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国外做蓝领，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人生选择。这意味着远离内卷，变得松弛，但同时，也丢掉了自己奋斗多年的履历，一切从零开始。
我们找了几位出海打工的人，他们为什么愿意放下原有的积累？如何开启一段新生活？价值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文 | 徐晴 月弥
编辑 | 金匝
姓名：张彦斌
年龄：70后
住址：塔斯马尼亚岛
职业：电工
“来了塔斯马尼亚岛，我也没有摆脱中年危机”
我是山西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工作，先是在媒体工作了十几年，后来去了互联网大厂，成为一名中层。但现在，我在塔斯马尼亚岛，当一名电工。
有出去的想法，是在2017年。在那之前，我在北京东五环外住着一套大房子，孩子不到3岁，过上了曾经想象中的那种“中产”生活。直到孩子快上幼儿园——“中产”幻想被打破。
考虑到孩子要上好的幼儿园、好的小学，我们把大房子置换成一套老破小学区房。那个房子老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住在一层，白天不开灯的话，屋里漆黑，下水道也总是堵。我有时候在公司工作，会接到家人电话，说下水道又堵了，我就得回去处理。
房子的面积太小了，小到它得“限额”，同时出现在这个空间里的人不能大于3个。白天，我跟爱人分头上班，孩子的姥姥和保姆负责接送孩子去学校，晚上我跟爱人回来，姥姥和保姆各自回家。
生活在国内，想完全脱离鸡娃的氛围很难，一到周末，小区的孩子们集体消失，都去上各种课外班。孩子读幼儿园的时候，我们也送他去上兴趣班，周六学游泳，周日学画画，我跟爱人的周末就是陪孩子上课。
换房子对我们一家的生活影响太大了，时间久了，大家都很难受。我本就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同时，我不希望孩子长大后经历更剧烈的竞争，用更多的努力换来没那么舒适的生活。所以也会想，之后到底要去哪里。
其实如果想过得更舒服，回老家也是一个选择，但我没有想过这个方案。我父母的想法是，你到北京已经顶天了，人不能倒着走，好不容易从山西老家出来，上大学、读研究生，为什么要回去呢？而我，从18岁离开家到后来40多岁，一直生活在北京，故乡已变成了需要探亲时才回去、“陌生”的地方。我甚至不太熟悉回家的路，每年春节回去，我爸都会站在小区门口给我指路，生怕我找不到从哪里进小区。
2016年，我去美国采访，认识一个外来的家庭，他们向我展示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也让我也动了走出去的念头。这对夫妇十年前带着孩子来了加拿大，我发现跟他们聊的话题和跟国内的朋友完全不一样，孩子不是中心，也不涉及课外班、择校什么的。他们夫妇俩热爱旅游，非洲、北欧、南美都去遍了，已是旅游圈内有名的博主。同行的几天，他们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对我影响很大。于是，从2017年起，我和妻子开始准备走出来，寻找生活原本该有的意义。
2019年4月，我们真的搬到了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这个地方离悉尼很远，就像澳大利亚的“海南岛”。第一次来，我们是以旅游者的心态，看什么都新鲜，真正居住之后，还是得面对更日常，也更现实的问题，比如孩子在什么地方上学，一家子在哪里住，这个地方的生活水平和房租怎么样，我们要靠什么赚钱。
当时我们也做了一些功课，澳大利亚的政策是，不管是租是买，只要有住房合同，就可以在那个学区上学。我们看了这里学校的排名，在排名靠前学校的学区里租了房子。
刚到这里的半年，房租是一个月1.3万人民币，家庭支出也不少，钱只出不进。父母还时不时催我，不能坐吃山空。我嘴上说不急，但内心其实很焦虑。
我爱人在国内是旅游行业的，我们在安顿下来后开了个旅游公司，做个性化定制游。但刚做成了几单后就发生疫情了。我们还买了一个小农场，种红树莓，但也没挣到什么钱。我开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什么。我一直对电工很感兴趣，之前装修房子，电路是我跟装修师傅一起搞定的，在澳大利亚，这个工作强度也不算大，符合我的期望。
澳大利亚有很完善的职业教育课程，通过技能培训拿到证书，就可以做相应的工作，规则划分得很细致，很专业。我报名了本地的一个电工课程，花了大概1200元人民币，拿到了一个证书，凭借这个证书，我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比如连接设备、安装监控、烟雾报警器等等，如果想做更复杂的工作，就得找一个师傅，做4年电工学徒，拿到电工证。
▲ 为一位农场老人装过太阳能系统，诺大的农场里只有一个人、两条狗。老人享受孤独的办法是一边干活一边喝啤酒，整个屋子里一股酒味儿。图 / 受访者提供
选择电工这个工作，直接的原因是赚得多。在澳大利亚，时薪最高的职业可能是医生、律师，一小时120澳元左右（约560元人民币），电工的时薪可以达到一小时80澳元（约370元人民币）。从2020年10月到现在，我做了好几个工作，除草工、油漆工、浴室厨房翻新，还跟着一个水管工干了几个月。
在塔斯马尼亚岛生活，我感受到很多跟国内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这里的劳动真的不分贵贱，首先体现在它的报酬上，其次是其他人对待劳动者的态度。每次做完零活，房东都会走出来说很感谢你帮助了我，会请我或者其他工人喝咖啡。
走在路上、坐在餐厅里，经常看见穿着工作服，满身是灰的工人，没有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们的教育理念不像我们的父辈——自己是工人，希望孩子努力读书，不要再做工人。澳大利亚的老电工如果有多个孩子，必定会有一个孩子会当电工，他要把他的技能传给下一代。
这里也并不内卷。租房的时候，我们想，既然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大家不是都跑到更好的学校附近居住了吗？实际上不是这样，家长并不太在意哪个学校最好，更重要的是让孩子快乐地成长，可以到了高年级再努力学习，父母也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需要排在首位。我们认识一个邻居，因为工作变动，带着家人孩子从悉尼搬到塔斯马尼亚岛，就相当于从北京搬到了海南生活，他们也觉得十分正常。
相比工作，这里的人们更爱生活，工作日是工作日，节假日就彻底脱离工作，以家庭为单位出游。他们不怎么喜欢即时沟通App，有事用邮件联络，没人要求你立刻回复。人都很平和，在塔斯马尼亚，即便堵车时也没有人按喇叭。
但在这里生活，也有不适应的那一面。塔斯马尼亚岛的面积是海南的两倍，人不到海南的十分之一，华人没有那么多，时间久了，有一种荒凉的感觉。这里也没有国内那么方便，点个外卖30分钟能送到家里，网上买个东西，过几天自动出现在家门口，这在澳大利亚不现实。刚过来的时候，我们订了一些家具，之后分了好几批，用了两个月才全部送到。生活节奏慢，办事效率就低，第一次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学校通知了我一个日期，我们那天到了，对方才说日期不对，还得过几天，我们只能把孩子带回家。都得有个适应的过程，慢慢才接受。
工作上也会有一些落差。到了国外，从前的履历都清零，我不再是一个大公司的中层，也不再是去了哪里都有人知道我的公司，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四十岁男性。刚来的时候人生地不熟，我们的旅游公司也没什么业务，感觉一下子空闲时间多了，不知道该干什么，后面学了电工，才逐渐充实起来。
再之后，我人生的40岁危机在塔斯马尼亚也出现了，我想做电工学徒，以后当持证电工，但没有人愿意雇我。二级电工证拿到后，两年时间里我投出去50多份简历，基本上是石沉大海。我大概知道原因，第一，我是华人，一看我的名字就知道不是本地人，另外，我还是一个40多岁的求职者。澳大利亚学徒制规定，付给年长工人的时薪要比年轻工人的时薪高。人家为什么要多付钱给一个外国人呢，直接找年轻人了。直到今年8月，一家墨尔本的华人电工公司来塔斯马尼亚发展业务，我才找到了师父。
在教育这个层面，我和爱人仍然在“卷”。在澳洲，最卷的都是华人家庭。孩子周一、周六要学中文，还要学游泳、画画、足球，一周里，他的free time只有一到两次——我们的教育观念并没有因为换了环境而完全改变。
总体来说，移民做蓝领，是一件有利有弊的事情。对我来说，我获得了想要的自由，更多属于自己和家庭的时间，足以支撑生活的收入，所以可以接受。
前些天，我带着孩子开车十分钟去海边玩，他在玩沙子、堆城堡，我在旁边钓鱼、看风景，那个时刻，我觉得自己没有目的，没有想要做任何功利的事情，只是在度过一段安心的时光。那样的时刻，让我觉得很放松、很自由。
▲ 塔斯马尼亚的小镇，一般十几分钟就能逛完，但每个镇都有自己的特色。小镇的人比城里的更友善，走一路打一路招呼。图 / 受访者提供
姓名：苹果
年龄：26岁
地点：德国
职业：建筑工人
“母亲倾尽所有，送我去德国做农民工”
4年前，公司老总一句“你们过来吧”，我就来了德国。当时我是参加我们公司的视频面试，没想到是CEO亲自来了，他见到我不到一分钟，就把这事定了。
我在国内是专科毕业，学的是建筑工程技术，家境也普通，母亲是公交司机，父亲在去世前是货车司机，所以我去德国打工，相当于也是做农民工吧。
出国前，我做过大半年的施工员，算是工地上的小管理层，要指挥工人施工、放样，测量这些工人不太懂的，也需要我们来做。当时刚毕业，什么都不懂，就觉得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能吃苦，遇到赶工期，我那一两个月几乎是24小时都在工地，只有早上交班的时候才能抽空眯一会儿。我觉得挣表现分很重要，不能让人看到我在偷懒。
后来到了德国，“卷”的惯性还是被我带到了这里。刚去的时候我经常很惊讶：“啊？这样就下班了吗？我继续干，我是卷王。”旁边的同事就提醒我，休息时间，我们不工作。当时我不是很理解，后来才慢慢明白，他们知道每个人能干多少活，不会要求你超负荷去完成。
在国内，我负责指挥工人，但是来德国之后，我也要负责实干，体力劳动还是挺累的，每天在户外风吹日晒。最开始，我也有些落差，但后来发现，这边所有人都要参与一线施工，我的领导也在和我一起干。
德国有规定，低于气温5度是不施工的，夏天高温也会停工，我是重庆人，欧洲的高温天气，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但对德国人来说，他们根本就受不了。我的德国同事们只要超过了38度，就在那儿说要溜了，午饭还没吃，就全都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