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90年10月24日，我在陈忠实给我的回信里终于知道了他写长篇的一些信息。他在信里说：“关于长篇的内容……作品未成之前，我不想泄露太多，以免松劲……这个作品，我是倾其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能力的全部而为之的。究竟怎样，尚无把握，只能等写完后交您评阅。”又说，“此稿87年酝酿，88年拉出初稿，89年计划修改完成……我争取今冬再拼一下。”他表示：“待成稿后我即与您联系。您不要惦记，我已给朱（盛昌）应诺过，不会见异变卦的。也不要催，我承受不了催迫，需要平和的心绪做此事。”
后来，在1992年3月间，我终于收到陈忠实告知《白鹿原》已定稿的信。他在信里询问是由他送稿到北京还是由我们派人去取稿。我和主管《当代》的副总编朱盛昌商议后，决定派当代文学一编室的负责人高贤均和《当代》杂志的编辑洪清波去西安取稿。大约3月25日，陈忠实说：“在作家协会的客房里，我只是把书稿从兜里取出来交给他们，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而“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着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20天，我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我匆匆读完信后嗷嗷嗷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了。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何启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