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家骏
我的日记上有这样一条：1992年1月8日著名诗人鹏鸣来访并赠送诗选二种四册。那是一个下午，忽然有一位穿军大衣、戴黑边大眼镜的朴实青年来访，谈起话来，得知他是我女婿的堂兄的朋友。我听女婿说起过一位姓焦的诗人，与他堂兄一同在铜川矿井劳动过，以后写诗很有成就。这位诗人就是鹏鸣。诗人说他从兰州来，代匡扶教授来问候霍松林先生和我。匡先生在1982年来西安出席霍松林教授主持的全国唐诗讨论会，当时我也写了篇论文参加会议。霍先生介绍我给匡先生，我说，我其实认识匡先生很早。那是我在读大学二年级时，1951年召开第一届西北文代会，匡扶先生以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和作家身份由兰州来西安开会。作为学生，我在会上干点记录之类的工作，与匡先生同在民间文学组，我请匡先生与韩起祥、钟纪明等在我的小册子上签过名。隔了三十年，匡先生当然已不认识当年一个服务的大学生。但在唐诗会上谈起往事来，自会给匡先生留下深刻印象。难怪，这次他托诗人鹏鸣来问候我。鹏鸣临走前，与我合了影，并嘱对他的诗写写意见，长点也不妨。
过后，我翻读了鹏鸣的中国当代诗人丛书《鹏鸣抒情诗选》和中国当代作家选集《鹏鸣情诗选》全三卷，感到这个评论很不好写。所谓很不好写不是指诗人及其作品有什么难以落笔之处。所谓很不好写，是说我自己的条件颇有差距而已。
常言说，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同样的道理，要想了解诗的滋味，懂得写诗的甘苦，最好自己去写写诗。评诗、论诗，最好论者自己是诗人。自己经过长期的诗歌创作的实践，最能体会别人写诗时的激动、狂迷和为吟安一个字、捻断几茎须的执着，也最能品味出别人的诗中的精妙与醇美。可惜，我不是诗人。虽然我年轻的时候，也写过几行新诗；以后工作了，也译过一点外国诗；年长了，又恢复了哼哼旧体诗词的爱好，甚至还被选为陕西省诗词学会的常务理事。可是，我不是诗人。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办了一个专题叫“陕西作家剪影”，1991年11月中旬，在这个专题下介绍我时，那文章的标题就叫“终究不是诗人的学者——马家骏”。不是诗人来谈论鹏鸣的诗，不是条件上有差距吗?
常言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个医学专家来议论机械工程的优劣，总是会说些外行话的，他不会看出来多少门道。隔行如隔山，这话一点也不假。我对新诗，确实是外行。我写过不少诗歌评论，但多是在我从事的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范围内的课题。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海涅、拜伦、里尔克、聂鲁达、马雅可夫斯基等等的诗，我写过评论文章，不少也发表了。但评论中国当代的新诗，是颇生疏的事。年青的时候，精力旺盛，在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之余，我还喜欢新诗，对苏区红色歌谣、柯仲平、李季、顾工、严阵等的诗，写过点评论发表。自从新时期以来，本专业的任务接踵而来，再加缩短写作内容的战线，十多年来，几乎与新诗绝了缘。我一不教《中国当代文学》课，二又没有时间去兼顾外国文学专业以外的各领域的成就，天长日久，完全成了外行。现在，许多著名的、青年的、新式流派的诗人的作品，听到有关同志说起，就觉得自己如坠五里云雾之中，陌生得很。由我这样一个外行来评论鹏鸣的诗，不是汗颜的事吗?
常言说，愤怒出诗人、哀怨出诗人、坎坷出诗人……。屈原、李白、韩愈、刘禹锡遭到贬谪，就写出了千古绝唱；普希金、拜伦、海涅要战斗，就吟出了《自由颂》，《哀希腊》和“我是剑，我是火”。诗歌，需要想象和激情，没有高度饱和的喜怒哀乐和爱憎好恶，就没有诗情，写不出诗。淡泊高远的达观超脱的诗人，也是外松内紧的。鹏鸣现今不过三十出头，他短短的前半生，却坎坷得让人吃惊，充满了大起大落的顺境与逆境。这位黄土地的儿子，诞生在高原畔的破窑洞里，在焦河湖边渡过他饥饿荒凉的童年与少年，他在深邃乌黑的矿井中挖过煤，他受过白眼和冷落，也得到赏识和提拔，诗歌给他铺了五彩路，他出版了令人喜悦的一部又一部诗集，他同文化界、艺术界、诗歌界以及政界、军界、企业界的众多名人交往，成为人们赞不绝口的著名诗人。但他哭过、恨过、笑过、爱过，他同周志华、朱盟等女性和他的夫人王芳，先后有过甜美的、令人陶醉的或是令人遗憾的爱情。他那么多的让青年人迷恋的情诗，都是他的爱与痛苦的产物，一个诗人，必须有激情。当然，有激情的人不一定成为诗人。不过要评论充满激情的诗，评者自己可以不是诗人，但得有激情，否则产生不了共鸣，又如何来评论那些震人心扉的诗呢。十分可惜，我的一生十分平淡，既没有走过鸿运，也没有遭到厄运，1949年到今天，在陕西师大中文系一呆就是四十多年，估计到退休和见马克思，也不会离开这一个固定单位了。我这一生，既没有经历过艳情，也没有碰到哀情，是非常缺乏诗意的一生。像这样的人，如何来评论充满激情的诗?如何欣赏鹏鸣的情诗?如何体会生活道路坎坷曲折的诗人的作品?这不是真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了吗?
类似上述的条件差距还有许多，就省去不说了。既然已经拿起笔，既然并没有拒绝鹏鸣的意愿，那就得写下去。一个看病的医生，并不需要把他应当诊断的各种病，都换个儿的害个遍，体验一番。一个评论文艺的，也并不非得参予所评对象部门的艺术实践不可。我要评论荷马史诗，不必再去参加特洛亚战争，不必经历从军事首长制到公社解体、城邦国家形成的整个英雄时代。可见，不是诗人，还是可以论诗的。诗歌创作，靠的是形象思维，它属于艺术领域的实践活动。诗歌评论，靠的是逻辑思维，它属于科学领域的研究活动。艺术和科学是不同的意识形态，属不同的文化范畴，不能要求搞科学的先也搞艺术，要求评论诗歌的也先进行诗歌创作。形象思维固然离不开理性活动，但更多的是感性活动，要想象、要感觉、要激情。尤其抒情诗，它近乎抒情曲子，重在情字。诗歌创作的形象思维，较之小说、戏剧的创作，有更多的感情成分。灵感爆发，忽然顿悟，陷于狂迷，是抒情诗创作中的常事，有时真像神灵附体的巫师一样，达到了忘我之境，或曰进入了想象的境界。过多明确的判断与逻辑推理，会打破诗人的遐思与沸腾的感情，会打破诗歌的朦胧、含蓄、象征、暗示的美。诗如果成了枯燥的推理文字，也就没有了诗味，不成其为诗。而诗歌评论中的逻辑思维则与此不同，它要概括、要抽象、要分析、要剖解；它要选择准确的概念，表示明确的判断，进行正确的推理；它要有观点、讲道理、摆事实；它要比较、鉴别、下结论等等。这样两种思维方式和由其长期培养出的能力与表达习惯是迥然相异的事。因此，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要求评论诗歌的人也达到创作诗歌的人已达到的境界，也具备后者的思维活动方式、习惯与能力。还有，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自然，也就没有两个在生活经历、脾气性格、教养心态一模一样的人。评诗者和写诗者既然是两个人，必然会有差别或差异。不能硬要两个不同的人变得完全相同，否则就只能存在一个，或者评诗者既然不同于写诗者，就干脆不必去评诗或者不需要诗歌评论这种事业。这是不合理，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说，不同于诗人的人，可以评诗。最后，还要说的是：诗有古今中外之分，时代不同，杜甫与郭沫若自然有区别；民族不同，普希金便与拜伦相异；语言不同，英语诗和汉语诗的韵律、风味、情趣当然也不同。不过，评诗的活动却只有一个。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评诗的方法，什么社会历史学派、心理分析学派、原型批评学派、形式主义学派、结构主义学派，等等等等，不管什么学派，无论其评论观点、角度、方法如何，中外古今的诗，只是他们评价的对象和材料，更换一种对象与材料，并不妨碍其从固有观点、角度、方法来进行评析的活动。他评外国诗是这样，评中国诗也是这样；评古代诗是这样，评现代诗也是这样。只是对象与材料不同，结论各异而已。这犹如炊事员炒菜，荤菜、素菜，各不相同，但那个炒的活动和工具(锅、铲)却是一个。只是内容变了一下而已。同此理，善于评外国诗歌，换成中国当代诗歌，也不会完全束手无策。鉴于这种情况，尽管评论的条件有差距，也就斗胆来对鹏鸣的情诗进行评析了。 一般说来，研究一个问题，总得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的研究史，了解前人研究已经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有哪些空白需要填补，还有哪些旧成规需要突破。如果不了解科研情报，不知道本课题的研究成果与信息，忽然向世界宣布：“我发现了水是氢二氧构成的!”这是贻笑大方的事。当然也会有殊途同归的事，双方都向对方保密，结果都先后创造出同类性能的高科技产品。文学研究中也会有这种情况：在没有参考别人意见的同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毕竟，应该忌讳炒剩饭、重复别人等等现象，否则是无创造性的劳动。说到这里，我只好坦白地讲，我不熟悉诗歌论坛上对鹏鸣诗的研究现状，也没有读过一篇七八千字以上的研究鹏鸣诗的学术论文。可以参照的前人评述，只是附在鹏鸣诗集前后的序言、书信。这些文字虽然不长，但却是如艾青、陈荒煤、臧克家、胡采、李若冰、叶浓、张志民、丁国成等知名人士写的。他们或是诗人，自有真知灼见；或是评论家，自有哲理宏论。虽非都是一言九鼎，但讲出的话总归是有份量的。对于这些名人名言，我是很尊重的。谈到鹏鸣的诗本身，还得从其中摘出一句来，由此生发，去侃一番。
诗人臧克家1988年1月10日致鹏鸣的信中说：“你也是我国当代著名诗人之一。尽管成名后一直被认为是高产优质的天才诗人。但还要坚持不懈地深入生活……埋头苦干，不务虚名。”(《鹏鸣情诗选》第二卷，第566页，中国盲文出版社1988年版)。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个思想。这三层意思很明确，一是臧克家对鹏鸣的评价：“你也是我国当代著名诗人之一。”这是适当的，“当代”是时间概念，“著名”是一般性美称，用得很普遍，何况这个“著”是颇有弹性的，其范围、行业、程度是伸缩的。二是臧克家转述别人的意思：“一直被认为是高产优质的天才诗人。”这不是臧克家的评价，但对这个评价，他并未置可否。第三层意思，也是这段文字的要点和思想之所在：继续努力。
现在需要讨论的是第二层意思：“高产优质的天才诗人”。鹏鸣在短短几年内，就发表了两千多首诗，真可谓“高产”。他的诗曾多次获奖，被译成英文向海外介绍，被谱成曲子为港、台、东南亚传唱，真可谓“优质”。说到“天才”，这个字眼，历来是人们所争论的。因此“称天才”，还掀起过轩然大波哩。究竟什么是“天才”呢?至今没有一个科学的、权威的定义。望文生义，天才者，天赋之才也!天资聪慧，娘老子给的脑袋瓜子灵。一出娘胎就超群、不同凡响，这似乎有唯心主义的味道。头脑只是个加工器，在此基在上有所创造。加工的对象，还是客观世界。谁也想不出一个正方形的蓝色的冰冷的太阳，因为客观上不存在这样一个东西。脑髓是先天生的，后天补养的，这是思维的物质工具。一个脑震荡厉害或者因脑伤而精神分裂的人，自然思维起来会受阻挠。而正常的人，应该说脑髓构造是没有大区别的。脑髓重量大小有关系吗?据说，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大作家屠格涅夫的头就小，他的脑髓的重量只及十九世纪的大科学家谢切诺夫的四分之三。但这并不妨碍两个杰出的人物在各自的领域作出天才的创造。如果说天才不是天生就的，那又是怎么来的呢?高尔基说：天才就是勤奋。这个说法并非给天下定义，而说的是达到天才的途径，亦即讲的是：天才是要经过勤奋才能达到。没有哪个懒人，仗恃自己脑瓜灵，躺在那里当奥勃洛摩夫，他便能成为天才!当然不是所有勤奋的人都可以成长为一个天才，但天才必须勤奋，这是无问题的。
关于天才、才能、天才的才能，别林斯基有详细的论述。他的意见虽非圭臬，但可参考。什么是天才呢?那指的是伟大的、多层面的、炉火纯青的才能，是时代的独领风*的杰出人物。这样的天才，一个时代也就只能有一个或少数几个，历史上算下来也不会是成群的。从诗人这个范围来说，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拜伦、海涅、普希金、泰戈尔可以称为天才的诗人。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陆游是中国诗史上的天才。当然，还可以加一些，如席勒、雪莱、惠特曼等等。现代诗人可称天才的还有马雅可夫斯基、郭沫若等等。天才，是一个结果性的判断，而不是预测性的推断。一个诗人是否天才，当盖棺定论，而非在他发展的初期就预付。历史检验和众口一声地评价一个结束了诗歌生命的诗人为天才，这是实事求是的结论。在发展中或诗歌道路今后还很长的诗人，如对他的成绩过份夸奖，将他与前面列举的公认的诗歌太阳们等列，则实际是掩去了他的星光，把本来一颗夜空中灿烂的明星反而弄得失色。鲁迅先生曾反对把一个神童捧*的作法。的确，不适当的捧角会对萌发了天才的幼芽的生长是不利的。
天才，虽然说的是世界诗歌史上的专章判断，并非诗人的素质，而才能，却是讲构成一个诗人(不是一般会写诗的人)的必要因素。才能不是指掌握写诗技巧的能力。因为懂得诗歌作法和掌握诗歌格律与韵脚的，不一定写得出好诗来。什么是才能呢?别林斯基说得好：“才能在于这样一种直接的能力，它使人能通过情感、以诗的方式获得现实的印象，并且能通过幻想的活动，在诗的形象中去复制这些印象。”这种直接的能力构成诗才或创作的才能。“这种才能不但呈现在作品整体的概念中，也呈现在思想、情感和格律造句中，这一切首先都必须是诗的。诗和作诗法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因为一首诗可以有内在和外在的优点：你尽可以模仿普希金的诗，但是，要写得像他一样，倒不如写自己独特的，也许并不逊于他的诗来得容易，因为他的诗中的力量、弹性、柔韧、魅力、优美、丰满、嘹亮、和谐、绘画性与造型性不是来自外在的修辞，而是从他内在的生命出发的，这生命即在诗人的创造力的主宰下灌到全篇诗作里。”(《爱德华·古贝尔的诗》)诗人的才能就在于他的艺术独创性和人民的气质，而不仅仅是遣词造句、排列诗行、寻觅韵律。“在诗人身上，人民性和创造力同样是才能。假如必须是生而为诗人的话，那么，也必须是生而具有人民性的，然后才能从自己的性格去描写同胞们的典型特征。”“创造的能力是一种才能”，“没有创造的才能，就不能有人民性。”(《伊·安·克雷洛夫》)
这样，我们看到别林斯基把诗歌作者分成了四个层次：
最低层次的是会写诗的人，他懂得诗的规则，有聪明智慧，可以写出象样的诗来，但很难说是有诗才的诗人。
高一个层次的是有才能的诗人，才能是创造性、人民性，内在的诗的气质。 最高层次的是天才，一个时代才产生一个或两三个；一个民族才产生几个。它由历史来结论。在天才和才能之间，还有一个层次叫做“天才的才能”。天才的才能是一种区别于普通才能的巨大才能。但它又不同于天才。它是处于天才与才能之间的中间地位、中间环节。它是某些方面类似天才，又在某些方面类似才能。天才的才能类似天才而不同于才能，在于它有自己的生命，有它的独立性或独创性，它不是模仿、不是外在技能的展现。但它超越了才能而几乎达到了天才，在于它是宽泛的、游动的、反射性的，甚至博大精深、炉火纯青的时代主宰性的。天才的才能在天才与才能之间，是一个不固定的、发展的因素，它可以经过各种努力与机遇而成为天才，它也可以由于固守阵地而向才能蜕化。天才的才能是一个诗人发展过程中的高水平表现，也是他在发展过程中向天才或才能两极倾斜的势态(即达到最高层次的顶点)。
从上述的范畴来观照鹏鸣的诗，我以为与其称他为“天才的诗人”，不如说他是“天才的才能”更符合他的创作实绩与地位，更对他未来诗歌创作的发展道路更有利。我这个提法，可能主观了一些，也许为许多诗人与评论家不赞成，或者为鹏鸣先生所疑虑。但我以为这是切合实际的高度评价，不是因为他太年轻了，而是众多的诗人哪一个能像他有这样的实绩。下面，我当引鹏鸣的诗来加以论证。
不过在论证之前，我先说明，我在评论作家诗人的作品和学者的论著时，惯常是一分为二的。也就是说，不仅说优点，说成就，也说缺点、说不足。那种单夸奖作家诗人的评论，是不够辩证的。那种只是溢美之词的泛滥，甚至过头的吹捧，对被评论者无益，对评论者自己也不光彩。当然，这不是说，非得鸡蛋里挑出骨头来不可。那种只抱着挑剔的眼光去吹毛求疵，企图抓住别人缺点去打棍子，也是片面的、不可取的。世上，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谁也不敢吹牛说他写的作品和诗文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的。就是历史上伟大的天才诗人，还有许多局限哩。以天才诗人普希金为例，他的缺点就不少。像他的天才诗篇——诗体小说《奥涅金》里，人民是陪衬的道具，塔吉亚娜成了封建规范下的忠贞良妇，这同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要求还是存在距离的。杜勃罗留波夫就科学地指出：“普希金只理解人民性的形式，而无法深入它的精神。”至于普希金诗歌中家谱学的偏见、享乐主义倾向、不深沉的活跃等等，早为评论家们所指出。难怪六十年代俄国一些偏颇的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如皮萨列夫、安东诺维奇，对普希金不是颇有微词，甚至是过分苛求了。但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尽管有不少黑子，却并不掩遮他的耀眼光辉。指出诗歌的瑕疵，并不否定它是白玉。从这个角度来说，品评优秀诗歌的缺点与不足，是显示着辩证的大肚能容。如果一个诗人，因为谁人指出他的好诗还有缺点与不足因素暴跳如雷，这种护短的作风，就决定了他必定将会走向下坡路，其结果是滑入象牙之棺。
鹏鸣的诗是天才的完美无瑕的妙作吗?谁也不敢这样说，连诗人自己也不会自认自己是足赤的完人、无瑕的美玉。就依臧克家所引的有人说他是“天才的诗人”一说来看，拿真正已盖棺定论的天才诗人普希金来比较，用天才诗人这一最高标准来衡量：他们是有很多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是值得研究和对比的。尽管普希金不仅写了情诗，还写了公民诗；不仅写抒情诗，还写了叙事诗、诗体小说；不仅写局部的个人喜怒哀乐，还写了俄国的历史、千军万马的战斗、各阶层的生活、各地的风光景色……而其诗的开创精神、开阔性、五彩缤纷的绚烂，但绝对是抒写各种情诗的鹏鸣不可比拟的。普希金才真是天才，他达到的历史深度、时代宽度、艺术高度，也正是鹏鸣诗歌中的具体表现和天才的才能奋斗的方向。由此看来，鹏鸣的诗，不过仅仅是盆景、是园林、是深深的庭院，是一个局部山水景点；它还并非辽阔的海洋、无边的蓝天、莽莽的群山、无垠的草原与深沉的大地。
我们评价一个人，主要是看他已经做了些什么，而不是看他还没有做的或不可能做的。我们学习雷锋，主要是学他已经做到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不能故意苛求他没有造出原子弹和彩色电视机来。同样，我们评论一个诗人，也主要看他已经写出了些什么，写得如何?而不是重在苛求他没有写出的东西或他根本写不出来的东西。如果我说鹏鸣没有用诗写出三大战役的宏伟史诗来，这不仅是挑剔，而且是可笑的了。我们只能面对他的几部诗集，尤其是他的短小精萃的情诗来谈其诗的高下优劣。
鹏鸣写的大致是情诗，故曰“情诗选”。提到“情”，不能狭隘的只理解为“爱情”。因为在其讽刺诗中表现的憎恶，在一些小诗表现的欢乐、怅惘、欣悦、疑虑等等，也是情。只要不是单纯描写客观生活与自然风光的，写喜怒哀乐，都是表现情感。其实，世上没有绝对的客观。客观主义也是一种主观判断。因此，就是诗里重在写客观生活与自然风光的，也渗透着情，或曰见景生情、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尽管它不是直抒胸臆，没有大声疾呼或悄声细语的表白感情，而是把情，暗含在场面、景色与物象之中。还有，爱情一词，也应宽泛的理解，不能一见爱情诗，就以为是写了两性之爱。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不少爱情诗，是写给一位贵族美少年的，是朋友之爱。惠特曼《草叶集》中的爱情诗在歌颂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女性”这一观念的形象化实体。爱情，有两性之爱，还有友情，亲情(父母与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更有对大自然之爱、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对民族文化的爱等等。
鹏鸣情诗中，最令我赞赏的是他对故乡的爱。他笔下的黄土地，那生他养他的故土，是他永远不能忘记的、梦魂萦绕的地方。他的欢乐、苦难同这块肥沃而又贫瘠的黄土地相连，他的生长、亲情，总与他生活过的田野、土岗、窑洞、焦湖河血肉一体。在他诗中对故乡的爱和歌咏中，始终表现着中华赤子的热爱祖国的深情。爱国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总是和许多具体方面相联系的，其中一个就是热爱故土、热爱家乡。一个连生他养他的土地也不爱的人，一个连故乡的山水也忘怀了的人，很难说他是爱国主义者。那种认为西方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把家乡认为是他摆脱了的土包子火炕，一面吃资本家赏给的洋面包，一面大骂祖国落后，而嘴上却高喊民主自由的人，他要说他是爱国者，就很难使人信服。爱祖国与爱故乡是一体的。在俄罗斯诗人的语句中、在俄国人民的词汇中，祖国和故乡是同一个词。可见，这种一体感，各国人民是相通的。
既然天才的才能之一在于它的独创性，那么，写了故乡的山川景物和对它的热爱这情，就算是表现了这种独创性吗?当然，话不能简单地说：凡是写了故乡的山川景物和对它表现了热爱感情的都是表现了天才的才能的独创性。但天才的才能或是天才都在描绘故乡山川景物和对它抒发热爱之情时表现了独创性。彭斯歌咏了跑着麋麝的苏格兰高原，普希金写了普斯科夫的乡村和重又造访的米哈依洛夫斯克，那些诗成为千古绝唱。屠格涅夫描绘了欧俄中部奥廖尔省的森林与草原，鲁迅先生展现中国江南水乡的风光与民俗，这一切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些诗人作家由于写了故乡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显示了他们的诗文的独创特色，因而同他们成为世界文豪是密不可分的。诗人和作家总给要给文苑提供些什么新鲜的、独创的东西，否则，如果只是重复别人已写过的打斗、侦探，只去向别人抒发过的孤独哀伤效颦，而没有一点新鲜的东西，怎好叫做创作呢?创作者，创造性的著作也。有成就的诗人作家，大半离不开独创地展现故乡的美和对它的爱。沈从文写了湘西边城的山光水色，贾平凹把商州野山的秃岭林洼首次呈给读者，他们没有去重复别人，写了独特的家乡风貌，因而显示着他们与别人的区别。
故乡人人有，各人故乡又不同。张三先写了独创性的故乡风光，并不妨碍李四后写故乡的独创精神。故乡风光与独创性是一个交叉圆。写了的不一定有独创性，不写也不妨却有独创性。现在是在讨论两个圆交叉重叠那一部分。因为对故乡，不同的诗人作家说来是各异的：乡土异、风光异、人异、表现异。在这诸异的综合中，熔铸进的精神、才智、品格、审美趣味、感情、技能的份量、质地、层次更不相同，高品位的、异于前人和他人的，可以写出有特色的诗，但很难表现独创性。而天才、天才的才能是高品位与高层次的，在其诗中可能表现出独创性。后者用他们的诗的思维与艺术活动在开辟着创作的新领域、新的天地或表现出新的气氛与新的格调。
关于独创性，别林斯基在评屠格涅夫的诗体小说《巴娜莎》时说得好：诗有两种：有一种诗，作为才能而言，发自易受刺激的神经和灵活的想象；它特别华丽，具有鲜明的色泽和在众目之前一旦闪过时即能惹人注意的奇特突出的形式。这种诗在表现上看来越是有内容，它内部也就越空洞，因为它整个是想象的，没有和现实相同的东西；它的思想很象夸张的语言和嘹亮的辞句，它的图象经不住仔细观察，你近看一下就觉得什么也不象了；把眼睛移开以后，你的脑中不会留下任何形象，任何暝想，任何观念。——另外一种诗，作为才能而言，发自对现实的深刻感情以及与一切活的事物的真挚的共鸣，因此，它的感情永远是真实的，它的思想永远是独创的(尽管它不一定是新颖)，因为它思想并非从外面顺便抓来，而是在诗人的心灵中滋生和成长起来的。这一类诗作并不显明刺目，但却需要人去注视它，而它只对于细心观察的人才尽其深刻地展开它纯朴的、平静的、纯洁的美。独创性是这一类诗的不可分割的属性；独创性是擅长于掌握本质的结果，从而也是把握了每种事物的特征。
这里所说的两类不同的诗，前一类是会写诗的人，有才能的诗人写的华丽而夸张、引人瞩目而内容空泛、富于想象而又经不住推敲的诗和过后给人留不下印象的诗。元朝绮丽美艳的诗、宋朝某些读了味如嚼腊的诗，大致就属于这一类，当代各种诗刊、报纸上像过眼烟云一样多的诗，也属于这一类。这种哗众取宠于一时的诗，不过是诗坛上的匆匆过客而已。后一类诗是天才的诗人、有天才的才能的诗人所写的优秀的作品。
这些佳作，看似平淡，细品却耐人寻味，过后长期余香在口，不由得便涌上心头，缭绕不去。像“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没有惊人的句子，平淡如话。但它有内在的思想、灵魂、神韵、诗才，是品味不尽的。
一个一般才能的会写诗的人，常常写出了第一类的诗，而要写出后一类的诗则比较费劲或花过大力气、经过多年磨炼也可以升格写出个别后一类诗。一个天才或天才的才能，写出后一类诗不足为奇，但一生中也会写出几首前一类诗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鹏鸣写了几千首诗，不能说他没有写出前一类诗来。但我们侧重是要说他写的后一类诗。尤其是在抒写故乡的风物山川时，所表现出独创性的大部分诗。鹏鸣是陕西省白水县人。白水县出过造酒的大师杜康。“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酒激起了曹操的诗兴。白水之名为县，大概水好，水好方能造得出好酒。酒可以引出好诗来，好山好水也可以地灵人杰的出产大诗人。但白水属于渭北地区，那块黄土是又肥沃又贫瘠。它肥沃，千万年来养活了老少男女，孕育了黄土地的古老文化；它贫瘠，是在黑暗的旧社会里，人和土地都在受着苦难。新中国的光辉照耀到了这块土地上，农民们翻了身，但在那一大二公的岁月，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农民的劳动和心情都是异常沉重的。鹏鸣降生在这个黄土地上，同他的故乡与亲人，一同经历着苦辣酸甜。他在他的诗篇里，写他的乡亲、写白水的农民、写他的奶奶、写他的父亲、写他的叔父、写他的弟弟、写祖母的坟、写他的母亲——一个叫李桂花的普通的、劳苦一生的农妇，写他的父亲一个叫焦才娃的一身赤贫的硬汉子在苦难中为儿女的成人日夜奔波的艰辛。他是怀着一个沉重的心，深沉的感情来构造他的诗的。他写那黄土地，那埝子和地埂，写丑陋的苦窑洞(他降生到人世间的地方)，写焦家河村的风光，尤其是那焦河湖，给与了他那么多诗的灵感。浪平湖清时的焦河湖，冬雪冰封的焦河湖，春阳下跳动的焦河湖，都跃然纸上。焦河湖畔有诗人的童年，有诗人的恋情，有诗人的苦难和欢乐。诗人写过去焦河的痛苦，更写焦河现在的新生。他把这新的繁荣同祖国的前进、人民的事业的发展紧密的联系了起来。请看《焦河之歌》：
凹凸的镜面一般
一条长长的丝线明光闪闪
美丽的浪峰排排跃溅
多么纯洁的花瓣
大地上的琴键
大海里的一点
人间欢乐的衣衫
美与丑当中的清泉 爱与恨之间的银簪 为了祖国的真善
布尔什维克的观点
你执着地 执着地
勇猛向前 向前……
悲苦的凄酸 惆怅茫然
含泪的微笑 激动的光眼
死淀于你纯洁的脉管
化作淤泥那般
也许有一天
在你晚年的磨盘上
风雨的摧残致使大地裂变 你会烟云一样地消散 但那红红的苹果
晚霞一样的群山
不正是你生命的再现
看 那空中飘飞的水
仿佛化作的水仙
在宇宙的宫庭里
同嫦娥起舞翩翩
经受阴电和阳电的血鞭……
呵呵 焦河——
为了寸土不受尘染 为了母亲慈善的尊严
为了布尔什维克的发展
为了一个忠诚的信念
你——
一个永恒的乞丐犯
以伟大的呐喊 永无止境地向前 向前……
长长一条银线的焦河，到村落聚成了人工湖。这首诗，只写了河，而尚未写湖。河是奔流的、动荡的，浪花奏出悦耳的声音。河在流淌着历史，流淌着喜怒哀乐。河的阶梯的瀑水、湖坝的倾泻的洪流，漫天水沫化作仙女的长虹，也正渲泄着诗人的想象与感慨。如今的焦河，两岸群山已为熟透的林果所染得绚烂多彩。那丰收的硕果正是焦河生命的化身。就是地老天荒、海枯石烂，焦河干涸了，它的生命也是永存的。如果我复述的诗的内容没有多大的差误，那便可以说，诗人由焦河而生发的联想是自然而新颖的，他激荡的感情是真实而深刻的。这不是造作的歌、虚假的情，它是平实的，又是跨时空的。在诗行的跳跃中激荡着无数长长的游丝。就思想性与艺术性以及二者的结合来说，它是一首优秀的抒情诗。从中可以看出诗人的捕捉生活诗意、想象与联想、凝炼感情等等方面的能力，不是平庸的、一般的。
我们再看一首《别了 焦河湖畔》
流向焦河湖的焦河水
不知何年何月在什么地方发源
也不知洗过多少父老乡亲的血泪和衣衫
更不知焦河湖何时落成将它聚栏
只知自我诞生以后 它仍在急湍的运转
听到了声嘶力竭的呐喊
看到了一幅幅绿色的花环……
我这最顽皮的孩子
竟被它吸去了天真的童心一片
打那以后 我常常和它相依相伴
冬天滑冰 夏天在它的湍流里撒欢
甚至更深夜半 抹满泥巴的光身躺在你的河岸
让小鸡鸡朝天 吃着水甜水甜的玉米杆……
如今啊 我走下甲板来到你的身边
回忆起从前的一切，既好笑又羞惭
偏偏找不见我曾留有记忆的草滩
当我沉默了长久时间 寻觅中才找见
向我招手的草滩原在眼前
别了 清清的焦河湖畔……
读了这首《别了 焦河湖畔》，不由得使人想起天才诗人普希金的两首名作：一首是《致大海》，一首是《我又重新造访》。前一首《致大海》也是写告别，是普希金1824年被沙皇政府从流放地黑海边转到新的流放地米哈依洛夫斯克时，向大海的告别。鹏鸣说“别了 焦河湖畔”，而普希金则疾呼：“再见吧!自由的之素!”他用大海的自由比衬自己作为囚徒的向往，他联想到一代英豪——1821年死于圣爱伦岛的囚徒拿破仑；联想到一代天才的自由歌手——1824年刚患热病死于希腊民族解放战场的英国大诗人拜伦。他将在新的流放地——寂静的荒漠之乡来追忆大海的美丽与喧腾。后一首《我又重新造访》写普希金1836年面对故乡——他曾流放于此的父亲的庄园，所作的现实图景的描绘(小屋、树木茂盛的小丘、远望可见的湖泊与湖岸、三棵松树)和勾引起往昔的回忆(流放、阴暗的岁月、老奶娘)，以及对之所发的感慨——向嫩弱的树丛致意。前者写告别大海，异常开阔、辽远，蕴涵着俄国解放的向往。后者写故乡景色，深沉含蓄，隐蔽着对压抑生活的痛楚。普希金是天才，是伟大的。鹏鸣的《别了 焦河湖畔》当然不能和这相比。一条不知名的焦家河，岂可比世界闻名的黑海?回忆出顽皮孩子在草滩玩耍，岂可与流放中的俄国大诗人的忧国忧民相比?只指出焦河水洗过父老乡亲的血泪，又怎么同叱咤风云、雄视百代的拿破仑与光照日月、影响四海的大诗人拜伦的丰功伟绩、不朽勋业相较量。普希金是伟大的天才诗人，鹏鸣虽然不是普希金，但把鹏鸣的诗拿来和普希金的诗相比较，这对鹏鸣说来就是极大的荣耀。在诗歌的夜空中，普希金是皎洁的明月，鹏鸣不过是一颗可以在晴空中发现的闪烁的明星。但不要小看这颗星，他能在诗歌的夜空中闪光，就是很了不起的。成千上万的诗人，有几个能在诗歌的夜空中闪光的呢?鹏鸣是个天才的才能，他的诗歌的光辉也许不太耀眼，甚至还很弱小，但它已流露出自己的特色，表现了构成天才的才能的独创性。且不说这焦家河、焦家坡、焦家洼和这焦河湖，经过鹏鸣的琴弦，第一次入了诗，诗人写了前人没有写过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在他写故乡的诗篇中显示了他独有的诗人的慧眼、才思，特别的情绪与感触。我再强调一下诗中回忆的这两行：
冬天滑冰 夏天在它的湍流里撒欢
甚至更深夜半 抹满泥巴的光身躺在你的河岸
让小鸡鸡朝天，吃着水甜水甜的玉米杆……
冬、夏，是概括的图景，而半夜却是生动的具体的场面。这里面有多少童年的乐趣呵!它多么天真无邪，好像人就是自然之子，儿童就是焦河的一部分。人来自泥土(据说女祸用泥土造人。《圣经》上说耶和华造了亚当和夏娃，没说用什么东西造的。从没说雕刻着，显然不是用木，当然更不会用金属铸和用塑料填模制人，那么，大约也是用泥土)，终生和泥土打交道(农民种地、瓦匠盖房)，最后又归于泥土(土葬)，不用说，人确乎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以后，人长大了，有了社会意识，有了社会活动，人在现实性上成为了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不仅是两个阶段，而且也成为了矛盾的对立与统一。社会的人，离不了实践、创造，也有的在矛盾冲突之中，或者摆不脱功名利禄、财帛儿女，不少人丧失了自然的天性与纯真。于是人怀念童年，追求理想的大同世界，甚至想把社会与自然、社会意识与自然天性结合起来。普希金告别黑海，怀念拿破仑与拜伦；他晚年又造访米哈依洛夫斯柯耶的旧居，是表现了更多的社会运动中大诗人的社会意识，但这是普希金独特的个人经历，一般中国读者既没有去过黑海，也没有去过诗人的故里，甚至有的也不知道拿破仑和拜伦。读普希金的诗使人激起对被流放的诗人的崇敬，对诗人以高度艺术技巧所写的喧腾的大海和寂静的乡村这种图景赞叹。如此而已。而读鹏鸣的《别了 焦河湖畔》中融入大自然的儿童的乐趣，却感受不同。童年的嬉戏，大概是人们都有过的经历。读了描写类似经验的诗，自然会激起回忆和联想。但，人人并不象普希金那样流放在黑海岸，又转徙幽禁于北方俄国乡村。没有这种体验，读者读了《致大海》等名诗，只会赞叹敬仰，而有同感的共鸣者不多。《别了 焦河湖畔》写普通儿童的情趣，会引起共鸣与联想。但它写的泥抹全身，小鸡鸡朝天，吃玉米杆，却又是独特的，其中显示着独创性的诗意。这种回忆中的儿童情趣，又同告别故乡的怅惘、留恋相结合，构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韵味。鹏鸣写故乡焦家河的诗很多，如《湖岸上》、《浪平湖清》、《焦河的冬天》、《回焦河湖畔》、《焦埝的梯田》、《焦河湖的初春》、《焦河山水》、《焦河湖畔》、《致故乡》、《你是我的家乡么》、《浪花环绕焦家洼》、《焦家河》、《焦家坡》、《再望焦河湖畔》、《故乡行》、《焦河湖边的小燕子》、《焦河湖上的别情》、《漫步焦河湖》、《焦河的山坡》、《焦河湖畔的少女》，等等等等。焦河湖是诗人灵感的泉源，他的缪斯就是湖里的仙女，焦河湖养育了诗人，诗人梦魂也游浸在焦河湖中。他写了任何诗人也没有写过的焦河湖，在诗中显露着别人没有的对焦河湖的怀念、向往，表现了属于他个人的风格、才情、意趣和独创精神，这是不应忽视的。
既然在谈论情诗，当然各类情诗中还是以表达两性之爱的爱情诗为主体。自《关睢》以来，由古至今，抒情诗中爱情诗占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像《诗经》中的《汉广》、《静女》、《木瓜》等等，《楚辞》中的《山鬼》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古诗十九首》、《上邪》、《白头吟》、《子夜歌》、《乌夜啼》、《凤求凰》成为学子反复吟咏咀嚼的绝妙好诗。唐诗、宋词中更是有多不胜数的爱情诗，甚至形成流派，出现专门写爱情诗的大家，还有那么多诸如“一寸相思一寸灰”、“心有灵犀一点通”、“除却巫山不是云”、“为伊消得人憔悴”、“泪痕红浥鲛绡透”之类的名句，有那么多诸如“红豆”、“春闺梦”、“断肠人”、“天涯芳草”之类的词语，有那么多诸如“洛神留枕”、“韩寿偷香”、“文君当炉”之类的爱情诗中的典故。有志趣的人，真可以写出一部不间断的《中国爱情诗史》。外国的爱情诗呢?更是源渊流长。可以去查一下，几乎所有外国各民族在古代的民歌中，都有占一定数量的情歌。且不说古希腊第十位文艺女神萨福写了缠绵悱侧的独唱琴歌，就是封建统治的中古时代，在骑士的浪漫诗歌中，就有无数的“小夜曲”、“破晓歌”等等。恩格斯说：从《破晓歌》开始，八百年来欧洲文学围绕着旋转的轴心，就是两性之爱。文艺复兴时期的封建社会里，宗教礼法与禁欲主义控制人们的精神是很严格的，但是“温柔的新体诗”、但丁的《新生》，彼特拉克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所歌诵的爱情，却是无翼而飞扬的。在外国大诗人行列中，很少有不写爱情诗和不描写爱情的。先不说德国歌德的《相逢与离别》(“我的心在跳，赶快上马!”)、海涅的《乘着歌声的翅膀》、《你好像一朵鲜花》、英国拜伦的《雅典的少女》、雪莱的《给索菲亚》(“你多美，陆地和海洋的仙女”)、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俄国普希金的《致凯恩》(“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我曾经爱过你》，苏联伊萨可夫斯基的《红莓花儿开》、《卡秋莎》……被音乐家谱了曲，插上音乐的翅膀，飞向全世界，飞向青年男女的心坎里；就是我们点到为止的济兹、勃朗宁夫人、叶芝、阿波里奈、洛尔加、里尔克、裴多非、密茨凯维支、莱蒙托夫、勃洛克、叶赛宁、朗费罗、惠特曼、聂鲁达、岛崎藤村、纪伯伦、泰戈尔……也都有脍炙人口的爱情诗篇。诗歌爱好者，尤其青年读者，多半咀嚼爱情等，难怪各种爱情诗选，爱情诗鉴赏辞典之类的书是非常畅销的紧俏货。就是三卷本的《鹏鸣情诗选》第一版印刷也达二十三万五千套哩!这真使只印得几百册的诗歌论文集的学者们看了眼热。一次我出差去某地，为了抓紧时间，写这篇评论文，我随身带了一本《鹏鸣抒情诗选》。几个古典诗词的爱好者，对现代诗歌，大不以为然，他们并未细读《鹏鸣抒情诗选》便对现代流行歌曲和一些朦胧诗之类，大发感慨，似乎在改革大潮和蓬勃的大建设中，谈情说爱的诗与歌，格调者不高似的。其实，这些上了年纪的学者们，几十前，也是大读爱情诗的。在火车上，我对面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又像工人，又像学生，一谈起来，原来是在乡镇企业里的返乡青年农民。他竟然把我正看的《鹏鸣抒情诗选》的封底(正对着她)读出了声：
你消失在遥远的地方
我心爱的姑娘
怎样能使我不忧伤
难道还要让我
折断相思已久的翅膀
凋尽所有的芬芳 把凄凉的残泪
在迷茫的涟漪上荡漾
之后，竟然从我手中抢了过去，埋头书中。专心致志地喃喃读了起来，再也不同我讲话了。只是她到了站，才遗憾而依恋不舍的把那抒情诗集还给了我。由此而见，鹏鸣的诗是深受广大青年读者欢迎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大概是他的爱情诗的魅力，引起了不少少男少女萌动的心琴的共鸣，他唱出了他们心中的歌。
爱情诗之所以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和热爱，大概正是符合了他们精神的需要。其实，精神需要也是有物质与生理的基础，它是人类所不可缺少的。圣人云：食色二大欲也。存在主义讲人的生存。对人类和人说来，最重要的大概就是这二大欲了吧?民以食为天，人首先得吃，得生活，否则不能生存。一个人，不吃，也就不会维持作为个体人的存在。因此，人们才看到：人不光找寻生活资料，而且生产生活资料，这样人便组织社会与形成一定社会关系，之后，才说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可见，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的，首先是生活资料的生产，是吃。人活着，不光是为了吃，为了生活；但人要生活，要生存，都离不开吃。吃才能活着。一个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人作为一个类，作为一个整体要生存下去，延续下去，就得由两人之间的结合，来创造，生产新的一代，生产人类自己。如果都实行禁欲主义，都不结婚，男女不结合，那么人类就断种了，人类也就不复存在。人不是雌雄同体的植物或低等动物，男女异性，则相互吸引，这是本能与天性。但人又不是一般动物，人是社会意识培养的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人有思想，有感情。两性之间的吸引，则不是动物之间的交配，而是感情的契合。但感情有高下之分。色欲，情欲，是接近兽性的生理需要与其他*如自私的占有欲的结合物。高尚的爱情，则是纯情的，灵魂的交流。肉欲是低下而肮脏的，爱情是高洁而美好的。当然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并不赞赏柏拉图式的“爱情”和中世纪的骑士精神的矫情，我们注意的是灵与肉的辩证关系。但文学是意识形态，它同性生理医学不同。后者才注意男女生殖器官的构造、精子与卵子的结合、受孕与分娩。文学是精神产品，自当注意精神方面，因此，它描写的是高尚的爱情。兽欲是丑，则爱情是美。古希腊的女神阿弗罗底德是兼爱与美于一身的，美神就是爱神。爱情是美的，这是诗歌咏唱的对象。当然，心理以生理为基础，爱情可以发生和被理解，是离不开性的成熟的。恋爱是青年人的美好感情。婴幼儿童是不懂得恋爱的。弗洛伊德讲小孩恋父或恋母，不是讲爱情。老年人，性衰退，再有异性之间的来往与结合，就不是青年人纯粹感情范畴的爱情了，而是有大量理性、思考在内的、顾及到生活与晚年处境的婚姻行为。婚姻和爱情是不同的概念，它们不是相似同心圆，更不是重合圆，而是交叉圆，即许多爱情并不导致婚姻，同时，许多婚姻并不是由于爱情的结果。只有一部分即交叉重叠的一部分，爱情和婚姻是同一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婚姻是爱情的甜蜜事业的结果。当然事物总是发展的，先结婚后恋爱的喜旺和李双双式的一对是有的，爱情破裂而导致婚姻解体的事也不少见。
爱情诗，顾名思义是写爱情的，它不是婚姻诗。没有爱情的婚姻，当然是没有诗意的，而婚后的爱情是一个家庭内的定向事实，它的诗意也随年龄增长和锅碗飘盆的交响曲而变化，就是爱情在灵与肉的结合中更深了，但它的诗意也就为理性和家庭日常生活所掩盖了。人常说，婚前恋爱是浪漫主义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怀着对于对方的向往与神秘感。而婚后生活则是现实主义，要考虑油盐柴米，研究谁洗小孩尿布的问题。因此，爱情诗写有爱情的婚姻，也多半写婚前的恋爱的激动、向往、遐想。写婚外恋，和婚后恋就减了成色，写夕阳恋，一对白发老人，再像少年男女那样耳鬓厮磨，嘟嘟哝哝的忘乎所以，真会遭孙儿们嘲笑的。爱情之可爱，它是一种特殊的喜剧，是欢欣、慰悦、爽畅、愉快。而不是滑稽，不是引人嘻笑、嘲弄。爱情诗写有诗意的爱情是婚前的或不构成婚姻结果的爱情。一个可能谈了多次恋爱，最后一个才成了婚姻的对象。前面的恋爱之所以没有成功，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主观方面，男女双方各方面有差距，最终谈不拢而分手，这不遗憾，也引不起怀恋。主观双方都相投，生死不渝，但受到客观的制约如父母阻挠、外力影响、生离死别等等，想结合而不可能地分了手，或者结合了，又被外界在破坏。双方是不情愿的，是遗憾的。有的是终生遗憾的，如陆游和唐婉，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请注意!遗憾的爱情，是诗的对象，是在人们的向往、怀恋和遗憾中，最富有诗意的。因此，爱情诗中写激动、亲昵、切切私语固然有诗意，而写忧伤、绝望、痛苦、则更有诗意。一个守财奴，哭他失去的金钱，是滑稽的。一个少女，哭她失去的爱情，是美丽而有诗意的。遗憾的爱情，是历来爱情诗中的精品，《华山畿》、《钗头风》就是其例。大诗人海涅最优秀的爱情诗是写给阿玛莉、台莱赛等女子的。因为那是不成功的爱情。而写给他的法国妻子玛蒂尔德的诗，却是感谢她在病床旁对诗人的照应。普希金最受人欢迎的爱情诗，是给巴库尼娜、伊琳娜·拉耶夫斯卡娅、凯恩等女子的。而写给妻子冈察洛娃的不过是感谢、赞美与解释说明心迹与过去爱情生活、以免妻子忌妒和闹矛盾的诗。少年时代的初恋是激动人心的初次尝试爱情的果实，它是甜蜜的、也可能是辛酸苦涩的。用全部生命力与诗才去写初恋、怀念初恋，自然诗意盎然。其后的诗人的奔波(海涅的到处求学、旅行和离开祖国，普希金的流放南方和在北方幽禁)，爱情伴随着动荡与厄运，爱情诗也就成为诗人全部生命与生活的折光或聚焦。海涅与玛蒂尔德结婚时已44岁了，普希金在31岁上才同冈察洛娃结了婚。此时的诗人，已经历过人生的坎坷，他们成熟了，理性增长了，已多次谈过恋爱了。因此，对妻子写的诗，也就没有了以前的写遗憾的爱情的爱情诗那样美、那样有诗意。其实，也不尽然，有的诗人，婚前与婚后，对丈夫或妻子的爱情依然是笃深的，欲剪西窗烛的李商隐、写《葡萄牙人的十四行诗》的勃朗宁夫人，就是明证。不过，沁人心脾的爱情诗，多数还是写遗憾的爱情的。 鹏鸣的夫人叫王芳，她不但是一位独领风*的女诗人，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摄影家。她还是《鹏鸣情诗选》的封面与封底的摄影者。他们相亲相爱，婚前、婚后都有赠答的诗篇。下面看鹏鸣《致王芳》的两首诗是：
致王芳(之一)
我的爱人啊，莫要脸红
你为何那样的忍(任)性 现已深冬——
那单薄的衣裳怎能行
孩子是不是已经出生
她的小生命是不是像鲜花一样可爱，浪花一样欢蹦
若男就叫仙童若女就起彩虹
也许这样我的心才能平静
你是不是在用哭声怪怨我心狠无情
不前来看你一眼，听一下小宝宝的心声
不过为了人类的使命 民族的和平
我愿接受你的埋怨心灵仍然偏重
也许常人谴责它不该降生 也许常人谴责它搅乱了一个家庭
但我总觉得人的一生不光是为了爱情
但我总觉得一个人应该对时代起到应尽的作用
既然生在这个时代 时代赋予了你全部的生命
难道就不能珍重这时代的母性要是这样的话我宁死也不永生
何必那样的折磨我的青春 我的爱情
致王芳(之二)
如果说一个人来世上单单是为了爱情
如果说一个人来世上单单是为了一个家庭那么 我们的祖国怎能太平
那么 我们的民族怎能永生
如果说一个人来世上单单是为了爱情如果说一个人来世上单单是为了生儿育女的忙碌
那么 一个伟大祖国的生命
不就在我们的手中葬送
如果说一个人来世上单单是为了爱情
如果说一个人来世单上单是为了平庸
不去完成历史的使命，交一些知己的朋友
那就会在卿卿我我的坟墓中丧生
如果说一个祖国有了灾难
如果说一个民族被暗算
那还有什么爱情 什么温暖
难道你就不能想一想这可怕的危险
既然已经有了爱情 有了温暖
我想你还是思索一下祖国的危安
请放下自己的孩子吧 走上卫国的前线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佩戴人的尊严
这种给妻子的诗，不是不谈爱情，但它没有“爱情至上”，不是西洋歌剧中唱的“没有爱就不能活”，而是将爱情服从于民族兴旺、祖国安危、时代重任、历史使命。国兴则家旺，民族与祖国繁荣富强，才有个人家庭与爱情存在的基础。这种爱情诗，格调是高昂的，感情是真挚的，它不由得使人想起林觉民的《绝笔书》和裴多菲的《爱情与自由》。鹏鸣与爱妻王芳这种崇高的爱情观确是青年人在正确处理国与家、民族与个人、祖国与男女爱情的关系时，一个可贵的借鉴。当然，这两首诗的形象思维还少了一点，理性稍微超过了感情，但对于当今时代那些一度“玩文学”、编造不可解的朦胧诗的诗人们说来，它是可贵的，难得的。《鹏鸣情诗选》里还有很多给无名的少女的情诗，也许其中不少是给婚前的王芳的诗，但从内容和标题代号来看，如OD(正文标题改为“致蓝田少女”)、CD、BD、MV等等，显然不是指王芳(王杏瑞)，后者应是WF或XR。有的如《给我心爱的周志华》，是很明确的并非王芳。周志华，还有一位朱盟，都是能写诗的女诗人。她们致鹏鸣的诗前都有小序：
周志华的《想您·梦您·爱您》写道：
别推辞，我知道您爱我，为何表白，但我忍不住，我日夜都在想您、梦您、爱您……、您的周志华现在就把自己献给您……
心爱的鹏鸣 我爱您
在我的心底
除您 谁也无法把我占据
我不惜一切的为您开尽花蕾
但愿您能像勤劳的蜜蜂一样采蜜
否则将是一场悲剧
只有我您
也许是丘比特帮助我们相识
我才把那叶珍贵的毛边纸献给您
难道您就不能写下
“我爱您 北京少女……
朱盟的《少女之心》写道：
鹏鸣，我要走了，请您收下我这微薄的心意，我把她献给您，一张我的彩照和一首《少女之心》，夹在您的书里，我不想叫醒您，只是轻轻地吻了几吻，乞望终生能够和您相亲相爱的朱盟，她流着泪走了，您知道吗鹏鸣?!
寒凝的大地
冻结了少女的心
是春的使者
抚绿了大地
溶化少女的冰心
让她的心泉流出涓涓小溪
这是怎样的情爱呵
静悄悄地闯入少女的生活
碰击出爱的火花……
这爱的种子
何时带来黎明的希望
让人在终生难忘的相思中悲伤
我不把这当作虚拟的故事，而是认真看作曾经发生的实事。这两位少女，一位在梦想别人不表白的爱，一位流着泪走了，去在终生相思里悲伤。因为蜜蜂没有采蜜，自然成了悲剧，这是真诚而遗憾的。在诗人笔下，辋川的水陆庵，西安钟楼旁，南大街头，北京朝阳路上，八一湖畔，紫竹院，万寿山，永定路，天坛公园，满园红叶的香山，都曾是诗人与少女们或漫步柔语、或挥泪告别，永志不忘的处所。历来，诗人们的爱情都带有普泛性，是博施的，在现实与想象中互相转换。对异性的美的描写、相处时日的回忆、依恋情感的表述与怀念，都是染上爱情色彩的。问题不在这爱情的浓淡深浅，是双向交流还是单向自我感觉，而在于它在诗中被描写和被抒发时，究竟美的魅力如何，诗意又有多少?如去考证那爱情的实际过程和追究道德内涵，就离开了诗评的审美考察。诗论者如果胶柱鼓瑟，则有时会落入诗人想象的陷坑。
还是说那位周志华小姐吧，按诗选中注明说，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少女，北京A师范学校毕业后，在S学校任音乐教师。就在那首那致鹏鸣的诗之后，鹏鸣在《致北京少女》四首之中怀恋着他们的初恋，夜色中，从紫竹院走到永定路，泪眼相对，海誓山盟。周志华进了她家大院，诗人“心一下子就冷了”、“回忆起今天的交谈。我预感到将要临来的灾难”
我的心十分忧烦 面对洁白的墙壁狂声呼喊我不相信这世间 初绽野玫瑰会把人欺骗
一下子，事变突然，诗人毫无预料，于是：
往日的热恋变成冰山
把我的激情凝在磨盘
用樵夫的柴担
把苦辛的伤泪挂在香山
绸子花碎了 残血飘散
罪恶的法海又编出新的花环
以假访的名义
逼我陨落长安……
一年以后，诗人向八一湖质问：
八一湖的水哟
你为什么这样的愤怒
把她吻我的情景
带走
八一湖的长椅哟
你为什么这样冰冷
把她给我的热情
驱赶
八一湖的风哟
你为什么这样的无情
把她给我的柔声
嫉妒
八一湖的垂柳哟
你为什么这样的忧愁
把她吻我的口红
悲秋
八一湖上的爱情哟
你为什么这样的使他伤离
你为什么这样的使她渐愧
内疚
三年之后，诗人在《给我心爱的周志华》中写道：
怎能叫我不想你啊，不想你，曾经爱过而又失去的少女，你使我常常流泪如雨，在我的心底……
你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我的眼前
正如万寿山的风 紫竹院的花瓣
依旧那么温柔 那么鲜艳
搅得我久久不安 彻夜难眠
我恨那根闪光发亮的银簪 用残忍的刑枷把我们隔断
让你夜夜走入我的梦中 让我的思念湿透你的枕畔
……
是谁这么无情啊 横出刀剑
酿成了今日的几重山
使黛玉的花园一败秃烂的
把江河浸染 变成无尽的忧怨
又过了一年，离分别四年了，诗人在《爱是否还在》中写道：
为了你 我不知多少次
来到东海 苦苦的等待
为了捡回那页失去的爱
你是否还在啊 还在……
为了你 我不知多少次 来在朝外苦苦的等待面对连绵起伏的人山人海
你是否还在啊 还在……
为了你 我不知多少次
来在校门外 苦苦的等待
在你的楼梯上久久徘徊
当你出来时我却悄悄地躲开……
为了你 我不知多少次
来到月下 苦苦的等待 在你的窗户底忏悔不该
当你哽咽着唤我时 我却悄悄地走开……
这里，应连续地看这一组不同时间而却是给同一受诗者(或者并未及时读到)的情诗，应该看到，那份情不是矫揉造作的，而是发自内心的真情。真实的感情应是深沉而非浅薄的、浮泛的，它是有份量的、掷地有声的而非轻飘飘的。这样的真情才有感人的可能性。有可能感人的真情要通过诗来确实感人，即将感人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得有番凝聚、锤炼的工夫，提炼出感人的诗意的精华，以适当的艺术手段化成诗，成为审美的真情，应超越自我，突破个人的喜怒哀乐，使这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即写的是鹏鸣对周志华的具体个人的情感，但诗句却越出这个个人的小天地而成为处于遗憾爱情感受中普遍青年男女所可能具有而自己却讲不出的感情，在诗人的诗句中象照镜子一般照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隐情，于是诗的词句成了一块海绵，青年读者溶进去了自己的爱情的遗憾感的心血与泪水，与诗人共同创造了诗的想象的世界和深远的意境。像对八一湖的呼唤，任何一个失恋的青年男女读来，就会有同感，就会因之共鸣，就会被诗句勾引起自己的怀念，依恋和苦痛。在鹏鸣的情诗中，能起着这样的艺术效用的作品是不少的，这就是它之所以受青年读者欢迎的原因，也是它之所以被人谱了曲而流传于大陆、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华人青年中的原因。能够达到如此的艺术效果的诗作的创制者，应不是平庸的才能，当然是天才的才能，这可以说是不会有多少疑问的结论。正如我在本文开始时说过的，“天才的才能”，不是一种廉价的赞誉之词，而是对几千首诗作者水准的一个鉴定。而这种“天才的才能”是一个变数而非是一个常数，即它将随着诗人个人修养、品德、技能的发展变化、随着诗人对时代突进的回应与反馈，随着诗人才智、 学识、灵感的阴晴明灭的变化，而不断的朝两极的某一极倾斜。我倒是祝愿鹏鸣的诗作能更上一个台阶。就目前已有成就看，诗人还有不足的地方或还有发展前进的余地。诗人的眼界尚需随着阅历与经验而扩展，突破狭隘的题材范围与个人感情天地而向博大精深去猛进……。当然有这些不足，不是贬低诗人的品位。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普希金还有贵族自大感，海涅还有宗教的胡说，拜伦与莱蒙托夫不少诗表现着孤高与绝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是伟大的天才。鹏鸣的不足，是一代青年诗人的痛病，并非他个人独有，但这并不影响他是天才的才能。问题是能证实前进与发展的，则是努力克服不足去奋飞的人。鹏鸣是很有志向的，他不愿“守成”而愿如大鹏一样，其翼若垂天之云，一振翮而九万里。鸣声如雷霆震世，响彻云霄。我愿再抄他一首明志的诗《大鹏的鸣声》之中的几行来结束这篇噜苏的冗文，用鹏鸣自己的诗来勉励他的不断上进：
我有一幅固不可摧的金嗓
动听的冲击火海
我这孩子就有一种性格——刚强
如果你不相信 可以去那金光四射的山寨
啊 大鹏 云海的后代
请用你的愤慨喷出森林的怒火来
把彩虹的歌声在你的心田里孕育出来
这种美妙而动听的声音好象
被围在乌色的云块乌色的天外 多次突围 多次的冲刺
心灵上的梦幻被磨坏 不过
它冲撞的意志 坚强的决定了它要冲破
乌云的日子很近 很近……
即将用射出的万缕金线拨开封锁自己的云海
这乌云组成的云海不是别的，而是天才的才能已达到的水平所构成的硬壳，只有突破自我，才能新生，才有一番新天地，才会有一个更高的诗坛供鹏翅去飞向峰巅。
(原载《鹏鸣论》，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8月版)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