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年底，河北传来急报——三镇节度使、东平郡王安禄山高举反旗，已经发兵南下，兵锋直指东都洛阳。
起初，早已昏聩不堪的唐玄宗出于对自己这位宠臣的信任，以为这是安禄山的对手为了诬告他而设下的圈套，对此不屑一顾，依旧沉溺在霓裳羽衣曲描绘的美梦之中。随着前方加急文书如雪片般飞来，唐玄宗这时才幡然醒悟，匆忙调兵抵御叛军。
可是，此时的安史叛军已经攻略了河北全境，正在逼近东都洛阳，入朝述职的安西四镇节度使、名将封常清请缨前往东都洛阳布置防线，抵御叛军，却也因敌众我寡，被安史叛军轻松击败。封常清收拢残兵，被迫退守潼关，阻止叛军趁机西进入关。
而后，因为唐玄宗的昏聩与唐朝内部的相互倾轧，封常清、高仙芝先后被冤*，哥舒翰被俘，二十万潼关守军全军覆没，长安门户洞开。于是乎，这便有了白居易笔下的那幕——“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公元762年年底，名将仆固怀恩率唐军取得了昭觉寺之战的大捷，史思明率领的叛军主力被击溃。次年年初，史思明麾下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人先后献城而降，史思明走投无路，最终自尽，持续了七年有余的安史之乱就此落幕。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唐朝因为“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平叛方针，加上仆固怀恩等人为求自保，养贼自重的做法，使得河北三镇事实上形成割据，由此唐朝便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之中，唐帝犹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周天子，成为了一个吉祥物，最终在藩镇割据之中走向了灭亡。
可是，历史上真的是如此吗？
首先，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唐朝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真的是因为“安史之乱”的遗留问题吗？
算是，但是同时也不算是！
算是，是因为唐朝中后期形成的“藩镇割据”的局面，的的确确是从唐朝“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将田承嗣、李怀仙等人继续安排在河北三镇担任节度使开始的，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河北三镇也一直都是唐王朝的心腹之患。
不算是，是因为唐朝藩镇割据的根源，并不是简单归结于一场安史之乱便能解释的，而是因为藩镇割据的根源在于这一制度，或者说这一系列制度的本身，换句话说，唐朝极其特殊的地方行政制度注定了藩镇割产生的必然性！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藩镇割据”：
藩镇割据，通常是指在唐朝中后期各地藩镇，尤其是河北三镇的将领拥兵自重，在军事、财政、人事任命等方面不完全受中央政府监察、控制。
了解了“藩镇割据”这一概念，我们再来看看节度使制度诞生的背景：
唐朝，这是在我国历史上地方行政管理变革中具有转折意义的朝代。在唐朝建立之时，唐承隋制，改郡为州，采纳了此前应用范围最为广泛的“都督州府”三级制，即由都督府下辖数州或边境要地（关、军、监等），赋予了都督府掌控辖区折冲府的权力，州下辖数县，而后又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都护府，下辖羁縻府州。同时，为了监察各地都督及其下属州县官员，唐太宗又设立了天下十道，设立按察使，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监察辖区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