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刘业进
亚当·斯密界定了政府三项核心职能，以及履行三种核心职能所作出的相应公共支出。君主的职责，首先在于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为履行这种职责，需要借助于军事力量，与此相对应的公共支出就是军费。斯密借助于“狩猎社会-游牧社会-定居农业社会-商业社会”的演进模型来说明处于不同文明阶段的军费开支情况。
我们从农业社会的国防和军费开支说起。农业社会没有对外贸易，制造业限于为农业服务的粗劣工具。在农业社会，每个人都是保家卫国的战士，或者很容易转换为战士。但是定居农业中农民服兵役，个体会有很大的机会成本（有了固定的家）。定居农业社会中的士兵/农民的身份是可转换的，因此君主花费的费用比较低。古希腊、古罗马和罗马帝国衰亡以后建立的欧洲各王国，都被斯密划定在“定居农业社会”阶段。在封建社会时期，领主自治、以自己的费用服务国王，一般不会从国王那里领取报酬。实际上，在封建社会里，国王是最大的领主，国王以大领主身份从其领土上能够获取大部分收益。
然而，在封建社会衰微到早期现代社会来临之间，自费打仗模式不再可行了。斯密列出两大原因：一是制造业的进步；二是战争技术的改良。制造业的出现是经济中分工和专业化深化的表现，这种非农就业的出现，使得手工业者若服兵役，马上面临即时的收入损失，无法养活自己，于是国家征召这样的兵役，就要以军费支付这些人服兵役期间的费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过雇佣兵制，雇佣兵的工资全靠军费。古罗马时期那些长期留在前线的士兵也享有报酬。
封建社会时期，允许以货币代替服兵役，这些支付货币金钱的人相当于用自己的金钱购买了不服兵役的特权，这些金钱支付于是转给了超期、越来越专业化服兵役的人。看来斯密对从“自费打仗”模式向“领军饷打仗”模式的转变，也采取了一种演化视角来解释，这一解释的唯一外生变量是“技术进步”。
在早期现代化时期，由于分工和专业化趋势加剧，这一基本经济规律表现在军事上也就是军事专业化，人民不仅需要缴税支付军费，而且还是支付行政司法费用。在古希腊小农业之国中，约1/4-1/5的人自认为是士兵，而在“现代欧洲文明各国”，这个比例不超过1%。
与不完美的人性相对应，人类技术进步首先表现在军事技术上，每一个时代最高级的技术似乎都首先应用在军事用途；战争的技艺也是最高贵的技艺。对职业军人，斯密将其归为“国家的智慧”。
在个体层面，个人平时做军事训练，对个人利益没有任何增进，因此诉诸个人利益的追求，似乎不会产生专业化军人职业。但是在群体层面，国家通过征税给专业化军人发工资，才会使市民出于自己的利益去参军。斯密再一次强调，这是出于“国家的智慧”。难道斯密为战争唱赞歌，为职业军人叫好吗？显然不是，斯密的思考十分缜密而冷峻，“不过有许多国家，即在非这种智慧即难以存立的情景下，往往仍然没有这种智慧”。这就是说，存在文化群体/国家间竞争，那些没有发展出专业化军队的群体倾向于灭亡。这里的分析非常冷峻，没有立场先行。这是一种相当现代的演化解释——“群体选择”的解释。这种分析既是历史经验推测，也是一种基于演化理论的思想实验。（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