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辉
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继日内瓦会议之后，又一次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精彩亮相。作为*的外事秘书和翻译，浦寿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事件。那一年，他33岁。
浦寿昌是江苏无锡人，出生于1922年。曾任*总理的翻译、秘书，并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社科院的顾问。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是先于1944年加入的美国共产党，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当时正在美国求学，并于1946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博士学位。这也是建国后*每次见面称呼他为“浦博士”的由来。
因为业余从事口述历史的采访和研究、写作，笔者有幸多次走进浦寿昌的寓所，听老人家讲述随*总理参加1955年万隆会议的难忘往事。
冲破险阻的出行
早在1954年4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就在印尼、印度、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五国总理会议上提出召开一个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与的亚非国家会议的建议，与会的*都表示赞同。12月底，五国总理在印度尼西亚茂物举行会议，就此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商讨，并同意联合发起召开这一会议，并邀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其他20多个亚非国家参会。
在12月30日晚上的一个招待会上，印度总理尼赫鲁就曾对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表示：“我希望*总理能来出席这个会议（指万隆会议——引者注），我将在这里等他”。
茂物会议前，*主席在分别会见应邀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时，都曾表达了中国希望参加亚非会议的意愿。因为，走向世界舞台，为国内建设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是摆在国家*面前的一个重要战略思考。
1955年1月15日，印度尼西亚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致函*总理，代表缅甸、锡兰、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尼五个发起国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1月22日下午，周总理会见印尼驻中国大使莫诺努图，浦寿昌担任翻译兼记录。在会谈中，莫诺努图大使向*转达了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口信：一是印尼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二是希望“能够荣幸地接待*阁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到印尼访问”。*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我们接到正式邀请后，将会作正式的回答。至于中国参加会议的人选，还需要经过中国政府讨论”。同年2月10日，*复函印尼总理，告知中国决定派出代表团参加亚非会议。
4月3日，外交部给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发去电报，除告知中国代表图组成人员名单外，还对住宿、行程等安排做了详细介绍。其中还细致地交待，“达浦生（年纪较大）及刘麟瑞（以记者名义担任阿拉伯语译员）均系回教徒，在生活安排上请作特殊照顾”。
1955年4月16日17时50分，中国代表团乘坐的“空中霸王号”飞抵印尼雅加达玛腰兰机场。当*总理走出机舱的时候，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等人悬着的一颗心才算落地。飞机比预定时间延误了近两个小时，原来是飞行途中遭遇雷雨，在新加坡进行了紧急迫降，耽搁了。当时，新加坡和我国还未建立外交关系，专机降落后，*意外地受到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的热情邀请，请他在机场贵宾室稍歇。为了保证*的安全，代表团成员陈毅、廖承志等人都进行了劝阻。“但周总理却说：‘这个麦克唐纳是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也是能够对马来西亚政局产生很大影响的人物。这送上门来的工作不做岂不可惜？’”
下午2时，麦克唐纳将*和陈毅送上专机，回国后，周总理还特别就此次接待向英国政府表示感谢。
大家的紧张不是多余的，就在几天前的4月11日，中国代表团另一架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被国民党特务安装了炸弹，坠毁在海上。除3名机组成员外，机上11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本来，周总理一行是要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可临行前因应邀转道缅甸，改变了计划中的行程。
浦寿昌回忆，“4月初，万隆会议的发起人之一、缅甸总理吴努请周总理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等人绕道缅甸，先碰个头。吴努当时对新中国也并不是很了解，怕我们在边境上大量陈兵。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有一些残余分子在云南边境上活动，所以他就建议周总理到云南昆明和他会合，坐汽车沿着公路实地看一看。此前不久，周总理忽然得了盲肠炎，动了手术。这个中缅公路，路面极坏，颠簸，对愈合不利，周总理没听医生的劝阻，说‘他既然有这样的要求，我不做的话，他们就会有疑虑，不利于发展两国关系……’”，这就是*，处处以大局为重。
“面对当时复杂危险的万隆之行，总理是沉着冷静的，也体现出他作为一国总理的沉稳风度，这从他写给邓大姐的信中也能得到印证，‘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有了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一切从多方面考虑……’当时，我们在总理身边工作，当时眼中所见，总理是始终把个人安危放在次要的位置，他通盘考虑着国内和国际各种复杂因素，为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为国内经济建设争取良好的外部环境，付出了极大的努力。”采访中，浦寿昌感慨道。
影响会议走向的补充发言
1955年4月18日上午9时，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大厦开幕，主持人是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他在开场白中阐述了会议的宗旨，那就是探讨亚非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他们能为世界和平与合作做出什么贡献。随后，埃塞俄比亚、日本、老挝等国家代表的发言都大致围绕着“和平”这一主题展开，会场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向前推进。
就在当天全部议程即将结束的时候，伊拉克代表团团长贾马利却在发言中公开批评“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并火药味十足地把“老式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并称为扰乱世界和平的三股势力。
“本来很好的氛围被贾马利的发言打破了，一下子弄得很紧张，随后发言的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土耳其代表都沿着这个人的思路谈到了‘共产主义的威胁’，虽然没有直指中国，但与会者也都明白这个指向性”，浦寿昌回忆道，“当泰国的旺亲王发言时，他索性戳破了这层窗户纸，直接点了中国的名。他提到的令泰国担忧的三件事中，两件与中国有关。第一是中国云南省组织傣族人的活动，直接‘威胁’到接壤的泰国；第二是在泰国三百万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这一下仿佛“一石激起千层浪”，大家更关注起中国代表团的一言一行。
19日上午的第三场会上，与会人员中的反共声浪愈演愈烈。*告诉外事秘书浦寿昌：“下午我们事先准备好的稿子我就不念了，你告诉秘书处，让他们发吧。我要专门作一个补充发言。上午会开完了，回到驻地吃午饭，午饭以后第一个就是他发言，时间很紧张，一个来钟头，回到驻地立刻坐下，就是说，你坐下，我说一句你记一句……”
当时廖承志、乔冠华等代表团成员都站在*身边，用浦寿昌的话讲是“以备顾问”，以便有什么需要问的问问他们。
浦寿昌用找来的一个小草稿本，*口述他记录，写一张撕一张赶快翻译。很快，一篇2500余字的发言稿便完成了。“总理出口成章，他口述的这篇‘补充发言’，一个字都无法修改，简直好极了。既有思想性，文字又优美，我始终觉得那是一篇范文”，他对笔者感慨道。
稿子翻译出来，立刻坐车前往会场，参加下午的会议。在车上，总理对浦寿昌说：“以前在会上，都是我念一段你翻英文，人家就坐着等。我念中文的时候，他一句也听不懂，等着念完中文他们再听英文，前面的都有点记不住了，效果不好。今天改一个方法，开头我讲几句中文，然后你就直接用英文从开头一直念，一直念到最后一句话……”
下午，会场外下起了大雨，还不时伴有闪电和雷鸣。会议开始了，*迈着快而自信的步伐走上讲台，浦寿昌紧随其后。
“主席先生、各位代表：我的主要发言已经油印出来，即将分发给大家。在听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发言后，我想作一些补充发言……”*的开场白吸引了全场的目光，记者们也都全神贯注，深怕漏掉中国总理发言的每一个字。
浦寿昌开始以流利的英文宣读*草拟的讲话稿，“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因为在美国期间，浦寿昌曾以中国民主同盟纽约支部负责人的身份在美国各地周游演讲，并于1947年协助冯玉祥在美国组织中国和平民主大同盟，在其游历演讲中担任翻译，所以在这历史性的讲坛上，语气、手势掌握得都很好。站在旁边的*亲自宣读了最后一段，浦寿昌用英文翻译出来，漂亮结束，掌声经久不息。
“这个概括起来八个字‘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补充发言，效果好极了！那个时候会场很小，是一个戏园、影院一样的场所。老的戏园子、影院有楼座，下面是大厅坐，还有楼座，楼座的票价便宜一点。记得万隆会议那个大厅空间很小，楼座划给新闻界，记者在楼上。总理话刚讲完，所有的记者就夺门而出，抢着要发稿”，浦寿昌对那一天的情况，记忆犹新。
“为什么*的讲话能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呢？”，这不仅是笔者的疑问，相信也是很多人想了解的。
浦寿昌说，“记者没想到，现场各国的代表团也没有想到，人家这么‘骂’你，你还是入情入理地给他讲道理，马上就把会议的气氛整个扭转过来了。本来美国当局的算盘是让你们亚非各国在会上吵一场，不欢而散。‘骂你们，你还不回骂？’一回骂不就整个乱套了，就不欢而散了嘛……总理作了补充发言，气氛完全变了，再也没有互相直骂的声音了，开始认真地讨论一些问题……”
*用“求大同存小异”为亚非会议定了新的基调，也让作为身边工作人员的浦寿昌更加佩服总理的外交才干。
多边外交里的双边外交
周总理在亚非会议期间不仅参加会议，在国际舞台展现中国负责人国家的形象，还广泛展开双边外交工作。浦寿昌也跟随在*身边，广泛接触相关国家代表团团长，近距离感受总理的外交魅力与风采。
当时的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美国搞了一个东南亚条约结盟，把巴基斯坦还有菲律宾等国都吸收进去“结盟反华”。在亚非会议五个发起国巴基斯坦、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中，有两个国家当时还没有和中国建交，一个巴基斯坦，一个锡兰。
“在和印尼总统苏加诺的会谈中，周总理发现苏加诺和该国外长苏班德里约怕风，万隆的天气又非常炎热，总理要求只要苏加诺和苏班德里约在场，中国代表团必须忍着炎热，把电扇关上”，在浦寿昌的记忆里，这样的事例太多了，也体现了总理一贯的细致作风。
*还专门前往会见巴基斯坦的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和他就双边关系进行深入交流。浦寿昌回忆，“周总理平易近人，讲话入情入理。阿里没有料到总理这样的态度，很是感动。第二天，大会结束之后召开小组会。阿里在发言中主动谈道，昨天*总理来看我，谈得非常的高兴和愉快。周总理正好接上他的话题说‘是的，我们谈得非常愉快，很真诚。阿里总理告诉我，他虽然参加了东南亚联盟，但是他绝对不以这个联盟来反中国……’，阿里当时没想到周总理公开了他的表态，但这确实是他的决策，并且出于对周总理特别敬佩，他当场再次强调了对中国和总理的好感。”
会议期间，*分别和与会的锡兰代表团团长科特拉瓦拉总理、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埃及总理纳赛尔等广泛接触，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建设情况，使各国*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万隆会议结束后，*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苏加诺总统及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总理就加强两国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万隆会议上，*所倡导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赢得了与会大多数国家的广泛认同，并逐渐发展成为国际交往中的准则。万隆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重要外交活动之一，而兼任外交部长的*总理作为代表团团长，一直指导着代表团从筹组、出发准备到参会和做好善后事宜等全部全部工作，为新中国打开国际交往新局面付出了极大心血。在浦寿昌的记忆里，会议期间，*每天只睡一两个小时，为扩大会议成果、增强中国在国际交流中的影响殚精竭虑，也在国际舞台上展现了中国总理的风采。这次会议也标志着*个人作为新一代外交家，正式登上世界舞台。有外媒评论说：“*是万隆会议的灵魂人物和真正主角。”
“前往参加万隆会议时，作为世界著名外交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有‘把中国介绍给亚非各国代表’的想法，当会议结束时，*的风采已使与会代表深深折服，周总理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尼赫鲁”，浦寿昌略显激动地回忆道。
访谈结束的时候，浦寿昌深有感触第说了这样一段话：“1950年回国后的一段日子，自己很幼稚。觉得在哈佛大学这样的学府拿了博士学位，还挺了不起的，不晓得自己幼稚到什么程度。是周总理的言传身教，是经历了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的磨炼，后来自己有了点儿自知之明，才不断成长进步的。无论做人做事，*总理永远是外事干部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