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益州牧刘璋邀刘备入蜀。
益州大致包括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的大部及甘肃、陕西、湖北的一部分地区。
刘璋的目的一是为了击败据守汉中的张鲁，二是想利用刘备以抗拒曹操的进攻。
但刘璋万万想不到的是，即使刘璋不邀请刘备入益，刘备迟早也会寻机夺取的。当刘璋意识到刘备想要夺取益州的企图，就下令关戌诸将，不得再与刘备联系。同时，收斩私通刘备的别驾从事蜀郡张松。
三年后，争夺益州统治权的战争以刘备全面胜利而结束。
建安十九年，刘备攻下成都，下令进城后行大赏赐。
据《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引《陵零先贤传》：“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弧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价，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自入蜀起，刘备除了大量任命和重用荆州地主集团人士外，如何处理与益州士族、东州士族的关系成为难题。
刘焉、刘璋父子统治益州时，益州士族中的一部分人对他们是坚决支持的。当年刘焉被东汉任命为益州刺史后，在农民起义的逼迫下面临难以就任的尴尬局面，直到益州士族中的代表人物贾龙等人利用家族的力量镇压了起义，恢复了社会安定，刘焉才得以就任。
刘焉本不想到益州，向汉灵帝请求任交阯牧。董扶告诉刘焉，益州有天子气，刘焉这才担任了益州牧。到益州后，刘焉采取了一系列试图达到割据称雄的做法，一方面利用张鲁在汉中的五斗米道势力，断绝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从而形成割据的雏形；另一方面严厉打压益州士族，企图用刑罚确立自己的威权。
建立独立王国后的刘焉，对曾经支持他进入益州的土著士族恩将仇报，重用自己的东州地主集团——“东州士族”以打压益州士族势力。
于是，益州士族与刘焉迅速交恶，当初积极接应刘焉入川的益州士族首领贾龙等人奋起反抗。刘焉利用“东州士族”的力量平定了动乱，但他再也不可能得到益州士族的普遍支持和拥护。刘焉病卒后，其子刘璋继任。
刘璋统治益州长达20年，统治以“宽”著称，既纵容东州士族的为非作歹，又对益州士族的野心无力控制，其统治摇摇欲坠。
此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刘备和孙权纷纷图谋利用益州士族与刘璋政权的离心离德，密谋夺取益州，最终刘备得手。
刘备占据益州后，以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士，关羽、张飞、马超等将领，许靖、麋关、简雍等为客友，自已领益州牧，益州成了蜀汉立国的基础。
诸葛亮入蜀后迅速拨乱反正，借鉴刘邦成功的历史经验，同时也要吸取刘焉、刘璋失败的教训，放宽法度，缓刑弛禁，以慰其望，迅速确立了蜀汉政权的权威，有 力地控制住局面，社会安定。
对待益州士族与东州士族，蜀汉政权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积极主动通过各种方式拉拢东州地主集团。东州地主集团的实力派人物吴壹，是刘备集团首先拉拢的对象。于是刘备在法正等人的极力怂恿下，摒弃陈见，娶了同族刘璋兄弟的遗孀、吴壹之妹。通过各种方式的笼络，将刘璋的部下完全争取过来，东州地主集团的许多代表人物在蜀汉政权里担任了很重要的职务。如董和、董和之子董允、费继、蒋琬等人。
对于益州士族则明确采取排斥、打击、压制和限制使用的政策，吸收了部分愿意为他们服务的益州土著地主，同时对其中稍有不满蜀汉政权的人，毫不留情地坚决打击。
广汉郡郪县（今四川三台）李邈、李邵、李朝三兄弟，李邵、李朝真心为蜀汉政权出力，而李邈认为自己县长提升为益州从事心怀不满。正月初一百官齐集的酒宴上，李邈借敬酒之机公开责骂刘备，认为刘备不该攻占益州取代刘璋。刘备问他为什么不帮助刘璋守住益州？李邈说自己当然愿意帮刘璋打败刘备，只是能力不够办不到而已。反对刘备集团的态度非常坚决。幸亏诸葛亮出面求情，李邈才免死。后来，诸葛亮任命他为犍为太守、丞相参军、安汉将军等，但李邈坚持己见,一意孤行。诸葛亮逝世后，人们都悲痛万分，李邈却兴高采烈，公开散布要对诸葛亮之死进行庆祝。最后，李邈被后主刘禅依法处死。
广汉郡广汉县（今四川广汉）彭羕，生性傲慢，得罪了很多人入刑五年，直到被刘备赏识委以重任。成都平定后彭羕举止轻狂，行为不检，被贬为江阳太守。彭羕记恨于心，煽动马超造反。马超把谈话的内容上报后，彭羕被逮捕处死。
不过，蜀汉基本上是得到益州士人的真心支持和拥护蜀汉政权。
蜀汉政权为益州士人提供仕途，维护了益州士族利益，有不少执掌军政大权、参与中枢决策的。而作为各大姓家族的代表。这些人仕于蜀汉政权。在施政治国、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发展经济、军事征讨、与南中各族和睦相处等方面。都起到了良好的影响和作用。
而到了蜀汉后期政治混乱，陈祗、黄皓把持朝政，姜维率蜀汉军队的主力连年发动对魏的征战，十年九役，穷兵黩武。这些作法影响到益州士族的利益，加之主政者缺乏对他们的尊重，故本期益州士族对蜀汉政权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从支持关心这个政权到逐渐对它失去信心，甚至开始反感。
由于益州士族始终进入不了蜀汉政权的核心，不被信任并被压制，逐渐产生了二心。
刘备病逝于永安宫后，益州士族地主集团中的豪强黄元、朱褒等人以为时机已到，举兵反抗，但遭到失败。益州士族地主集团巴不得蜀汉政权早日灭亡，当时流传的谶言：“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意思是说：刘备名“备”就是到了尽头；刘禅名“禅”就是政权应该交出。
到蜀汉灭亡时，益州士族对其覆亡已漠不关心。
谯周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刘备入蜀后，谯周任劝学从事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群臣劝刘备称帝，谯周就在其中。谯周对蜀汉的任用非常感激，不但忠于职守，而且培养出一大批对蜀汉政权有用的人才。诸葛亮病死在前线，谯周预料到朝廷会严禁官员奔丧，便用最快的速度从成都抵达五丈原，行动非常坚决，体现了谯周对诸葛亮真心的尊重。
蒋琬、费祎执政时代，谯周依旧得到充分任用和尊重。当刘禅开始追求享乐时，谯周上疏劝谏、批评刘禅，希望他以国事为重，努力实现统一大业。这时的谯周对蜀汉朝廷抱有相当的信任。
陈祗执政之后，内部政治混乱，外部穷兵黩武。谯周写下《仇国论》希望陈祗能考虑后果，改弦易张。他的劝谏却根本不起作用。陈祗反而认为谯周碍手碍脚，将其调任无实权的光禄大夫，此后谯周闲居在家不再参与政事。除谯周外，当时在蜀汉政权中为官的益州士族代表人物如张翼、杨戏等，也纷纷劝谏当权者陈祗、姜维，但都未能奏效，甚至还给自己带来了猜忌、祸害。
从抱有期待到失望，从支持转而背弃，往往都是时间累积的结果。
蜀汉景耀六年（公元263年），曹魏政权兵分三路大举代蜀。这时的蜀汉政权，不但在外交上失去了吴的援助，而且吴在得知曹魏大举伐蜀的消息，反而袭击之永安城。此时的益州士族幸灾乐祸，袖手旁观，甚至出现了邓艾入蜀后，益州人民没有丝毫的抵抗，四处离散。“
蜀亡的前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谯周在宫柱上写道：“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含蓄地说明蜀国应该灭亡，魏国应该统一。
曹魏军进攻蜀汉，唯有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迎战却战死。邓艾直逼成都，刘禅急忙召集群臣商议。正如先前蜀地人士张松建议刘璋迎先主入蜀的历史一样，这回又是益州士族的代表人物谯周公开主张投降。
谯周公开说：“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言外之意，十分明显，即益州士族再也不愿拥护不能保护自己利益的政权。
蜀汉刘备，文有诸葛亮、庞统、法正、许靖、刘巴、李严、彭漾、廖立、马良、马谡、孟达等，武有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魏延、黄权、刘封等，人才济济。然而，蜀汉政权立国仅四十三年而亡，是三国中存在时间最短的。
究其原因，刘备称帝后，为了夺回荆州和替关羽报仇，急于出兵伐吴。但用人之际，人才连接损落，致使刘备伐吴缺少谋臣良将。蜀汉五虎将此时只剩赵云独存，而赵云又反对伐吴，刘备将其留在江州（今重庆巴县西）。夷陵败北后，刘备逝世，诸葛亮以丞相兼领益州牧辅佐刘禅。蜀汉政权内，除魏延、杨仪、蒋琬、费祎等寥寥数人外，没有多少人可用。由于不重视培养蜀地人士，蜀汉政权后期重臣还是以刘备为首的外来势力，没有重视培养益州士族，人才没有本土化 ，以致后期人才缺乏。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个人、群体、社会三者之间的协调，强调人和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和谐，这样有利于形成团体凝聚力，构筑以团体利益为重的集体主义精神。
这样的结局，刘备、诸葛亮是万万料想不到的。当年迎接自己进入益州蜀地的是益州士族，今天为自己挖掘灭亡的坟墓也是益州士族，成为整个蜀汉政权的悲剧。
1942年2月1日*同志在延安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他指出：“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内才能生根，否则是不可能的。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不但如此，即在一个根据地内部，因为根据地内的各个区域有发展先后之不同，干部中也有外来本地之别。……一切外来干部一定要爱护本地干部，经常帮助他们，而不许可讥笑他们，打击他们。自然，本地干部也必须学习外来干部的长处，必须去掉那些不适当的狭隘的观点，以求和外来干部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而避免宗派主义倾向。”
*的一番精辟论述，可惜一千六百八十年前的蜀汉的君臣始终没有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