澎湃新闻：《亲爱的蜂蜜》距离上一部长篇也快四年了。从豆瓣来看，《亲爱的蜂蜜》上市一个月获得了不少好评，比《景恒街》得到了更多读者的认可，会不会因此有一种松快的感觉？
笛安：我觉得准确地说，轻松的感觉来自于——我终于印证了一件事，就是不管我写什么，不管我的写作变成什么样，永远有读者更想要那个《龙城三部曲》时候的我。写《南方有令秧》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到了《景恒街》的时候我会有一点诧异——《龙城》系列真的有你们记忆中那么好吗，为什么我自己不觉得呢？到了现在，《亲爱的蜂蜜》，虽然说读者目前来看评价还可以，但是依然是不断地会有声音说那个写“龙城”时候的你到哪去了……其实我写完龙城已经十年了，我自己对这十年我在写作上的追求非常清晰，也越来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和正在做什么——所以我总算是愉快地接受了，就是会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不再写《龙城》那样的小说的我，但是我依然感激龙城三部曲，毕竟是这个系列为我带来了这么多读者。
澎湃新闻：就像你说的，总有读者对标《龙城三部曲》时的你。你怎么面对来自他们的目光？
笛安：其实我自己也很惊讶，有那么多读者坚定地相信东霓就是我。他们甚至已经把“东霓=她的作者”这件事当成了一个事实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想象。所以看我现在的东西确实会有一些不适应。观察读者们对我的投射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时光流逝，我在变，其实他们也在变。我相信，有很多人如此执著地怀念龙城时代的我，其实是怀念少年时代的自己，所以我能够理解，即便今日的我已经无法符合曾经的一部分读者的想象，他们不愿意再看我的书了，也没有关系，我会永远记得他们给过我的单纯的热忱。我就是我，我是不可能永远去符合任何人的想象的。
澎湃新闻：你最初写作时的读者大多十几二十岁。在你的观察里，那时的他们和现在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差异大吗？
笛安：还是有一些挺明显的差异，当下十几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跟十几年前相比，生存的压力明显更大。与此对应的就是，在生活中更加关心的是稳定不变的东西。这样的心态会自觉地投射到对文艺作品的欣赏之中，更想在小说或者电影电视剧里看到不变的感情，不变的关系，无比坚定的选择……诸如此类吧。当然我不能说这样的诉求不合理，我只是觉得很遗憾，因为文艺作品本身就是要讨论变化与逝去的，不管这种变化或失去令你多么痛苦，这也是文学艺术必须要做的事情。
澎湃新闻：我感觉“80后”年少成名的作家或许都要面对一种读者转场，就是原本坚固的读者群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的年龄、生活状态、阅读小说的时间和方式等等都在改变。与此同时新的小说读者，比如“00后”也越来越多。这样的读者变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你的小说创作？
笛安：读者如何改变，不会对我的写作构成什么影响。其实我从来都不确定读者要什么，每一个作品有每一个作品的命运，按照所谓的市场需求量身打造的作品，未必就真的能够火爆，还是应该让写作尽可能地对自己忠实。
还有一些事，和“成为作家”同等重要
澎湃新闻：小说里最可爱的存在莫过于人类幼崽蜂蜜，她感知世界的方式有一种治愈成人的魔力。这种魔力是你从孩子身上感受到的吗？
笛安：在我的女儿两岁多的时候，有天早上我把窗帘拉开，阳光洒了进来，我跟她说：“你看，太阳真好，是美好的早晨。”她接了一句：“你是美坏的妈妈。”我突然间发现，哦原来她是这么理解“美好”这个词的，这个我已经过于熟悉的词汇在她这里焕发出来了某种其实很有意思的东西，我也没有告诉她其实没有“美坏”这个词，因为我觉得就让她保持着对语言这种自己的探索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还有一回带着她出去玩，坐飞机来回——当然这是疫情之前的事儿，起飞的时候飞机在首都机场的跑道爬升，回来的时候自然还是降落在首都机场，四岁的小朋友看着窗外的机场跑道就特别困惑，因为她觉得好像这个跑道看着眼熟，于是她问我：为什么咱们回到过去了？——在那个瞬间我其实很惊喜，我从来没有用这个方式去想过事情。所以，蜂蜜如何治愈大熊，就是一个我女儿如何启发我的过程。
澎湃新闻：你对孩子的接受，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
笛安：至少在我的记忆中，婴儿刚出生的时候还没有特别多的感觉，作为母亲的爱意是慢慢加深的，差不多到她快要六个月的时候，突然间确定了，保护她是我此刻非做到不可的事情。然后慢慢地作为“母亲”的成长就自然而然开始了。总体而言我还没有经历过那种特别痛苦的“母职”的压力——我想可能是我从来没有给自己提过特别高的要求，比如我必须成为一个多么棒的妈妈，一个多么优秀的母亲——举例说，我的朋友介绍我去听知名育儿专家的讲座，我说算了我懒得出门——总觉得差不多就好了，我应该先放过自己，这样孩子也会轻松的。
澎湃新闻：你认真想过母亲这个身份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吗？
笛安：每个人都说成为母亲之后我的文风有了很大的变化——有朋友跟我说过，不是每个女作家在成为母亲之后，字里行间都有像我这么大的改变的。我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生活里的兴趣并没有什么改变。至于文学观念方面——“母亲”的身份只是我改变的一方面，事实上，在我写龙城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的时候，我对于文学的看法，对于小说的审美就已经在缓慢发生变化了，或许是“母亲”的角色加速了这个变化，又或者，只不过是参与其中而已，我在写作的时候逐渐丧失了对曾经那种大开大阖，过于饱满的情绪表达的兴趣，越来越关注一个小说内部不动声色的复杂性。其实“丰富”是一种比“浓烈”更难做到的东西。
澎湃新闻：那在写作之外呢？用你创作谈里的话说，当你有了孩子以后，你如何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
笛安：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写作是我的武器，是我对抗生活的利器，我们一起战斗，它可以帮我打赢我在生活里感受到的种种挫败。在没有小孩之前，我设想或者说梦想未来的时候，都是特别简单的——我希望我三十岁的时候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希望自己三十五岁的时候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到了四十岁又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但是当我开始和孩子朝夕相处，我开始发现——我之前的想法是错的，即使我很热爱我选择的职业，它也只是我人生的一部分而已，有一些事情，跟“成为一个怎样的作家”是同等重要的。看着一个孩子长大，尽我所能好好把她抚养成一个健康快乐的人——这些，都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同等重要。因为成为一个怎样的作家已经不再是我评价自己的唯一标准了，到这个时候，写作变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对于“写作”的接纳其实也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亲密很难，美好的遇见首先是一种运气
澎湃新闻：我感觉《亲爱的蜂蜜》特别适合拍成电影，两种时光的色调穿插其中，一种色调是当下的，包括大熊和蜂蜜的相识、大熊和崔莲一的相恋，还有一种色调是回忆的，有关大熊的童年……你当时的写作也穿梭于两种时态？在这样的写作中，你对时间有了怎样的感受？
笛安：我非常喜欢这个问题。因为写长篇小说，有一个核心位置的任务就是处理作品内部的时间——在你的故事里时间是如何流逝的，你又是如何在处理读者交给你的时间——这个能力其实是一个小说家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我自己对《亲爱的蜂蜜》这个作品比较满意的一点，就是我做到了在不到15万字的篇幅里，在一个情节起伏很简单的故事里，放置了一个中年人的前半生。至少五年前的我，没有这样的水准，所以至少就我自己而言，这还是一个我自己感受明显的进步。至于适不适合拍电影，这个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判断吧，我其实也不太懂。
澎湃新闻：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前你可能更多看到了一些不得不发生的联系，比如家人之间的羁绊，但《亲爱的蜂蜜》让人思考的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如何从陌生变成亲密，大熊和蜂蜜是这样，大熊和崔莲一也是这样。你认为当下的亲密关系远比过去——比如我们父母辈那时候，更难吗？
笛安：我觉得亲密关系本来就是很难的一件事。我们的父母辈只不过是更能忍而已，并不是更擅长维持好的关系。话说回来，对于他们那代人来说，可能需要忍受的东西太多了，所以糟糕的伴侣或者亲子关系看起来就没那么醒目。
澎湃新闻：是的。我们看大熊和蜂蜜的亲近，觉得温暖、感动，但仔细一想也会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蜂蜜是个小孩，她简单、纯粹，她可以不求回报地去爱，她可以“无我”，但大人往往会有索求，会以自我为中心。你认为成年人之间如何可能拥有美好的遇见？那是一种难得的能力吗？
笛安：美好的遇见首先是一种运气。有一件事说出来很沮丧，但是是事实——就是大部分人的一生里是没有“奇遇”的，所以人们才需要看看故事。不过我想说，我觉得蜂蜜之所以可以不求回报地去爱，还是因为她爱的人都给了她同等热情的回应——这一点很重要，蜂蜜是个可爱并且有运气的小孩。
澎湃新闻：在遇见之后呢？你怎么理解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维护？
笛安：我觉得首先要认清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亲密关系，因为的确有一些人更想或者更适合孤单但是自由地活着——对这样的人，没必要非得维护亲密关系不可；但是如果还是需要亲密关系，那就首先认清自己愿意为亲密关系付出什么，止损点在什么地方，你愿意为对方出让多少你的边界，你又能接纳对方到什么地步——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不过我觉得有一个道理放在很多地方都是成立的，你确信自己想得到什么的同时，必须清楚自己愿意为了得到付出多少代价，如果任何代价都不想付，那其实不算真正的渴望。
热爱写作，就不执着于必须得到多少回报
澎湃新闻：从《姐姐的丛林》到“龙城三部曲”，从《南方有令秧》到《景恒街》，再到今年的《亲爱的蜂蜜》，回想二十年的写作，你对自己感到满意吗？
笛安：总的来说还算满意。虽然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对困难的估计不足，没有想到持续不断地创作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但是所幸，很艰难的关卡我已经闯过，也经历过了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循环。我对于写作的热爱已经更加开阔了，就像我热爱某座山，某片海，某个湖泊，它给不给我回应都是无所谓的事，因为我是自由的——换句话就是说，无论我自认为自己有没有才华，够不够努力，无论我认为我已经付出了多少，都不代表我一定能写出来多优秀的作品。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当你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修行，你不会执着于必须得到多少回报。
澎湃新闻：你对于“好小说”的判断标准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笛安：对于最经典的文学作品，我的喜好一直没变，只不过随着年龄，欣赏的方式和角度可能会有不同。具体到我自己的写作，我越来越不看重我曾经还挺擅长的表面文采，因为那其实是在缺乏内在张力的时候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好的小说应该更看重内部的张力，这种内部张力不完全是讲了什么故事，也不完全在于怎么讲故事，更多的是一种用语言与技巧营造的氛围，以及在故事里不能缺席的叙述者的气质。
澎湃新闻：你说过你的终极野心是有一天能写出一部《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小说，这个梦想到现在依然不变？它会让你感到压力吗？
笛安：终极梦想不是用来实现的，悬挂在那里提醒自己什么是标杆，就足够了。不会有压力的，我自己最终能写到什么水准主要看命运，我能做的其实很有限，尽我最大努力就好。
澎湃新闻：马上要到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你会觉得“四十不惑”吗？还是说，困惑其实更多了？
笛安：其实最大的困惑在于，整个世界都跟原来不一样了。不管什么年龄，都需要学着面对眼前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这也的确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至于其他的事，就走一步看一步吧，我其实也没有想过很多。
【后记】
在文坛，笛安和父亲李锐、母亲蒋韵是有名的“作家之家”。但对很多“80后”“90后”来说，他们熟悉和亲近的是笛安，是那个20岁就在《收获》发表首部小说，以“龙城三部曲” 创下百万册销量，曾主编文学杂志《文艺风赏》的姑娘。她的文字，曾惊艳了一代人的青春，陪伴了他们的成长。
但笛安在一次访谈中透露过，在一段时间里，写作变得特别痛苦。她不喜欢自己写出来的东西，知道它有问题，但做不到更好。她甚至害怕面对自己的小说。这种煎熬是反复的，磨人的。而除了自我要求，她也必须面对外在的影响，包括“文二代”标签之下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包括书粉们对她“下一部”的预期和比较。
也因此，《亲爱的蜂蜜》的特别或许在于笛安找回了很多年前写作时的那种单纯的喜悦。这是她近十年来写得最顺利的一次，几乎每一章结束的时候她都确信刚刚那一章自己写得还不错。她感到放松、自由——这种感觉在她最初写作那两年是有过的，但已经消失了很久。
“我也很奇怪这次到底发生了什么。”笛安告诉我，“有可能是我这次没有对自己提任何沉重的要求。我告诉自己，这个小说只需要开心就好。”
事实上，她的放松和自由是可以传递给读者的。在这个十五万字的小说里，很多人感到了简单，感到了轻松，感到了爱。小说当然也不是完美的，但它有一种治愈的力量，让成年人在日常鸡零狗碎和心力交瘁中安慰一句：开心就好。（罗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