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仅是对中国主权领土的严重侵犯，也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公开挑战。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九一八事变”前一天，美国国务卿与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保证不干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日本则保证其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应限于锦州以北。直到日本侵占锦州，并向锦州以南进犯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才照会中国和日本，宣布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干涉，违反了凡尔赛和约，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由于没有采取遏制日本侵略的具体行动，美国的这一政策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九一八事变”后，短短4个多月，日军就占领了东三省，3000多万东北同胞开始了黑暗的生活，而东北军官兵则被迫流亡关内。
1936年秋，在西安任省立二中国文教员的张寒晖，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听他们控诉“九一八”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听他们对失去故乡、亲人的思恋。这时他接触了东北军中的共产党员孙志远，听他讲述了东北军将士思念丢掉了的国土之情，讲了东北难民对丧失国土的悲愤，并得到了一本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出版的《东望》杂志，杂志封面写到：“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我们何时能安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我们何时能救我们的父老兄弟于水火之中？”这些激发了张寒晖的创作灵感，他很快创作出《松花江上》的歌词，并以北方失去亲人的女人，悲哀的哭诉声为素材，写成《松花江上》的曲调。张寒晖曾说：“我把北方女人在坟上哭丈夫、哭儿子的那种哭声变成了《松花江上》的曲调了。”
这的确是一首让人心酸至极、为之落泪的歌曲。歌曲以带尾声的二部曲式为结构，倾诉性的音调贯穿全曲，并兼有叙事和抒情的特点，真切感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歌曲的第一部分由两个长乐句组成，节奏缓慢，音调悠长，哭诉着故土沦陷后被迫背井离乡的痛苦心情。“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第二部分的旋律环回萦绕、反复咏唱，以呼喊似的音调、悲愤的情绪，控诉日寇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尾声是歌曲的高潮：“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那撕心裂肺的呼喊，以深沉悲愤的感情，倾吐出对故乡和亲人的深切思念，抒发着人们对早日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
《松花江上》最初由陕西省立二中唱起，后流传东北军。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全城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的歌声，并迅速传唱到长城内外和大江南北。它以如泣如诉的语调与悲壮激昂的旋律，激励着人们去抗日救国、收复故土，成为广为流传的经典歌曲。
1937年除夕，*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一文中提到：“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
*曾说，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松花江上》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蕴含着抗争的力量和对胜利的希望，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这首歌与《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成为激励国人抗战决心的有力武器！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被万众传唱的《松花江上》其实是“流亡三部曲”的第一首。“流亡三部曲”的后两部《流亡曲》与《复仇曲》，却很少有人提及。
原来，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刘雪庵（著名作曲家，作有《上前线》《长城谣》等歌）等众多爱国人士准备赴武汉继续抗战。在轮船上，刘雪庵与时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内委会主任的作家江陵相遇。他们谈到《松花江上》时，都认为词曲俱佳。当时刘雪庵萌发了一个念头：为它续作两首歌，联起来称为三部曲。第二部作为一个过渡承前启后，由原来的沉痛哀伤逐渐转为激昂雄壮，以振奋抗日人心。
于是，江陵写了歌词，刘雪庵即在船上谱曲，完成了第二部，歌名《流亡曲》（又名《离家》）。江陵与刘雪庵到武汉后，又合作写出了第三部，歌名叫《复仇曲》（又名《上前线》）。他们将《松花江上》《流亡曲》《复仇曲》合并成“流亡三部曲”，当即指导流亡学生排练，在中国戏剧界支援各地抗敌军联合大公演时首次演出。之后又在《战歌》上发表。从此，“流亡三部曲”传遍全国各地，成为当时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抗日歌曲，对激励广大民众走向抗日战场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松花江上》一曲仍然流传，上个世纪60年代，*总理指示，将《松花江上》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经过长时间的冲刷，后两部《流亡曲》与《复仇曲》，就很少有人知道了。（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整理综合）（参考资料：《人民政协报》闫泽川/文、中新社 韩宏/文、中国军网 徐平/文、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