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晔（江苏）
在这苍茫的世界上，每一个生命都会面对许多诱惑、挫折与迷惘，坚定是奢侈的，脆弱是必然的，踌躇是经常的。
命运如此奇妙而幽暗，像通往花园、沼泽与沙漠的林中岔路，隐现在无边无际的迷雾与阴影里。
我不是上帝，却也知道：要有光。
幸运的是，青春时代才刚开始，我就遇见了一道光。
这道光，是诗的温暖与力量，是心的可能与远方，是路，是风，是时空，是潜滋暗长的热爱与山高水长的企盼。
更加幸运的是，在我内心深处，至今仍燃烧着诗的火焰，为时间与脚步照亮。
一路走来，我常常想起这道光，想起狂热的源头、寂寞的深渊和悲欣交集的秘密，想起年少的自己，是怎样在光的照耀下，走向崭新而美好的世界，怦然心动，目眩神迷。
在很多时候，这道光只有我一个人能触及，也从未和别人说起。
在很多时候，这道光悄无声息。但我知道，自己行走的影子，就是光的痕迹。
站在春天的边缘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录取率很低，只有重点中学的骄子，才会公开宣示自己鱼跃龙门的梦想。大多数中学生尤其是乡镇中学的“三四流生源”，即使班主任一次次激励鼓舞，也不大敢有如此奢望，往往在三两次差强人意的尝试后，选择随波逐流、随遇而安。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和乡镇学生，我大抵也是这样。不过，我的父亲先后担任小学教师、村小校长、区督导组干部、乡镇中心校校长，母亲担任砖瓦厂的会计，后来还做过工会主席，比起靠务农、打工谋生的学生家长，经济、视野与思路都要豁达许多。这，让我拥有了比大多数同龄人更多的宽松与自由。
我从小就喜爱“小人书”（连环画），时不时去买上几本、十几本，家里最多时有上千本；小学时看过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和其它各种小说、演义、唐诗选和高考试卷；初中时又读了许多文学杂志，比如《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小说选刊》《台港文学选刊》，还经常跑到镇文化馆的阅览室去浏览一二十种报纸，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更是以盗版的形式，成了我心中正版的梦想：草根逆袭，书写传奇。
我不甘心像学校一届届“沉默的大多数”那般无奈，一离开中学校园就到外地打工，在本地求职或务农，一些人甚至早早地结婚生子，负重蜗行；于是，效仿一个表姐学习美术，试图通过考学改变命运。由此，离开逼仄的宿舍和拥挤的教室，到广阔的大自然里素描写生，成了我初中时代最美好的生活方式。
小镇凹凸不平的石板路、镇边清澈流淌的运河水、河边翠绿干净的青草坡、天空变幻无穷的云与月，并没有让我的画本蜕变为新生活的资本，却带来了许多奇异而平静的想象与情绪，在萌动疯长的青春情怀中融为生命最为温柔的部分。
那时有诗，一纸风行，举国缱绻。席慕容、余光中、汪国真们的句子，从纸页上站起来、飞过来、漫上来，将我吸引、包围、浸润，打碎并重构我的世界。
16岁，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诗的季节。
像潺潺的溪水流淌、斜斜的雨点飘落，我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许多自然涌现的分行文字。在对文字的斟酌、对自我的体认中，我的内心随着一个个词与物远行，变得日益细腻、充实而深远。
写多了，就怀着野望，按照报刊上的联系方式投稿。
经历了数不清的投稿失败，1989年6月13日，我的处女作短诗《风铃》在《青年之声报》发表。那个初夏的清晨，收到寄来的样报，我觉得薄雾中的栀子花格外芬芳。
3个月后，短诗《历程》获得了“第二届中国星星新诗大奖赛”的新星奖，并在相当有名的《星星诗刊》发表。
就像是谁轻轻一推，我的命运走上了与诗相伴、被诗促动的旅程。高二、高三年级，几乎每个月，我都有诗歌、文章见诸报刊和获奖，先后加入了南通县文学协会、南通市作家协会，在同学们埋头苦读的时候，外出参加笔会、研讨会，与早已成名的陈舰平等诗人书信诗酒往来，也得到了徐振辉、冯新民等前辈诗人、编辑的爱护与帮助。
联系更多的，是全国各地声名鹊起的中学生文友，和一些由于创作成绩突出而被大学特招的幸运儿，如才气纵横的马萧萧、荷洁、李跃、裴志海等，交流心得，沟通信息，相互打气，也渴望和乐于接受先进者的提点与鼓励。
在考学无望的偏科学生心中，诗歌像一道光，照彻精神世界与现实天地，让司空见惯的日夜、流水、麦地和玉米林，成为生命的细节与隐喻。诗歌还带来了光荣与便利——诗文在外地知名报刊发表不算什么，在县报《南通大众》多次发表并获得评论、研讨与赞誉，被南通广播电台、《南通日报》和《南通广播电视报》报道，却让我赢得了学校和社会的看重与期许；通过文学创作免试升入大学的可能性，更让我得到了请假外出甚至在家赶稿的极大自由，以诗的名义舒展自己，并习以为常。
至今，我还记得那些洋溢着梦想光泽与生命气息的诗句：站在春天的边缘/看伤感绵绵的季节里/那片骄傲的麦子/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走进暴雨和阳光纷飞之处（《站在春天的边缘》）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凭藉内心勃发的诗意，我的青春充满了朝气和骄傲——
站在春天的边缘/我和蚕豆以及鸟鸣/一起拔节着想象/不明白的故事和经历/被微风轻轻拂动/纷纷落进了时间和土地（《站在春天的边缘》）
站在春天的边缘，向前一步，就走进了成长的诗篇。
从发表处女作开始，两年时间，我有100多首（篇）诗文在《星星诗刊》《西湖》《春笋报》《全国中学优秀作文选》等报刊发表，在江苏、浙江、河南等省作家协会分别举办的全国诗歌大奖赛、全国未来作家征文大奖赛、全国中小学生文学创作大奖赛中获奖。
1991年5月下旬，在扬州师范学院通过面试，确定获得特招录取后，我乘车前往杭州，参加吴越文化研讨会，开始了一生中最为闲适、幸福而满足的假期。
在满觉陇清冽的山溪畔，我想起了昔日唱和湖南少年诗人荷洁的诗句：
当季节的残缺已经定局/当灵魂的墓碑即将刻就/别说花的凋零是美的死去啊/那是圣洁永恒的微笑/在最后一缕思绪还没将我抛弃/我用沉默来品味度过的时日/人生并不需要来世/只要一切都是从奋斗开始（《花殇》）
这首诗本是为安慰困顿的少年文友而作，回头望去却已耸立成自己诗意人生向上的路标。
站在春天的边缘，连花的凋零都能浪漫入诗；更何况，无限的可能正在眼前地美好地铺展！
甚至，在诗的时空里，我就是春天。
寻找脚步的鞋
踏进大学校门，就一下子来到了生命的夏天，激情、灿烂，又狂放、谵妄。
我在中学时代已经足够自由，到了大学就更加放任。泡图书馆、跑影视厅、看通宵书、逃半天课，成为一种明知不良却难改的生活常态。
中文系四年，我囫囵读了几千本藏书与新著，“赶集”看了上千部港片和西片，学业上却得过且过，能糊则糊，还自作聪明，自我陶醉，随性地打发机遇和时光，总以为来日方长，成功可期。曾华鹏、顾黄初、叶橹、吴周文等著名专家教授近在咫尺，从没有登门请教学问；吴义勤、葛红兵等高才新秀学长有所交往，也未曾附骥跟随成长；连颇为要好、对我多有关照的班主任、青年教师柳宏，也只是经常到他宿舍去聊天、喝酒，而不曾踏踏实实地向他学习一星半点——后来，吴义勤成了全国著名的评论家，葛红兵成了红极一时的学者作家，柳宏这位随和朴实的南通老乡，也成了知名的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扬州大学文学院院长，而我，掂掂自己毕业二十多年来的成果，轻飘飘的，没有什么分量。不知惜福，光阴虚度，成为我多年之后最为心痛却追悔莫及的事情，感觉非常愧对母校、实在浪费自己。
幸好，在我的上一届，有惊才绝艳、交游广阔的景旭峰；下两届，有勤奋坚韧、谨慎谦逊的席云舒，他们都是很出色的青年诗人，同样通过特招进入大学，这就迫使我多少要创作一些作品，以示身在这里，其来有自。
也正因此，我才没有完全沉迷在无边无际的闲散、喧嚣与自得里。诗歌创作，成为一种无奈而有益的牵引。尤其是大三、大四，我在国内几乎所有知名的诗刊都发表过作品，在作家报推出过诗作专辑，关于诗人顾城的文学评论还登上了大学学报。但可惜的是，年少轻忽，一切都浅尝辄止，小富即安，只是有时想想诗，想想人，却没有真正望向远方。
那时，匮乏理想，缺位信仰，只有荒芜的岁月、梦想的女孩和笨拙的创伤。在诗中，当然有沉思，有反省，可更多的，还是对爱情原教旨的热望和想当然的向往：
哦，亲爱的，有你光明的心，我敢于/把灵魂，置于尖利深重的苦难中间（《花环·六》）
面对追寻已久的纯粹的欢乐，我听见梦幻的回声/我看见无数朵美丽高贵的莲花，长在所有走过的路上//我看见爱情从死亡处涅槃，成为来世唯一的依傍/清风吹起的时候，我听见我的枝叶与心灵在纵情地歌唱（《橄榄树》）
那时，除了幼稚我一无所有，除了迷惘我两手空空。
多少年后，回忆起青春闪烁的日子，我还是觉得，相伴诗歌，哪怕没有高远的求索，也能让日子那么白痴，又那么美。
我的心里藏没藏着秘密？那细细的/叶片，悄悄探出半个脑袋/忧伤地张望，像一个贼，一个贼/一个贼想偷春天第一缕明澈的阳光
想象中的相遇，总是那么迷人而慌张/被爱弯曲的视线里，掩着门，关着窗/要夺路狂奔，却缺少轻轻打开的力量
羞怯地寻找，又总被狭窄的季节碰伤/风在耳边不停轻唱，闭着眼睛走吧/日子如此空旷！只是，那音符显得匆忙（《音符显得匆忙》）
那时，总是闭目行走，甚至，闭目飞翔。
当我回望过往，作为诗歌学习者，我的少年滋味如同茉莉、青梅与丁香，心香馥郁，余韵悠长；作为诗歌创作者，我的青年品味却仿若石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花，心情时而激越，时而颓废，终究消磨在光怪陆离的时讯、云诡波谲的苟且与爱恨交织的故事里。
大学四年，以及毕业后的许多年，时代变迁、社会异动、人际再构、物欲横流，我都没有离开过诗，然而，写得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冷静，冷静得近乎漠然，渐渐地不再对外投稿，只偶尔发给本地报社的朋友刊登，仿佛一则可有可无的告示：我还在。
1997年，在朝向明月的心，遭遇本地一个所谓散文诗人、文学评论家“朋友”的臭沟渠后，我对诗歌界、文学界甚至写作本身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与疏离，从而越来越少实质性的交集，最后就好像是一个局外人，从来没有创作过，只有江苏省作家协会寄给会员的几种期刊，提醒我曾经走过一段激情飞扬的日子，如今还能享受到昔日种植的树荫。
追溯往日，我曾经对创作和自己无望到什么程度呢？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草稿里原有这么一段，打算作为开头：
我已经老了，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去改变世界，更不愿意压抑自己去论说短长。
所以，宁可回忆，宁可想象，宁可在思念中默默地绝望。
我已经老了，以沉默的方式，以松弛的姿态，以平淡的样子。
但我明白，自己的笔还是属于诗的，有诗神加持的笔，无论什么文体，都一往无前，所向披靡。二十多年来，为稻粮谋，为生活计，我写过不少散文、随笔、通讯和报告文学，每一篇的风格都与他人的同类作品有着明显区别，一些闪光的句子，那种灵动的韵味，并非谁都拥有。
近十年，我常常感觉自己就像一双鞋子，在寻找，在呼唤，甚至在等待灵魂的方向。组诗《寻找脚步的鞋》中有这么一段，也许可以作为我青年时代的注脚：
穿越青翠的小树林，跨过水渠/阳光在头顶和身后，纵容一双鞋/去寻找命运里那快乐的脚步（《准时的阳光》）
无论这双鞋会经历怎样的崎岖、风雨与尘土，它都有权利沐浴阳光，也有希望抵达快乐的天堂。
飞驰的光从不后退
一转眼，已人到中年。
从16岁学习写诗，至今已是32年。少年滋味、青年品味与中年况味，在诗歌内外的种种流变与辗转，仿若隔世，又历历在目，清晰如初。
娶妻、生子、买房、购车、调职、评级……我的人生并不比其他人更特殊，也不敢说比其他人更丰富。但与诗歌的疏远，其间的念想与矛盾，让我经常处在不很深刻却相当持久的撕裂之中。
我常常想起杜拉斯小说《情人》的开头，那句念兹在兹的“我已经老了”。是的，我已经老了，老得不足以维持对诗歌的热爱，只能分居，只能偶尔自卑地暗恋，然后默默地独自离去。
三十年前，我才刚刚学习写诗，发表过一篇诗论《诗歌：灵魂中血液流动的声音》，为什么随着时光的递嬗，我越有力量，却离诗歌越远，任血液渐冷？抑或，正如当年初心之言，“诗人孤独着，在无人可以说话的深处。”而一旦不甘寂寞，就会遮蔽自我。忙于奔波，盲于梦想，让我不觉背弃，诗如敝屣。
几年前，母亲重症未愈，父亲突然中风，我在医院夜间陪护的那段时间，每每彻夜未眠，思接来路，神游旧年，忽地想要写诗。
那是我一生中最惊悸也最坚定的时刻！此前，我一直认为自己还年轻；那一刻，我不敢想却不得不想，父母这道屏障终将失去，衰老与死亡已在眼前。呵，中年——
那一瞬我早中年，像炎夏忽然变脸/凉透了秋天。无数尘埃漫过车队/像拂不去的悲伤，悲伤却那么轻/再也不让泪水粘人，而苦笑如此熟练
那一天我已中年，把日子过成断弦/弹不出想念。你猜不出我曾长发/蹙着眉头敲响吉他，正如我麻木地/看着儿子的吉他弃置阳台，落灰满面
那一月我正中年，用生命换取金钱/忘记了誓言。我看见贫穷比死神更凶残/一位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在医院外边
那一季你才少年，向流水寄托诗篇/逼自己失眠。你看不到三十年后/一个疲乏的男人，他懒得把自己欺骗（《中年》）
那一刻，我改变了当年“诗歌从来不平常”的想法。不，诗歌从来不是我们以为的某种状态，也不是我们刻意营造的某些异象，而是我们本来的那个样子。
如果用我诗中的意象来索引，也许，春天、脚步与光是我三段人生最贴切的隐喻。
人到中年，身心黯淡，我要有光。
三十年前，我曾经写道：“诗歌，作为一种拯救，作为对生命必须承担使命的提醒，从灵魂中，从血液不停的流动中，飞扬并且生长，成为生命中最为温柔最有力量的部分，进入并能够恒久于世界壮丽恢宏的景观。”而今，在漫长的迷失之后，我要重新拯救，寻回自我。
诗歌，就是生老病死，是其间生命的动静与行止；就是人间节气，是其间万物的生灭与兴衰；就是天人合一，是其间心神的亲疏与形意。
从冰冻和空寂里挣脱，身体与灵魂/相互撕裂，连闪电都害怕那扭曲的疼/你却满心欢喜，开始艰难地，绽放一生（《人间节气·惊蛰》）
此生不可辜负，年华岂能虚度？如果天地黑暗，就让我自己来发光。
由此，我开始做诗歌创作的恢复练习，做人文精神的学术研究，还开展了诗歌教育活动的区域实践。三年来，我出版了一本书，创作了几十首诗，举办了二十多次诗歌教育活动，指导过上百首诗的解读与教学，主持着关于诗歌教育的省重点课题；今年，又写起了每月一篇的课程与教学哲学论文专栏，近期还将新开一个名为“挑灯看见”的诗教研究专栏。
这些现实的变化，或者说自我的新生，都是诗歌带给我的。
诗歌向来是日常。它是庸常的悲喜，是平凡的起落，是普通的晨昏，也是一切红尘里的微光，无中生有，小中见大，把一个个随风而逝的日子照亮。
在凡俗里我且凡俗，于风雅间我见风雅。
潮起潮落，时间铿锵；日升日沉，我自有光。
酒菜易冷，而眼神炽烈如升腾的炉火/如满眼的青草葳蕤。人间安稳将尽/众生喧哗渐起，像飞驰的光，从不后退（《人间节气·立春》）
我是众生的一员，在人间发出自己的声音，诗意如光，坚执无已。
我是自我的所有，用诗歌表达热爱的存在，飞驰如光，万象萦怀。
【作者简介】
邢晔，高级教师，作协会员，江苏省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科员，南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李吉林情境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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