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是秦国秦孝公时期由商鞅发起的一场深刻的变法运动。
商鞅变法在中国国古代变法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在改变当世的秦国风貌的同时，也与后世秦王朝的兴衰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今天，就让我们从商鞅变法的内容出发，通过对商鞅所制定的秦法，来探究秦朝衰亡的制度因素。
（商鞅画像）
积贫积弱，变法图存商鞅本名卫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 ，是战国时期卫国 (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梁庄镇) 人, 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因其先祖为卫国贵族 故又称公孙鞅。
据司马迁《史记》记载：“鞅少好刑名之学, 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
而公叔痤在临终前曾向魏王进言：“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
见魏王不屑一顾，他又说：王既不听用鞅，必*之，无令出境”。
不得不说，公叔痤极具识人之明，他看出了卫鞅身怀经世之才，若放任其去往别国，势必会对魏国构成威胁。
可惜他在说出这句话的同时并未勘破魏王的想法：魏王既然不肯听信他的话重用卫鞅，自然也不会仅凭他一句话就*了卫鞅。
在以相国的身份为国尽忠之后，公叔痤又以师长的身份提醒卫鞅赶快逃出魏国，少年卫鞅就这样有惊无险地从鬼门关走了一遭，一路向西逃入秦国。
彼时的秦国刚经历过四代乱政，财富土地空前流失，又因地理位置而被山东诸国视作蛮夷。
当此之时，国家迫切的需要一个指导方略来救亡图存。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嬴渠梁继位，继位的第一年，这位年轻的新君向天下发布了一道《求贤令》：
“ 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几乎代表了一位君王能开出的最优渥的条件。
而在秦国变法大成之后，秦孝公也的确遵守了这一承诺诺，赐卫鞅商於十五邑作为封地，号其为“商君“。
《求贤令》使卫鞅看到了秦孝公对名士的尊重，于是他毅然决定入秦，助秦变法。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五年，在经历过一场场辩论之后，秦孝公终于决意变法，一场影响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政治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推行法治，以法立国在“以法治国”的前提下，卫鞅的改革思路大致可分为四条大纲。
其一，推崇农本以富国。
新法规定：废除战国通用的井田制，推行土地私有制，开放了土地的自由买卖权，并以财税手段奖勤罚懒。
而这其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思想，是在《商君书.垦令》中提出过的“重农抑商”思想——即以农业为国民的“本业”，以商业为“末业”。
卫鞅以明确的法律条文迫使全国各行各业的人都开始从事农业，并采取了针对农民的愚民政策，从根源上断绝农民从事其他行业的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卫鞅又要求国府根据粮食的产量来计算田赋，借机统一了国家的田赋制度。
从经济角度看，这些制度既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又能提高全国的粮食储备量，为秦国参与战争提供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而从政治的角度看，这种最原始的赏罚手段却在无形中降低了治国的难度，人民不知国政只管种地，其他一切跟着政府走，散乱的民心就这样被利益团结在了一起，并迅速归于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