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崎藤村和大隈重信
明治末年，大隈重信（1838-1922）曾试图以“东西文明调和论”来掩盖种族主义的冲突，一边坚持“英日同盟”，一边又高呼“支那保全论”。但这种言论不仅很难取信于白人帝国，连日本人自己都无法赞同。内村鉴三反驳道，明治政府“将力量微弱之南非义士所期望之唯一希望扑灭，天不会忘却日本国此无情之举。日本会因为其无慈悲为天所罚。既于朝鲜、台湾、辽东犯下大罪之日本今又与英国结盟，此实乃恶上加恶。”事实上，内村以基督教“义”的价值观区分了所谓的“基督教文明”与“基督教国家”，将英帝国对南非的侵略视为不义之举。“金钱乃彼等之真神”。日本应于欧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流亡日本的章太炎（1869-1936）听闻大隈重信的“文明论”也嘲笑道：“夫怀势利之心，以观文化，故无往而不抵牾”（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张学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pp.12-25）。
到了昭和日本，这种“势利之心”终于转换成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追求。正如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所言，“武力最有话语权。（略）不管有色人种在精神上多么优秀，只要武力不够强大就无济于事。”真嶋亚有认为，1930年代的日德同盟很大程度上是出于1920年代英日同盟被迫废止的心理补偿需要，比如民间刮起来的希特勒青年团访日旋风即是如此。但这里的问题是，以种族主义立国的纳粹德国如何接受黄种人呢？德国是宁可放弃反共宣传也不会放弃种族主义的（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p.225）。于是，日本人在翻译《我的奋斗》之时只能默默地删除反日部分，污蔑那是英帝国主义的离间计。尽管现实的情况是，希特勒在回答德日同盟与种族主义的矛盾时明确指出，“为了胜利，（略）我们不惜与恶魔为伍”。
1941年版的希特勒《我的奋斗》日译本，研文書院，编者水野宏一
事实上，很难说那些昭和日本的精英们对纳粹主义怀有好感，他们制定出了在“满洲国”保护犹太人的“河豚计划”就很能说明问题。说到底，这仍然是出于对白人深深的自卑心理。“鬼畜英美”看上去是二战期间日本人发明的种族主义新概念，但实际上这仅仅是国家间的敌对宣传，与美国士兵对日本人的人种歧视大相径庭，这一点从战败后兴起的美国崇拜就可以发现（约翰·W.道尔：《无情之战 : 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韩华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德国战败后出现了反省与清算纳粹种族主义、声讨反犹主义的思潮，但并没有出现所谓的“崇拜犹太”现象。但在日本，战败后的“亲美”，与日俄战争期间的“亲英”以及二战期间的“亲德”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美军在日本留下的“混血儿”就多达20万之众，但鲜有美军士兵明媒正娶日本女人的报道。在电影《廊桥遗梦》（The Bridge of Madison County，1995）中，美军迎娶意大利少女的故事，大概率是不会发生在日本少女身上的。战争的胜负是暂时的，肤色的隔阂才是永恒的。
《廊桥遗梦》海报
战后，天主教徒远藤周作（1823-1996）前往法国留学，遭遇了他的前辈内村鉴三一样的种族歧视。他困惑地问到“神是外国人吗？”，“看到您的圣经插画里金发碧眼的耶稣后，我就已经没有力气消化这个白人了”。对他而言，信仰始终无法跨越种族的鸿沟。不同于内村鉴三以基督教的“义”的原理扯下欧美文明虚伪的面纱，这个战败国的子民感受到的仅仅是纯粹的疲惫：“我曾反复说过，在我这个黄色人身上，没有你们那种深刻而又夸张的罪恶感和虚无感。我只感到疲惫，强烈的疲惫。这种疲惫像我微黄的肤色一样浑浊，而且潮湿、沉重。”
远藤周作在里昂
自明治时代以来，日本的精神构造是在欧化与国粹、“崇美与排美”（龟井俊介）、“媚外与排外”（牛村圭）、“反美即爱国、爱国即反美”（三轮公忠）、“国际主义与日本主义” （园田英弘）等两个极端的夹缝间不断摇摆形成的。根据照西川长夫（1934-2013）的研究，差不多每隔20年日本人的对外认识都会有一个急剧的大反转，他将之命名为“欧化主义”与“日本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