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雕像
这个故事十分著名，而且也并不是孤例。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情况，除了某些神秘莫测、不可说的因素之外，我个人觉得卜和筮不同的占问方法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卜是观察甲骨开裂之后的纹理，那就意味着任何只要稍通卜法的人都可说个一二三四——这一点在周公旦创建礼法、神职人员地位大幅下降的时代大背景下成为可能——卜官根本就没有或者说很少有作弊的可能，结果是什么就是什么；而筮就完全不同了，选择的蓍草数目虽然在后来已经固定，但怎么分、分多少还是有着相当大的个人主观性。如果筮官恪尽职守就罢了，一旦筮官想要揣摩君主心思，故意得出君主想要的结果来讨得欢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在晋献公的故事里，筮官的做法明显带着一种故意讨好的意味，或许是晋献公太喜欢骊姬表露于世人的眼中，筮官才得出这么一个结果。
这个可能性相当大，因为在那个时代，包括神职人员在内的各种职官都是世袭的，也就是说，卜官和筮官有极大的可能性是世交，代代为晋国占问，两人的关系肯定是十分密切的。在卜官得出了凶的结论后，筮官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主观操作去应和卜官的结果，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了另一种结果。当然只是一种猜测而已。补充一点，司马光曾经说过，君主不能像常人那样随性表露自己的喜怒，因为底下人会将君主的一些随意之举当做自身谋得功名利禄利禄的进身之阶，而这往往就成为给国家带来灾难的根源，晋献公很可能就是个例子。
或许是因为筮法的这种缺陷，它的地位在有着丰富文献遗存的春秋战国时代地位一直不如卜。在流传下来的涉及卜筮内容的文献中，卜一直被视为用来占问军国大事的，而筮的地位则明显不如。或者如晋献公的例子一样，当统治者特别想进行某一件事时，如果卜的结果为不吉，那才会进行筮，颇有种筮是卜的备胎的意思。
不过，就像流行语所说，一个人的主观努力固然重要，但终究还是要看历史的进程。卜法是比较灵验，但是随着我国历史的发展，那种以神灵为中心、重视天胜过一切的思维渐渐的被摈弃了。事实上，在周以一个偏僻小国在一个月之内灭掉统治中原长达六百多年的大商之后，这个事实在让其它部落、方国瞠目结舌，认为周有神助从而纷纷跪伏周朝统治之时，周人也对灭商大业进行的如此顺利深感震动。
经过充分总结商亡周兴的经验教训之后，周人就开始对商文化中那种极端重视神灵的主导部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周初的实际执政者周公旦在建立周礼时，就尽可能多的将神灵排除在礼法统治秩序之外，这种思想及实践后来就被孔子精准的总结为“敬鬼神而远之”。换句话说，我国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逐渐从文化上抛弃了神的统治，走向了人的时代。
时代的更替，社会的变迁，在秦亡汉兴这一历史事件中最终得以完成。以往列国纷争，无论是谁占上风，都会宣称自己是曾经君临天下的古帝王的后代，如今得以霸天下不过是在继承祖先的遗产而已。
然而，汉高祖刘邦起于布衣的事实却再清晰不过的证明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既然布衣百姓通过顺应历史、个人奋斗便可成为天子，那神灵的庇护作用到底有几何呢？随着这一思想的深入发展，首先觉醒的士人阶层就对占问吉凶的手段产生了怀疑，将其蔑称为巫术。不幸的是，卜法因为灵验，而且改造性弱，所以在掌握话语权的士人口中成为了巫术的优秀代表，从此跌落凡间，再也无缘庙堂。与此相反，筮法的代表《易经》因为其主观改造性非常强，所以在战国诸子百家纷争时被各种学说拿来注解，当做本门的学术典籍，儒家也并不例外。随着后世儒家的越发尊贵，被改造过的《易经》也随之地位得到了不断的攀升，终至于成为中国的《圣经》。
此外，卜法的失传还与另外一个历史因素相关。虽然作为筮法的《易经》因儒家的兴盛而得以尊贵，但当时儒家的地位并非如后世那般稳固，多少经历过波折。而且，民间一直比较推崇实用性较强的卜法。因此，到西汉末年王朝衰落之时，卜法的流传还是相当可观的。日本著名史学家内藤湖南在《中国史学史》中有过表述，因为《易经》这本书的功效在当时人看来和卜书相比差的太远，所以仅在文人士大夫阶层中有所收藏。
然而，东汉灭亡之后，群雄纷起，天下残破，西晋艰难统一不过十数年，又迎来了五胡乱华的大动荡，北方的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随后，中国南方经历东晋、宋、齐的更替，建立数十年的梁又出了侯景之乱。梁元帝历尽波折平息内乱之后为了保存硕果仅存的文化，又将南方有价值的书籍统统收进新都江陵进行集中保护。还未来得及全部整理，又因为选择首都不当，遭致北朝的进攻，绝望至极的梁元帝一把火将内廷书籍烧了个干净，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破坏性远超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江陵焚书”。
在这些动荡中，曾经盛行一时的卜书因为未能被纳入官修正史中，在一场场烈焰中渐渐失去了踪迹。而《易经》却因为得到了士人阶层的背书，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自然远超仅流通于民间的卜书，虽历经万险仍然得以顽强流传至今，成为了中国卜筮的唯一的先秦典籍，也成为了占卜的象征。
在论述清楚了卜法和筮法的不同以及为什么《易经》由筮法之书成为了今日的占卜之书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问题，商代是否存在着以其为占问判定标准的《归藏》？根据前文的介绍，我们很容易就会知道商代的甲骨占问是卜法而不是筮法，那以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在今本《易经》系统中，被同样视为《易经》的《归藏》明显是不能拿来作为指导商王进行占卜的。不过，我们还是要多想一想，我们今天之所以能见到这么多的甲骨，是因为骨头本来就容易保留。而前面也说了，筮法是以蓍草来进行的，也可能是以别的人们认为的有灵性的植物来进行的，总之就是植物。假使商代在卜的同时也有筮，那它的材料肯定就不会像甲骨一样被保存下来，以这个来判断《归藏》不存在，略显武断。
我们再一次从考古材料出发，来看看这个问题是否存在着真正的答案。现存甲骨中有相当的比例是供刚入门的神职人员用来刻字、钻孔的练习用的，并没有经过祭祀占问的流程，这些甲骨中并未发现有关于筮法的记载。我们知道，商代除了甲骨，还有着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之上往往也会刻上一些字，说明铸造这个青铜器的理由，这些文字就被称作金文。非常幸运的是，在金文中，关于卦象，考古学家有着重大的发现。北宋时，在今天湖北孝感出土了著名的安州六器，其中一件叫做中方鼎，在这件鼎的金文中，有一些奇怪的符号，一直以来得不到解释。
到了近几十年来，随着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人们渐渐发现了它的意思，原来它表示的是一种类似于《易经》的卦象。虽然这件鼎的时代是周初，但出土的地点却不是周的核心统治区，而是方国。这就意味着，虽然商朝被推翻了，但作为方国的此地，有极大的可能仍然在祭祀、占卜方面保留了商代的做法，仅仅是在形式上服从周朝的统治罢了。不过，与今天的《易经》以八卦作为基础不同，这些金文中的卦象却是明显的六卦。这一点发现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它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实，今本《易经》即《周易》在创作时并非一蹴而就的，一定会受到早已存在的卦象文化的影响。甚至，可以大胆一点说，《周易》是建立在以往卜筮文化基础上的，这也符合一般文化演进发展的规律。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周礼》中关于《易经》体系早已完备和后世其它书籍中所说的《连山》、《归藏》与《周易》成熟度相当的记载现在看来完全是一种附会之词。而今天考古发现的所谓《连山》、《归藏》的原本也存在着相当多的疑点，一般倾向于是战国秦汉时人们的伪作。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周易》的确受到了前代文化的影响，但那种文化远不如《周易》成熟，甚至于演卦的基础都不一样。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真的如后世所说的《连山》、《归藏》在夏商占卜体系中的地位极其重要的话，那为何这些卦象的铭文仅在方国地区被发现，而作为核心区且有着无数重量级青铜器的殷墟却不见踪影呢？至此，我们可以下结论，《周易》的发展以前代卦象文化为基础，但卦象文化在夏商并没有成为独立、成熟、完整的体系，在国家占卜体系中一直是卜法牢牢的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周易》的出现，相较于前代的功劳，将这种文化体系化、哲学化的周人的功劳要大得多。考虑到《周易》在后代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他们的成就可以用开天辟地的创新来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