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岭壁画墓野宴图中的毡帐
穹庐和帐幕，两者所指的建筑形式有所区别，但也有重叠之处。穹庐是指包括蒙古包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包式建筑的总称。帐幕则指以毡布和木质构件作为主要建筑元素的可移动式建筑。大型车庐直到蒙元时期才出现，并仅有将领才能使用。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载：蒙古人有“运载大帐幕的大型车辆”，整个帐幕“不可卷舒，车上载行”，“车上室，可坐可卧。”其亲眼目睹蒙古用20头牛挽车的大帐幕车辆，直径近30尺。传统蒙古族帐幕包括蒙古包、帐篷与窝棚三种类型。在元代，蒙古文和汉文都未出现“蒙古包”一词，当时蒙古文以“格日”（ger）指后世被称为“蒙古包”建筑形式。蒙古包呈圆形尖顶，底部是用木杆交叉系结形成的菱形网状围壁，顶部是用许多木杆呈伞骨形围拢而成的锥形棚顶。四大结构为：哈那（即蒙古包围墙支架）、天窗（蒙语“陶脑”）、椽子（蒙语“乌尼”）和门。包门一律开向东或东南，既沿袭以日出方向为吉祥的古老传统，又可避西伯利亚的强冷空气。从文献记载来看，北魏时期拓跋鲜卑、吐谷浑、柔然、高车使用的“百子帐”具备了蒙古包的特征，和我们今天的蒙古包最为接近、最为相似。穹庐发展到百子帐阶段是建筑技术的跨越式发展。百子帐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建在城中的固定式永久建筑，城郭之中出现了屋宇和百子帐交错搭建的现象，“有屋宇，杂以百子帐”（《南史》卷79《夷貘传下》），反映了鲜卑人定居的趋势；另一种是建在草原上的“行屋”，随畜群而迁徙。百子帐就是穹庐、毡帐，“古号百子帐者，北之穹庐也，今俗谓之毡帐”（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2）；“百子帐，即穹庐也”。（《梁书》卷54《诸夷传》；《南史》卷79《夷貘下》）
山西大同御昌家园小区出土的北魏墓毡帐模型
有学者认为：百子帐是一种特殊的高级穹庐。北魏政权经常用百子帐赏赐北方的柔然、高车。北魏孝明帝正光二年（521年），北魏赐柔然降主什物，其中就有“百子帐十八具”。西夏国（1038—1227）亦将百子帐视为珍品。1177年，西夏国王李仁孝将百头帐（即百子帐）作为礼物晋献给金朝以表修好之心。（《金史》卷134《西夏传》）
南齐永明十年（492）南齐使节出使北魏，北魏祭天仪式中供宴饮休息之处：“以绳相交络，纽木枝枨，覆以青缯，形制平圆，下容百人坐，谓之‘繖’，一云‘百子帐’也。于此下宴息”。（《南齐书》卷57《魏虏传》）繖即伞也。绳索交络、纽木枝枨，形制平圆，可张可合等，是毡帐最典型的特征。
唐代诗人白居易晚年在洛阳的宅院内张设了一顶青毡帐，乃胡风所染。于太和七年（833年）作《青毡帐二十韵》：“合聚千羊毳，施张百子弮。骨盘边柳健，色染塞蓝鲜。北制因戎创，南移逐虏迁。汰风吹不动，御雨湿弥坚。有顶中央耸，无隅四向圆。旁通门豁尔，内密气温然。”所描述的就是百子帐。
近年来出土的北魏墓随葬明器和壁画中，多有穹隆顶毡帐（即穹庐）的模型和画像。2000年，大同城东雁北师院北魏墓群2号墓出土了3件毡帐模型，均为泥质灰陶片捏制而成。2006年发现的大同沙岭北魏墓群壁画宴饮图中，绘有大小不等的5顶毡帐。2006年，内蒙古博物院从四子王旗收集的3具彩绘木棺，所绘毡帐的风格均与大同出土的风格相近。特别是大同出土的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墓釉陶毡帐模型，成为北魏民族融合的有力佐证。开凿于北魏文成帝时期的云冈石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昙曜五窟”，其椭圆平面穹隆顶形貌的窟形，却在南亚、中亚到中国新疆、甘肃地区皆无先例。“想来北魏时鲜卑拓跋族选用本民族传统居室穹庐的形貌，来创造佛的居室，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山西大同雁北师院出土北魏2号基毡帐横场模型
穹庐生涯，迥异农耕。汉文帝时期，北降匈奴的汉人中行说在与汉使的论辩中说：“匈奴卒不入中国者，以其生长碛漠，谓穹庐贤于城郭，毡罽美于章绂，既安所习，是以无窥中国心，不乐汉故也。”（《新唐书》卷112《薛登传》）
《史记·匈奴列传》载：“岁正月，诸长会之于庭。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龙庭”就是游牧汗国可汗的大帐所在地，亦即汗国的“首都”，它是不断迁徙变动的。“龙庭”和“龙城”应是一个概念，唐朝诗人常用“龙城”来借喻游牧民族首领的所在地。因此，“龙城”不是一族一地的专用名词，应是各游牧民族游动的政治中心的代名词。而可汗的“穹庐”大帐既是游牧民族最高统治者的住所，又是全族最大的祭祀场所。
穹庐的居民骏马平川，引长弓射大雕，不同民族不断更迭，不断重复进行“组合” “分解” “离散” “*”，通常在出现具有强势领导能力的人物后，会以横扫之势统一原本分散的各族，建立一个共同的族群意识。秦汉时的匈奴、北朝的鲜卑、隋唐时的突厥，都是如此统一草原的游牧大帝国。这些庞大帝国，经历了一段时期，又会再度分散，不再有共同的族群，直到另一位强权领袖出现，再一次统一草原——如此一再循环。在阿保机、阿骨打、铁木真三人之后，草原上先后有了三次衔接联属的统一局面。辽、金、元三代出入中国，迭起迭亡，四五百年的南北激荡，毋宁是穹庐与城郭的对峙、毡帐与屋宇的交织。“可以驱穹庐於幕北，复汉唐之土宇。”（司马光：《言北边上殿札子》）辽人所创二元管理政治制度（北院管理已经改编的北族诸部，南院以汉法治理汉人州县），金、元都遵循，未有大的改变。
蒙古包
契丹皇帝的斡鲁朵、四时捺钵住的都是毡帐。斡鲁朵即宫卫制度，也称宫帐制。《辽史》解释：“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此制汉王朝和其他少数民族王朝均未实行过，确属空前创举。“所谓斡鲁朵，就是皇帝或具有皇帝同等威望的皇室成员或皇帝特别恩宠的重臣的行宫。”
辽虽设有五京（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今北京；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西京，今山西大同市），但这些都不是政治中心。大辽真正的政治中心是皇帝的四时“捺钵”（汉语译为“行营”“行在”“营盘”），以及随皇帝出动的“斡鲁朵”。皇都和五京是宰相以下官僚处理政务特别是汉民政务的地方。契丹旧俗，随水草，逐寒暑，往来游牧渔猎。辽建国后，皇帝游猎设行帐“捺钵”。大约到圣宗时，四时捺钵才有固定的地点和制度。正月上旬，契丹皇帝“每岁四时，周而复始”，巡守于捺钵。春捺钵为捕鹅钓鱼及接受女真“千里之内”诸酋长等的朝贺；夏捺钵是避暑，与北、南大臣议国政，遐日游猎；秋捺钵是狩猎，入山射鹿、虎；冬捺钵是避寒，与北、南大臣讨论政事，时出校猎讲武，并接受北宋及诸属国的“礼贡”。四时捺钵是把游牧民族“秋冬讳寒，春夏避暑”，随水草畜牧的生活习俗引入到政治管理中。而其中的渔猎活动，即以亲身示范，教育其族众不忘立国之资的铁马骏骑本色，保持一支能纵横驰骋的劲健骑兵，以与中原王朝相抗衡。所以后来靠“骑射”建立的金、元朝也有捺钵之制，清朝则有木兰秋猎的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