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浩然（中）、编辑家刘国玺（左）与本文作者杨远新合影于西洞庭湖畔的岩汪湖。
洞庭迎来艳阳天
——记著名作家浩然访问西洞庭湖畔的汉寿县
文/杨远新
多年前，我就想写篇纪念著名作家浩然老师访问汉寿的文章，这35年来也不知多少次提笔欲写，又将笔放下，因为情感的大潮汹涌而来，席卷我整个身心，握笔的手总是急剧地颤抖，泪水总是难以抑制，模糊得睁不开眼睛。就这样一直想着要写，又一直放下。
最近读到浩然老师的第3个儿子梁秋川写的《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刘国玺》一文，文中配发了一张浩然老师与刘国玺、杨远新于岩汪湖边的合影，背景是浩瀚的西洞庭湖，湖的近处是一条普通的游船，湖的远处是范蠡和西施隐居的蠡山，又名赤山。这让我心中的湖水又激荡起来。接着读到文中的一段话：
“父亲与刘国玺是好朋友，而好朋友之间，有时就会不拘小节。刘国玺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记述说，大约在1986年4月底左右，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和主编驱车从太原来到天津，邀请刘国玺参加他们将要在湖南常德市组织的笔会。北岳文艺出版社的人知道刘国玺与父亲的关系很好，请求他给父亲写个信，以便拿着信力邀父亲也一同参加。刘国玺随手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撕开，在上面写了几句话递给出版社的人。社长见状忙对刘国玺说，这样恐怕不行吧，你还是找张纸给浩然写一封信好。刘国玺回答说：‘不用。我和浩然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只要他看见是我写的字，就一定会答应的。’出版社的人拿着刘国玺用烟盒写的‘信’找到了父亲，正如刘国玺所说，父亲答应前往参加。于是，5月24日夜，父亲与刘国玺从北京出发，一同南下参加笔会。在笔会期间，父亲与刘国玺一同游览了西洞庭湖、张家界、索溪浴自然保护区等名胜风景；一同为业余作者讲授写作知识和技巧。在临回北京的前夕，还一同专程租车前往向往已久的韶山冲，参观了*同志故居；在韶山冲，在*同志故居前，看到一群群年轻的参观者，他们同样受到巨大的鼓舞和感动。”
读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数日来总是仿佛看见浩然、刘国玺两位老师微笑着朝我走来，几乎每晚都会梦见他俩又来到了汉寿，无论是走在汉寿街头，还是登上汉寿县影剧院的大舞台讲课，还是乘船游览西洞庭湖，见到他俩的汉寿人都会高呼：欢迎你，《艳阳天》！欢迎你，《金光大道》！欢迎你，浩然老师！我在梦中欢笑，因为与他俩在一起的时光，满心的幸福简直爆棚。当我醒来却是泪水涟涟，湿了厚厚的枕巾，往往是再也难以入眠。
今天凌晨，封面新闻的女记者张杰，因我和儿子杨一萌、妻子陈双娥共同创作的240万字长篇小说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她对我进行采访。其中提问：“你们一家在创作《春柳湖》的过程中，受哪些作品的影响最大？”我回答：“《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山乡巨变》。”她又问：“从人格魅力来讲，你受哪位作家的影响最大？”我回答：“浩然。”她追问：“为什么？”我回答：“因为他是一个具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他一生都在为人民写作。”采访结束，我的心情更加起伏不平，感情的潮水更加奔涌，眼前浮现浩然老师于35年前到汉寿的情景，我再也难以入睡，便打开电脑，静静地记述洞庭迎来艳阳天的美好往事。
一、邀请浩然老师来汉寿采访写作是我的宿愿，没想到立马就要变为现实了
那是1986年5月25日的中午，一辆伏特加小车从汉寿县委会门口驶出，如春风卷起的一朵彩云，飞越沧浪水，飞越金牛山，飞向古城常德。驾车的是县委小车班司机高大英俊的曹师傅，副驾驶座上坐的是时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刘统进，按汉寿人当时的习惯，首长坐前面。我坐在他的后面，双手扶紧前面的座椅背，两眼注视车窗前，恨不得把自己浑身的力气用上，助小车长上翅膀，飞进芷园宾馆，让我一下就扑进浩然老师怀里。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师徒俩已经准备了太长时间。
早在1984年春天，汉寿县文联开始筹办《沧浪》时，我就一心想请浩然老师赐稿，在时任《小溪流》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金振林老师的大力帮助下，我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浩然老师将他的最新短篇佳作《姐妹》（外一篇）赐给了《沧浪》创刊号。
也就从那个时候起，我萌生了要把支持《沧浪》创刊的大批名家邀请来汉寿讲学指导的愿望。当我把这想法向主持县文联工作的陈定熙提出时，他立即表示赞同与支持，并及时向县委、县政府递交了报告。于是有了1985年6月著名作家萧军、叶君健、峻青、陈模、于雁军、未央、周健明、谢璞、金振林、黄世衡、曹文轩，还有萧军女儿萧耘、叶君健夫人苑茵、峻青夫人于康、周健明夫人徐玉豪、金振林夫人周华珠，省内有关部门领导等齐聚汉寿的文坛盛事。
作家萧军（左）、叶君健在汉寿目平湖芦苇滩留影。
十分遗憾的是那次浩然老师未能光临。他在1985年6月4日的复信中向我表示：
“信悉。谢谢你的关心。我在南通和上海时，实际上已经病了，只是靠咬牙支撑着；回到北京便倒下，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中间好了几天，又反复得如此严重，实在没有想到！今日血压达180|120。等到晚上还要变化（或高或低）。明天到天津一家军队医院检查（前年我在那儿住过院），看他们有没办法让我尽快地把血压降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到汉寿写作是不可能的了，尽管我想走一趟。请代我向县委和政府领导同志致谢、致歉。问你爱人好。有事请仍往通县写信。春水会设法转到我手里。”
邀请浩然老师来汉寿采访写作是我的宿愿，我坚持不断地向他发出邀请，希望这一天早日成为现实。他在1986年3月27日给我的信中表示：
“去年我的情绪坏、身体糟，过得很艰难。今年我接受了‘教训’，咬紧牙关躲在小窝里不动。终于不仅下蛋，而且孵出了小鸡。小鸡大概有三只，目前正喂老大《苍生》，国庆前争取再喂出老二《动变》。这样，我就可以心情平静地给人生刚过的那个阶段画个句号。所以什么时候能到汉寿走走，暂时难定，起码国庆前不能成行。但此生（当然得尽快）一定要到你家乡看看。”
真没想到，这次浩然老师真的兑现了“尽快”的诺言，他来汉寿的时间大为提前，立马就要变为现实了。我问自己：这不是在做梦吧！
二、“艳阳天，汉寿欢迎你！”“金光大道，汉寿欢迎你！”“西沙儿女，汉寿欢迎你！”
就在我浮想联翩之时，小车已经跨越悠悠沅水，飞进了幽静的芷园宾馆。我不等小车停稳，就跳下车，一把拉了刘部长，直奔三楼会议室。一路上悬挂的大红标语和彩带映入我的眼帘：“热烈祝贺全国通俗文学创作会议在我市召开！”“热烈欢迎出席全国通俗文学创作会议的著名作家莅临我市指导！”我轻轻推开三楼会议室的最后一道门，只见主席台上和会议室里全坐满了人。浩然老师坐在主席台第一排中间醒目位置，他正在与一旁的时任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的老作家康濯低语，他发现了我，朝我点了点头，我俩用目光作了交流。我和刘部长在最后一排坐下，聆听大会开幕式报告。当会议中间大会主持人宣布休息10分钟时，浩然老师健步走下主席台，直接朝我走过来。我眼含热泪迎上去，两双手都早早地伸出，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是我与浩然老师自1985年4月在上海分别之后的又一次重逢，我内心的喜悦和快乐难以言表。
这一晚，我和刘部长、曹师傅就住在芷园宾馆。晚上，浩然老师把我们引进了刘国玺老师下榻的房间，刘部长正式向他递上县委、县政府的邀请信，请他与浩然老师一道光临汉寿讲学指导。他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刘国玺是最懂浩然和浩然作品的人，他编辑出版了浩然老师的大批著作。
为了赶时间，第二天早上6点我们就从芷园宾馆出发了。8点之前抵达汉寿县城，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这一提前，我又担心陈定熙副主席指挥的迎接工作是否已经到位。小车驶过银水湖，进入县城，出现在小车前面的是一幅接一幅横街高挂的欢迎彩带、标语：“热烈欢迎著名作家浩然、编辑家刘国玺光临汉寿！”“艳阳天，汉寿欢迎你！”“金光大道，汉寿欢迎你！”“西沙儿女，汉寿欢迎你！”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心窝里满是喜悦和激动。
按预定时间8点30分，浩然老师在影剧院作文学报告。当我们走到县招待所大门口时，城关三完小胡白云校长派出的少先队仪仗队已经列队恭候大门两旁，鼓乐齐鸣，引领贵宾走向影剧院。从县招待所到影剧院大约500米的街道两旁，挤满了自发欢迎的笑脸，接连爆发出欢迎的掌声和欢呼声。
一路上，不断有人靠近我，找我开“后门”，要求给张入场券，这中间，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我把身上带的几张入场券给完了，但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我只好示意没有拿到入场券的人尾随在后面跟着一起入场。
进入影剧院，我看见固有的1248个座位已经座无虚席，影剧院经理李扬中正组织全院干部职工从小会议室、职工食堂等四处搜集椅子、凳子，就连几十户职工家里的椅凳都全部搬进了剧场，加在了中间的过道和四周的走廊上，但还是满足不了需求，有的年轻人找不到落脚之地，就趴在窗台上。那场景充分表现出了汉寿人对文学的渴望，对文学大师的敬重。用空前绝后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浩然的名字和他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经过风雨的洗礼，经过时间的检验，在历史的长河里越发闪烁不朽的光辉。浩然老师这种大受欢迎的场景，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见到，1985年春天，他带领我在南通市及其下属的如东、启东县采访半个多月，所到之处，人们只要得知他的到来，都会自发地簇拥而上，夹道欢迎。他为人民真心写作，人民真心爱戴他。这次，汉寿县文联、县委宣传部、县委、县政府领导能接受我的提议，邀请他到汉寿讲学指导，汉寿人民隆重欢迎他，我暗暗感到骄傲和自豪。
文学报告会开始。城关三完小的少先队员向浩然、刘国玺两位老师敬献红领巾和鲜花。刘国玺老师只简短地讲了几句，他说要把宝贵的时间尽可能多的地留给浩然老师。会议走完前面的程序用了半个小时，9时整，浩然老师开始作报告，到12时结束，整整三个小时，浩然老师没拿稿纸，也没拟提纲，全凭兴之所致，话语汪洋恣肆，一泻千里。可以说字字珠玑，句句瑰宝。我用了4盒录音带全部录音。整个报告过程中，全场除了几十次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外，其余时间里都是鸦雀无声，人们听得全神贯注，有很多人听到高兴处，咧开嘴巴会心地笑。有不少人悄悄地来到后台，向我递条子，要求浩然老师解答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我将这些条子归拢，分门别类，转交给坐在主席台一侧的陈定熙，由他送到浩然老师手上。浩然老师均一一作出回答。台下相当部分听众，是县委、县政府和县直科局机关的干部，都是见过世面的好佬（注：指有本事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认真真做记录的。这既说明浩然老师的报告水平之高，也表现出了汉寿人的文明素质之高。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令我感到欣慰。
浩然老师的讲话结束，全场听众自发起立，响起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大家都将钦佩、感激的目光投向他身上，依依不舍，不肯退场。浩然老师也被深深感动，一边向全场挥手致意，一边走下主席台，与第一排的听众亲切握手。这时，县委办秘书王利亚（后任《湖南日报》副总编辑）双手捧着一个精致的本子，请浩然老师为他题词。浩然老师接过本子，挥笔就写。其他人见状，也都纷纷递上本子或自带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浩然老师一一接过，或签上自己的名字，或题写赠言。我担心他站着太累，身体吃不消，但又不想扫这些崇拜者的兴，便招呼在场协助工作的文学青年刘协堂、胡智晖、童志辉、张维信、吴俊鹏、侯百均、陈然之、杨远明、杨远泰等人，一方面维持秩序，一方面从主席台搬了一张桌子到台下，供浩然老师使用，尽可能减轻他的体力消耗。半个小时过去了，求签名题词的人还排着长队等待。陈定熙不得不向大家拱手表示歉意，请求理解和体谅。这样大家才让出一条道，用掌声欢送浩然、刘国玺两位老师退场。我听出那掌声中除了热情，还饱含遗憾。
走出影剧院大厅，令我没想到的是，先前退场的听众并没有真正退场，大厅前的宽阔场坪里、数级台阶上，全是一张张余兴未尽的笑脸，看见浩然老师从里面走出，又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浩然老师。刘国玺老师便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我生怕冷落了他，紧紧地陪在他一旁。我心里生出感慨：真正好的编辑都是终生为他人做嫁衣的无名英雄。在场的人可能谁也不了解刘国玺老师为编辑浩然老师的作品所付出的巨大心血，惟有我心里很清楚。1973年4月，经刘国玺三审签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浩然老师的儿童文学集《七月槐花香》；1973年7月，经刘国玺三审签发出版了浩然老师的短篇小说选集《春歌集》；1974年11月，经刘国玺签发出版了浩然老师的第一部儿童中篇小说《欢乐的海》，发行101万册；1980年9月，刘国玺所在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浩然老师的长篇小说《山水情》，而且是由刘国玺担任责任编辑；1982年9月，刘国玺又亲自责编出版了浩然老师的中篇小说单行本《弯弯的月亮河》；1983年4月，刘国玺又为浩然老师责编出版了长篇小说《高高的黄花岭》；1984年5至7月间，刘国玺又责编出版了《浩然选集》一、二、三卷。
这些都是浩然老师单独带领我在江苏如东采访期间，他亲口告诉我的。他对帮助过他的每一位编辑都念念不忘，心存感激。那些日子里，我每天早晚陪他散步，他对我说得最多的是他生命中帮助过他的人和他们的感人事迹。我想这也是浩然老师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一个时刻不忘感恩的人，会不断得到更多人的帮助。所以，他是中国文坛一棵傲雪凌霜而闪闪发光的常青树！
三、浩然手指西洞庭湖上的壮美风光说：“远新啊！这些都应该是你《春柳湖》中的美丽画面。别人没有，你独有！”
从位于南正街往北正街的汉寿县供销社途中，经过最繁华的十字街，浩然老师手指面临大街中心的新华书店对我发出感慨：“难怪你们县里的人文明程度这么高，影剧院、新华书店都选址在最繁华的地段，没有被商场、酒店取代，这说明你们县委、县政府领导的眼光超前。”
走进县供销社机关，穿过办公大楼，迈上住宅楼三层，跨进305号我的家。说话间，我妻子陈双娥已将清炖甲鱼、清蒸鳜鱼、红煨翘嘴鱼、银鱼炒肉丝、冰糖莲子、油炸玉臂藕、俗称蝴蝶过河的才鱼骨头汤下才鱼片，一样样摆上了餐桌。为了招待浩然、刘国玺两位老师吃上富有汉寿浓郁特色的菜肴，陈双娥担心自己的厨艺不到位，特意请了县供销社机关后勤科长、有着几十年掌厨经验的蔡以立大叔、机关食堂的头号厨师梅四佬大伯，共同操办了这桌饭菜。一开始，我提出设家宴招待浩然老师，陈定熙高低不肯让我们破费，坚持由单位宴请。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了他。他也许还担心我们家里做不出适合浩然、刘国玺两位老师口味的菜肴。席间与浩然、刘国玺老师边吃边聊，都只喝了一点点酒，因为下午还有重要议程。饭前、饭中、饭后，由文学青年童志辉用他自己的相机拍了不少照片。
午餐后送走县里的四位领导，留两位老师在我家休息。午睡前，浩然老师抱起我儿子杨一萌，并邀请刘国玺老师，和我们夫妻俩，一起走到阳台上，拍了几张合影。杨一萌对浩然爷爷并不陌生，一年前在上海大饭店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第一次见面他就拿出自己心爱的礼物要送给浩然爷爷。这次更是拉着浩然爷爷的手，亲切地呼唤不停。这也体现了浩然老师对人的那种特别的亲和力。凡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会觉得他待人有种发自骨头缝里的真诚亲切、和善平易、诚厚朴实，丝毫没有大作家的架子。
午睡起来，接下来的议程是赴县城往东的岩汪湖镇，乘船游览西洞庭湖。这时童志辉提出，邀请浩然、刘国玺老师上他家里喝杯茶，坐一坐。我考虑到他家住的地方与岩汪湖方向相反，担心占用了游湖时间。不等我作出回答，浩然老师就爽快地接受了邀请。于是我们驱车来到位于西竺山的县种子公司，登上三楼，走进童志辉的家，其妻和女儿在家备好了茶水和点心。浩然老师没有落座，直接抱起童志辉的女儿，拉着他妻子，与他们一家三口走到阳台上，取景留影，然后又回到客厅留影。足见浩然老师多么善解人意，对一个文学青年的内心需求掌握得非常透彻。他宁可花点时间绕路，也不愿让童志辉和他的家人失望。事后，童志辉家的客厅里挂上了他一家三口与浩然、刘国玺两位老师的合影照，客厅面积不大，但从此对亲友的吸引力却大大地增加。他们一家也因此倍感幸福和自豪。
下午，陪同浩然、刘国玺两位老师游览西洞庭湖。
那时，西洞庭湖还没有被列入世界湿地和国家重要湿地保护区，旅游致富也尚未被人认识，西洞庭湖旅游还处在等待开垦开发的阶段。也正因为是尚待开垦的处女地，越发显现出无与伦比的楚楚动人之美。在作家和艺术家眼里更是美上了天。所以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凡外地作家来汉寿，我都会提出游览西洞庭湖的建议。我记得最早游览西洞庭湖的是作家谢璞老师，在他的散文名篇《珍珠赋》《踩贝》中对汉寿有着真情的赞美。依次下来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作家杨植材，再接下来有中国文坛泰斗萧军、叶君健、峻青和省内作家周健明、未央、谢璞、金振林、邬朝祝，还有当时的文坛新秀，后来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曹文轩等等。
旅游开发后，彭见明、唐浩明、田树德等大批本省作家游览过西洞庭湖。这次，准备的游船，依然是一年前接待过萧军、叶君健、峻青等名家的那条有几分土里土气的机动船，船上加造了钢筋架子，四周围上彩条布，天高气爽的日子，卷起彩条布，一旦风来雨来，随时可放下彩条布，将风雨拒之船外。
我发现浩然老师自从来到岩汪湖码头，他那两道烱烱有神的目光就被西洞庭湖上的壮美风光所吸引。因为我太熟悉他那两道善于捕捉素材的眼光，比鱼鹰的眼光还要锐利百倍，鱼鹰捕鱼是为了饱肚，他捕捉素材是为了发光。
1986年5月26日下午，初夏和煦的阳光撒满西洞庭湖，阳光下浩瀚的湖水，无垠的芦苇滩，涌起碧波，翻滚绿浪，向北方来的浩然，这位创造了史诗级著作《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的伟大作家，和编辑了《浩然选集》的伟大编辑家刘国玺，传递出汉寿人火辣辣的情、火辣辣的爱。
游船载着贵宾，时而展翅在波光粼粼的目平湖上飞驰；时而收臂在芦苇与芦苇相拥的小港里穿梭；时而围绕牛群撒欢的翠绿滩头亲吻；时而靠近流水哗哗，鸢飞鱼跃的水闸起舞。所到之处，翠苇婷婷，绿柳依依，兰芷吐芳，红菱含蕾，白帆竞渡，渔网旋飞。浩然老师不时问我：“哪是姻脂湖？”“哪是范蠡墓？”“哪是龙王庙？”“哪是太白湖？”他问到的这些名胜古迹，不是在西洞庭湖中间，就是在西洞庭湖两侧，他问一处，我指一处，向他一一介绍。
浩然老师满脸的微笑，由衷地对我说：“大湖大海我去过很多，真正走进洞庭湖，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没想到他文化底蕴如此丰厚，风光这么壮美。”他还说：“这与去年我们到的黄海相比，又是另一种美，是刚柔相济，阴阳结合之美。”他指着滩头啃草的牛群对我说：“远新你看，这美景只有洞庭湖才看得到，美得醉人。”我立即招呼摄影师，拍下了这幅美景。
离船登岸，浩然老师站在湖边，回望浩阔无际，丰富多彩的西洞庭湖，他手指湖滩上列队的芦苇，撒欢的牛群，主航道上奔驰的客轮，湖面撒网的渔船，空中鸣叫的鱼鹰，对我说：“远新啊！这些都应该是你《春柳湖》中的美丽画面。别人没有，你有，你独有！”当时我内触动颇深。汉寿人有句俗语：文章滚滚，神仙提醒。这提醒二字含义非常，超越高人指点，更不是常说的批评指正、教正、斧正、雅正所能比拟的。就因为浩然老师有如神仙般的提醒，我在重新创作《春柳湖》的时候，写尽了西洞庭湖的美丽风光、乡土人情、文物典故。使这部240万字的长篇小说变得更加厚重。
我后来携妻儿上他三河市的家中探望时，谈起这次游览西洞庭湖，时隔15年，他对这里的美景仍然恋恋不忘，记忆犹新。他手捧西洞庭湖的留影，反复端详，感叹：“我此生要是能再去洞庭湖那该多好啊！”我说：“能！一定能！汉寿人民欢迎您重访洞庭湖！”他喃喃地说：“我要是再去，就要在洞庭湖多住些日子。那次实在太匆忙了。”
那次尽管是走马观花似的游览西洞庭湖，但留下了很多弥足珍贵的历史镜头。在湖边，在芦苇滩，在渔船，在游艇，在县芦苇场场部，浩然、刘国玺两位老师与县里和芦苇场的领导、与我县的十几名文学青年，与当地的渔民和芦苇场的职工，留下了一张张合影。凡提出要求与他合影的人，他都笑呵呵地乐意接受，让人感觉到他就是自己家里人。
晚饭后，浩然老师特意拉着我和陈定熙，并喊拢刘国玺老师，四人在索园小树林前留下珍贵的合影。
当太阳行进到武陵山巅之时，我们护送浩然、刘国玺两位老师回常德。我把浩然老师送进芷园宾馆下榻的房间，含泪与他拥抱、握别。浩然老师汉寿之行一天的时间是短暂的，他留给龙阳大地和西洞庭湖的美好记忆是漫长的。
从常德返回汉寿的一个多小时里，我没有说一句话，对浩然老师的不舍和感激之情，如同车窗外的沧浪之水在我心头撞击，久久难以平静。接下来的大半年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要到影剧院转一圈，回味浩然老师讲学的情景。
浩然老师回到北京后，在6月23日给我的信中说：
“我于三日回到北京，形同去年的南通之行，又因疲累过度高血病复发（220|130），闹了一场大险。至今已二十多天，仍在危险期。十八日被送到一个山区文化站，在这安静地方养养看吧。”
在9月3日给我的信中说：“如同去年南通之行一样，从湖南归来就犯了高血压病；先后的时间计算在一起，差不多有四个月没有能坐下来写作。所不同的是去年急烦，今年开始有点‘认命’，而且用这样一个理由宽慰自己：又拼十年，事业上、精神上挣扎了起来；已经老了，只能顺乎自然；不死，能写多少写多少，都属额外收获。于是‘心平气和’。你对我‘理由’看法如何？从八月三十一日开始，找出一篇旧稿重写起来。这省些力气。每日工作两个多小时，但得吞服两片阿斯匹林。九月中旬北京市委要在平谷召开创作座谈会。估计我想逃会难被允许。见到你的信、照片。我仿佛又回到了洞庭湖边。此生我真的还能再去一趟吗？”
在他去世后的这十三年里，每当想到他的这句话“我仿佛又回到了洞庭湖边。此生我真的还能再去一趟吗？”我心头就隐隐作痛，泪水不由自主地滑出。我每当从长沙回到汉寿县城，我都会独自到影剧院原址久久地驻足凝望，仿佛看见浩然老师的身影，听见浩然老师的声音。
影剧院不知什么时候被出售、被拆掉，像切肉一样分割成五花八门的商场、酒店、歌厅、洗脚城，昔日高雅的文化氛围已荡然无存。要知道，当年的影剧院除了浩然老师在这座舞台上作报告，还有文坛泰斗萧军、叶君健、峻青、陈模、周健明、未央、谢璞、金振林、曹文轩等作过报告，还有戏剧大师陈伯华、相声表演大师马季、姜昆等在这座舞台上演出。
如今虽已物不在，人已非，但我还是能听见浩然、萧军、叶君健、峻青等世界级文化名人的声音在原址上空回荡，还是能看见他们的身影在原址上闪现。我痴想：那座影剧院如果不卖掉、不拆掉，原貌保存下来，随着岁月的洗礼，将闪烁出超越桃花源，超越岳阳楼的思想和艺术光辉。然事实是他已经不复存在了。汉寿再也没有这样一座影剧院了。就连类似的影剧院也没有了。今后有不有，谁知道呢？世间的遗憾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但可以告慰浩然老师的是，他当年在汉寿传播的文学激情，撒下的创作种子，已经在龙阳大地开花结果，一个坚强的文联群众团体已经完全形成，一个优秀的作家群正在茁壮成长，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作品陆续撒向全国。诗词之乡与甲鱼之乡，文学之乡与珍珠之乡四轮驱动，正朝着滨湖强县的目标迈进。这一切正如他所愿，他在天堂得知这一切，一定会扬手抚摸自己英俊的平头，笑得开心！
杨远新，笔名李程、陆戈平、胥大海，男，汉族，1953年6月24日生，湖南汉寿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武汉大学作家班，文学学士学位，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理事，湖南省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理事，湖南省首届公安文学艺术协会秘书长，湖南省公安文联理事，湖南省公安厅三级警监。曾任汉寿县文联专干，《沧浪》主编，《小溪流》编辑，《当代警察》编辑部主任、副总编、副编审等职。现为汉寿县湖湘文化协会名誉会长、汉寿县作家协会顾问。
迄今已发表出版文学作品1800余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百变神探》《爱海恨涯》《东追西捕》《拟任厅长》《红颜贪官》，中篇纪实小说《特区警官》《惊天牛案》；中篇纪实小说集《中国刑警大扫黑》《中国刑警在边关》，长篇儿童小说《欢笑的碧莲河》《险走洞庭湖》《雾过洞庭湖》《孤胆邱克》，中短篇儿童小说集《落空的晚宴》，长篇报告文学《内地刑警与香港警方联合大行动》《奇人帅孟奇》《创造奇迹的人们——湖南省公安、司法民警、武警官兵保卫岳阳监狱纪实》《县委*的十五个日日夜夜》《走进福山福水——福建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战线采访实录》《天有巧云——记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周巧云》等，2014年出版18卷本880万字《杨远新文集》。作品曾获国家图书奖、公安部金盾文学奖首届一等奖、原文化部和全国妇联等六部委联合颁发的编辑奖、湖南省首届文艺创作奖、湖南省首届儿童文学奖等各类奖项58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