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里，有“高产户”与“快枪手”两类，之间的区别，可用“著作等身”和“倚马可待”说明。据我观察，所谓快枪手，更多的是拥有聪明和爆发力的特点。我认识的一位作家，兴致来了，一天可有三四篇千字随笔热腾腾出笼，都够发表水平，而一旦情绪回落，也可能三五天主要是睡懒觉，不着一字。笔墨高产者则不一样，这类人除了有悟性和才华，还具备持续不断的勤奋、超乎寻常的耐力，以及一丝不苟的目标感和计划性，这几项缺一不可。
中国作家中的勤奋人不算少，但能够保证写一部成一部的，就不多了。不与成功率结合，写再多文字，也是白搭。张恨水17岁开始投稿，各类小说达百部，加上散文随笔，约3000余万字，很有市场。有“现代武侠小说之王”的还珠楼主李寿民，活了59岁，却写了4000余万字作品，最多时每天写两万字，创造了每隔十天就出一本书的记录。在云南，有一位叫王丕震的纳西族作家，创造了用最短时间写出最多小说的奇迹，他出生于1922年，因历史问题长期在农场劳改，1982年平反回到丽江老家，做过多种行当，皆与文学无关，无奈之下开始写历史小说，时年62岁。他用两个月时间写成26万字的《则天女皇》，一家出版社阅后寄回书稿，请他稍作修改即出版，王丕震改毕邮回，稿子却寄丢了，未留底稿；他只能凭记忆重写，再寄去。此书日后成为畅销书，再版三次，发行十多万册，从此其信心大增，以日平均写作近5000字的速度，18年间写出历史小说140余部，80岁离世，家乡为其注资出版《王丕震全集》，被视为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不久前去世的叶永烈，也活了80岁，却是少年时代开始向报刊投稿，19岁写了首部科普书，之后一发不可止，有过一年连出10本书的经历，他的后半生专注于人物传记和纪实文学的写作。他曾言：“一年到头，我没有周末和星期日，也没有节假日，我也没有退休日，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一直对中国当代文学不以为然，曾把中国现代文学比作五粮液，将中国当代文学贬为二锅头，一度成为舆论热点。顾彬还为勤奋多产的中国作家诊脉，提出几点忠告，印象最深的是头两条：第一，他们应该沉默二三十年；第二，他们可以继续写，但写完后把作品放在抽屉里，过了二三十年，拿出来再看看成色如何。他举例说，德国一个优秀作家，一天只写一整页，第二天会修改，第三天还会修改，一年里只写100页，令一些中国作家不可理喻。
其实，比起历史上的一些欧美作家，中国作家的勤奋多产也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法国作家大仲马一生写了357部书，但他的成就感却不在这里，他说自己最好的作品是儿子小仲马；的确，小仲马在世界文坛的知名度并不逊色乃父。英国有位叫汉密尔顿的连环画作家，活了86岁，出版7200万字作品，可谓前无古人——但不能说后无来者，美国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一生著述近500本，接近上亿言，题材涉及许多领域，据说是全球最多产作家；我相信世界上绝大部分人，一生读的书，都不会超过这个数字。阿西莫夫的夫子自道也很奇葩：“我写作的原因，如同呼吸一样；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就会死去。”
不过，顾彬对中国作家的批评也并非全无道理。近些年，有几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耄耋老人，都属于惜墨如金。加拿大女作家门罗，一位久居安大略省西南部的一个不知名小镇的82岁老太太，她通过精耕细作，让短篇小说呼吸着自己的气息，其第一部小说集的写作出版，竟用了长达20年时间。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活了84岁，一生把诗歌当作信仰，却仅仅写了200多首诗。这似乎给人感觉，他的写作岁月一直与“难产”如影随形。他习惯于对自己的诗歌长久酝酿，有时一年只孕育三首诗，还要花几年光阴反复打磨，比如《有太阳的风景》一诗，前后竟耗时7年才最终完成。这位被同行称之为“像打磨钻石一样写诗的人”，究竟是文学佳话，还是文坛笑谈，特朗斯特罗姆是不会理会的。
作家写作这回事，不一定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以数量论成败显然是可笑的。文学经典化有自身的生成规律，也需文学接受过程中的读者配合。爱默生在《书籍》中谈到，“我必须提供的三条实用准则是：第一，决不阅读任何写出来不到一年的书；第二，不是名著不读；第三，只读你喜欢的书。”对一些速朽之作，读者不必耗时奉陪，劳心伤神，说大一点，这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负责态度。
来源： 今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