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康,是我们当院的一个哥哥。据说这人天生脑子快,其实怎么是天生呢?应当说是遗传,他父亲就在村大队里当会计,就是好脑瓜。但就这样一个家传的好脑袋,那年没有考上大学。这让大康哥很是懊恼,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挖一个地窖,自己躲在里面要写本书,这事儿在当时弄得很热闹。地窖到底挖了没有?可能是挖了,可能是因为他父亲的干扰,反正他的书也没有写成,就从那里面“出关”了。又后来几年,他就跑到南面一个小城市当打字员。那时候整个小城也没有几台打字机,是吓人一大跳的高科技。但大康哥脑子好使,很快就学会了。再就是又跑到省城去了,开了自己的门市,又越做越大,成了大老板了。
再等我见他的时候,他一下子变得好胖。原来他是白白瘦瘦的,现在成了一个好大的胖子,好比在他原来基础上,左右各多出一个肉身,三个绑到一起。我只好从中间那一道里,分辨他的五官,嗯。是他。
但又不是他了,他说:现在呢,都是文艺搭台,经济唱戏。哪里还有什么搞文学的呢?不过,能静下心来,好好写点东西,真的很可贵。真的很了不起。
省城的火车站附近,好高的写字楼,大康的公司就在写字楼的某座某层的某几个房间,大康哥笑眯眯地给我说了那些话,我也觉得悻悻,觉得他也早不是当年的那个瘦瘦的,要在地窖里写书的康哥,他的公司,他的胖,他的笑眯眯都与这个高楼林立的都市更匹配,当年的那个白瘦的他已经很遥远。但他的一句话,好似给我开了一扇门。他说:你若写。为什么不写写你的父亲呢?他就是农民中最典型的一个。
是吗?再想想,——真是的。
父亲的事当然要写,不过,要先从我的爷爷奶奶那时说起,那是我早初的记忆,当然,好多也正是与父亲相关的,正如,我们说一个瓜,不免要说一下藤,说一下根。
奶奶也是白白胖胖的,她的面目,我已经记不清。但那人好像很慈禧,不爱发脾气,说话也慢慢的吧?走路做活什么的也是慢慢的吧?记得她头上盘着发髻,肥裤腿,把裤管扎起来,裹小脚。书上画的那些旧式的奶奶们很一样。
再就是关于大满的一个笑话:那时还在北院里住,大满端了干粮从北屋出来,到南屋去做饭,一路走一路不停地放屁,从北屋一直放到南屋,一个屁能放整个一节院子。
大满就是我的奶奶,这样说她是不是有些不恭敬呢?奶奶本是个颟顸宽厚的人,这种事情她做得出,别人也讲得来。
在我的记忆里,那一段时间,我们就住到南院里去。那个院子很小,只有东西两列房子,北面是个门口,朝个胡同,可以拐弯往里通到北院去。爷爷奶奶住在东面屋子吧,爸爸妈妈我们住在西面房子里。房子南面还有一片不大的空地,那里有一只棉籽老母鸡。那只母鸡身上的羽毛有好多褐色斑点,就和棉花籽一样一样的。那只母鸡很老了,还会下蛋,她已经跳不到鸡窝上面去,奶奶就给她在墙根处挖一个坑,里面垫了干草一类,上面还倒扣一个竹篓,可能是怕她下蛋时害羞。那个老母鸡每天都要下一个蛋,下完蛋,就会咯咯地叫着邀功,然后奶奶听到,就对我说:母鸡下蛋了,你去把它拿来。喂她棒粒儿吃。
刚生出来的鸡蛋还是热的,有些烫手。奶奶教给我,把趁热把鸡蛋抵到眼窝里,转一转,可以治眼病,老了不花眼——会不会花眼,我现在还不敢确定,反正上学没几年,我就成了近视眼,要戴眼镜。可能是奶奶的话不管用,也可能当时的热鸡蛋不够多。我们家只有一只老母鸡,她每天只能下一只蛋。现在想想,我喜欢的还是看那只老母鸡啄棒粒儿。刚抠下来的干棒子粒,抓一把洒到地上,那只老棉籽鸡就跑来啄。她的嘴巴也很硬,啄得又很准,一嘴一个,从不失口,嚓嚓嚓几下就啄到嘴里,伸着脖子,仰着头,往里吞,眼睛一闭,咕儿地吞下去。我在一边看她吃得很满足,我也很满足,不由地和她一起往下吞一口唾沫。
南面半圈的土墙头,上面都爬满了丝瓜和梅豆,瓜豆秧把整片墙都铺成绿色,没有一点缝儿,风吹来的时候,呜呜沙沙,墙上一起一伏的滚着绿波。奶奶喊着我一起去摘梅豆,搞丝瓜。那时候,我很怕丝瓜,觉得它很像绿色的蛇。长的,弯曲的,绿身子上,有黄色花纹。有两次,拨开那层绿叶子,找丝瓜时,真的就看到一条活的蛇。吓得我呆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别人害怕了,忍不住会大声叫。我一般就是被吓呆了,一声也叫不出),那蛇也看我两眼,吐了吐舌头,转身爬走了。我就再不敢去摘丝瓜,觉得那些瓜很邪恶,味道也恶,有股的怪味儿,切成一段段,嚼嘴里软唧唧的,还是很容易想起蛇,想吐了。
奶奶就让我坐在院子里摆弄那些梅豆。梅豆就较可爱,扁扁的,两头翘,像小船。奶奶让我把有虫眼儿地挑出来。果然,有的梅豆角上就有一些小洞,洞口还有黄色的虫屎。一翻动,就有小白虫子,顶着红脑瓜从洞里钻出来,摇摇摆摆的四下看。
再后来,奶奶就病了,瘫在床上不能动。
有人还说她的笑话:大满啊,也说不清是哭还是笑。刚见面时,还认得是谁,拉着手笑两声,笑着笑着就哭了。她这是傻了啊!
奶奶瘫在床上后,就住在西屋,这样儿女侍候起来方便些吧。我们西屋正临当街,从街上走过的人们也经常能听到她在大声地哭着笑着,一阵一阵的,有时明白,有时糊涂。
那时,我们小孩的任务,就给给奶奶接盆。她要尿尿了,就含糊不清地大声喊,我们就把一个搪瓷的尿盆塞到她的屁股底下。要解大手了,就喊父母扶她起来。有时候,来不及,她也会拉到炕上,我见过一次,父亲把奶奶身下的褥子往外拖,上面圆圆扁扁的一块屎饼。父亲把褥子一翻,把屎饼扣到自己手掌里,托着出去,丢到茅坑里了吧?母亲赶紧去清洗褥子。那时候,我觉得父亲很伟大,他一点也不嫌臭。也是让我觉得,他与奶奶的关系要远胜于爷爷。真的,那时候也在想了,是不是父母老了,做儿子都要这样啊?
那时候人们都很穷,也就刚能吃饱饭的样子。我们都要吃窝头,奶奶可以吃白面馍馍。那种小馍馍很小,很白,闻起来就很好闻。街里敲锣喊着“果子喽,香油果子,大果子”,我们这里炸果子其实就是油条,不过,不是长条,而像手镯一样的圆圈儿。那在当时可算是奢侈品,除非娶媳妇,过生日,走亲戚时送礼匣才能带的东西,平时吃不到。奶奶可以吃到。父母把果子用手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给她泡在稀饭里,喂她吃。
奶奶自己坐不直正,身后要戗着被摞子都能坐起来。她嘴巴已经不太管事,吃到嘴里的饮汤连着哈拉子又淌到碗里,嘴里又呵呵地说着什么,不知是要哭还是要笑。看奶奶实在已经吃够了,剩下的稀饭泡果子,先放到一边,又问过几次,确实是吃饱了,才撤下来,让孩子们吃吧——这样好东西,大人们舍不得吃。我很馋呢,就在一边巴巴地看着奶奶可以吃果子,知道那东西是香香的。可也看到了,奶奶把哈拉子都淌到里面了,还要怎么吃?
又馋又恶心,还是馋虫占了上风。端过碗来,不要看里面粘乎乎的东西,闭眼一吃,也就吃到果子味儿了。那东西刚出锅时是脆的,晾凉了就干硬,泡到热饭里,软下来,外面还有些小脆意儿,咬到牙齿上还能“咯”的一声,香。
后来,奶奶死了。停棂出殡,好多人。大人们穿白孝衣,管事人要做饭,炒一大锅白菜。都吃白馍馍。专门从馍馍房里拉来的,在一个方的竹篓里,上面用白布盖住,掀开时,还腾腾地冒着白热气。那些方型小馍馍一个个连串在一起,像一段段白色的竹节,吃得时候,可以从上面掰下一截。
关于奶奶,记得最清楚的一事,应是那次切萝卜。父母都去地里干活,我跟奶奶在家。那时,我们家南院还有一只白山羊。要把萝卜切成棋子大小,喂它吃。奶奶只让我把萝卜拿来,洗干净,不能切,说,刀会切到手。可我很想切着试试,把两个凳子摞起来,当案板。用那把小黑铁刀切萝卜,看着一个个小圆段切下来,滚下去,落到下面的簸箕里,就觉得很神奇,很开心。当然,切到手了,就会很痛,流了血,很害怕。也不敢哭。因为,奶奶说过了,不能拿刀,偏不听偏不听,趁她不在时,偷偷的切,还切到手了。看她不打我?
奶奶没有打我,还在地上划个“十”字,嘴里念着歌:一道,两道,中间是好药。而后就从“十”字中心捏一撮土,放到我的手指伤口处,又去屋子里找来一块布,和线把手指裹起来。那时候,我很感激奶奶,觉得她胖胖的身体甜甜暖暖的,她很善良,也很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