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觉得自己“德兼三皇，功盖五帝”，创皇帝一词，自称始皇帝，前无古人。
空前的权力，促使秦始皇产生了长生不老的想法，秦始皇便大量搜寻术士为自己炼制丹药，其主要成分包括水银、铅和硫等的化合物。
秦始皇之后，汉代开始直至唐宋明清各个朝代都有皇帝炼制丹药，以求长生。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求药皇帝，他因动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去寻仙求药，而损政败德，劳民伤财，为祸一世。
据考证，罂粟种子便是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
长生不老的伪生命观，对后代魏晋南北朝中国本土毒品----五石散的盛行，有很大的影响。
东汉张仲景，发明五石散，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到了三国时期，由于何晏的推广，上行下效，不健康的社会理念导致五石散滥用，成为中国最早的毒品。
五石散顾名思义成分有五种矿石组成。尽管配方各不相同，但其药性皆燥热猛烈，服后使人全身发热并产生一种迷惑人心的短期效应，实际上是一种慢性中毒，服食五石散会导致头痛、目眩、腹胀、呕吐、耳鸣、四肢浮肿、心脏刺痛、昏厥等。长期服用还会导致精神恍惚，不能控制，急躁之处难以想象发狂发呆。
在当时，吃五石散是一种身份与名利地位的象征，因此在魏晋时期能吃这种玩意儿的人，非富即贵，能吃五石散在当时可是一种 赤裸裸的炫富，但炫富的严重后果是死亡。五石散毒品是当时社会的顽症，给社会造成严重的灾难。如果把五石散当作中国古代的第一种毒品的话，孙思邈就可以称作是中国民间禁毒第一人了，孙思邈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被誉为药王，许多华人奉之为医神。孙思邈晚年目睹了五石散对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危害，非常优心，曾上书朝廷 ，希望能够废止五石散的蔓延，也多次在公众场合宣传五石散的危害，劝众人“宁食野草，不服五石”。并且还交代弟子，不要把五石散写进药方，同时还研制了新五石散，以防好奇的人再使用，在孙思邈的积极倡导下，直到唐代，五石散才在中国大地绝迹。
在唐代罂粟是一朵可观赏的花，但对于罂粟制品来说，是国外作为贵重药物敬献给唐朝皇帝的供品，也就不可能在民间被滥用，因而医学家对他的认识，也只能停留在似是而非，知之甚少的阶段。贞观23年，唐太宗因金石丹药服用过多，中毒暴亡，享年仅52岁，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长生药毒死的皇帝，死后葬于昭陵。
时间来到宋朝，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罂粟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
宋代僧人把饮罂粟汤作为调节生活、调理身心的物品。在饮食方面有了很多大胆的尝试。正是因为罂粟用途广泛，所以在宋代已经作为礼品馈送亲友。宋代佛教把罂粟汤叫佛粥，把罂粟与宗教结合了起来，将罂粟汤用以治病，用以交友，用以和文人墨客互赠礼品之用，都是为了将宗教更好地用于麻醉人民群众，服务统治阶级。
“罂粟”“米囊”“象谷”“御米花”等，都是当时对罂粟果实的称呼。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对于罂粟的认识当时还停留在养胃治病水平上，很有局限性。罂粟中的生物碱对脑神经中枢有极强的抑制作用，它的止咳功效，也在宋代被发现并广泛使用。
元代时，鸦片已成为社会商品的一个重要种类。当成吉思汗的铁骑踏遍欧亚大陆。蒙古人远征印度时，掠取了大量战利品，鸦片就是其中的一种。
鸦片在今天的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的生产已有一千年的历史。然后向东一直延伸到中国。向北扩大到黑海周围地区。
吸食毒品在中国大范围流行。是从元朝开始。蒙古人在征服印欧的同时，也把鸦片作为战利品，从西域带回了中国。据考证，元朝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
从近现代战争与毒品的关联解读，元代征战亚洲等地，也经历了残酷的历程。在这样一个残酷的历程当中，蒙古人士兵也逃脱不了一个客观的规律。在面临受伤和精神慰藉方面。无形中与阿拉伯国家的鸦片产生了某些方面的关联。
元代医学家朱震亨发现罂粟壳的副作用。但他尚不知，罂粟*人的真正原因，是其未成熟的果实中乳白色的浆液，制干后即是鸦片。由此可见。元代人即以认识了罂粟碱的特效，同时又指出其有害的副作用。对罂粟的毒性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元朝灭亡后，但鸦片的药用却没有因此而中止，反而继续扩大。它逐渐开始被汉族医生所认识，并被吸收到中医的药物学著作中。
明朝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中国人开始掌握了鸦片的提取方法（即由罂粟果汁熬膏之法）鸦片的制作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有两个关键点，即从罂粟提取鸦片技术的掌握及服用方法的变化。
明朝中后期，鸦片有了进口，吸食鸦片的风气也通过经贸交流传入中国。由于鸦片价格昂贵，与黄金相等，故吸食风尚首先在生活无忧追求享乐纵欲的皇亲贵族和优裕的等闲阶层中开始流行。
他们不仅把吸食鸦片当做一种奢靡的享受，而且还将它作为比富斗阔、显示等第的方式。在统治阶层的影响下，吸食鸦片的风气开始向民间传播，并逐渐演变为一种“风尚”，以至连媒人说媒，也以日吸几钱烟膏为衡量家财的标准；遇红白喜事，也以排出多少张烟榻为场面大小。“鸦片风尚”的形成及其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对鸦片在中国的大规模流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7世纪30年代，烟草开始流行，逐渐成为一种贵重礼品，一些穷困的八旗人家，耗费钱财购买烟草，生活困苦。为此，皇太极颁布了中国最早的禁烟令，严禁八旗官兵人等种烟吸烟，并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其中栽种、吸食、贩卖烟草按贼盗治罪，走私烟草者处死。
康熙年间，烟民人数已呈几何基数增长，当时已经有人将鸦片混入烟草中吸食，就连康熙幼年都差点上瘾。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颁布《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这是世界上第一份对鸦片的禁令。
等到18世纪中叶，鸦片的吸食方法逐渐从烟草混合吸食，演变为单纯的鸦片吸食。这种吸食方法产生的吗啡含量更高，因此更为刺激，致使鸦片这一毒品向更广泛的阶层和地区蔓延，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为了改变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后把印度的鸦片输往中国，短时间内便改变贸易逆差，导致大量白银外流，更为严重的是鸦片的泛滥极大地摧残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如任其发展下去，必将使中华民族面临灭亡的危险。
嘉庆四年（1799年），清廷在广州颁布法令，严禁鸦片进口，以杜绝祸根。但因走私鸦片利润巨大，效果并不明显。
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到达广州后向鸦片贩子表明了自己的禁烟决心。林则徐宣告：“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1839年6月3日，虎门销烟正式开始，至6月25日结束，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0多万斤。林则徐虎门销烟的伟大壮举，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鸦片在中国的泛滥，在民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次，这次禁烟运动大大增加了中国广大民众对鸦片危害性的认识，使很多人看清了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本质，唤醒了中国人们的爱国意识。经过这次事件，禁烟英雄林则徐被中国人尊为民族英雄。其清廉、刚正不阿的品质也甚为后人传颂。但是，从结果上看“虎门销烟”的成果未得到延续，没有有效地解救中国于水火之中，反而给英国的侵略战争提供了借口。
1842年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并赔款割地告终。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开始向外国割地、赔款、商定关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虎门销烟的成果付之一炬。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向全国发布了严禁鸦片的通令，临时政府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禁烟机构与法令，但由于内乱频发，外患不止，禁烟工作受到一定限制。
民国时期，虽然国民党政府高调开展禁烟运动，但是在很多地区却可以堂而皇之地贩卖鸦土，烟土已经成为很多地区的硬通货，禁烟运动所起的作用实在微乎其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为核心的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采取坚决措施，收缴毒品，禁种罂粟，封闭烟馆，严惩毒贩。短短三年，我国就基本禁绝了鸦片毒害，赢得了“无毒国”的美誉。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重新被建立起来，毒品交易的供求关系获得了生存的土壤，“金三角”，“金新月”，“银三角”等毒源地的毒品开始流入我国，使得一部分人难以抵挡毒品诱惑而开始吸毒。
而且相对于“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而言，已经出现了“冰毒，麻古，摇头丸，K粉”等新型合成毒品，合成毒品毒性更加强烈，对大脑神经细胞产生损害也更加直接，也更难戒除毒瘾。为顺应时代，2008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规范禁毒工作的法律，为在新形势下全面加强禁毒工作提供了法制保障，彰显了我国政府依法禁毒的决心。
2011年6月26日第24个国际禁毒日当天，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戒毒条例》，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它首次明确规定了“以人为本、科学戒毒、综合矫治、关怀救助”的戒毒工作原则，确立了我国戒毒工作的指导理念和发展方向。
2015年8月31日，国家禁毒委启动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程，也称“8.31”工程。全面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建立集戒毒治疗、心理矫治、帮扶救助、就业指导、宣传教育、动态管控六位一体的戒毒康复模式。积极帮助吸毒人员戒除毒瘾，回归社会。
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争就一日不能松懈。在此呼吁全人类能自觉抵制毒品，也期望我所有中华儿女能远离毒品，健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