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教师是幼儿教育的灵魂，幼儿教师的质量和水平决定了幼儿的发展和成长。然而，中国的现实是，幼儿教师缺口高达百万。幼教行业不仅面临着教师荒，还面临着质量的考验。
记者/王珊
在一家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实训基地，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在老师的辅导下练琴
本科招牌在昌平一家民办幼儿园工作三个月后，李米觉得自己“快要抑郁了”。同李米一同备感压力的还有她养的一只狗，每当工作不顺心的时候，李米就会用手使劲地拍狗的脑袋，以至于每次看到她，小狗的第一反应就是撤着身子往后躲。“狗都有心理阴影了，这折射出的是我的烦躁。”李米向本刊分析。
李米毕业于某一本师范大学的学前教育专业。她工作的幼儿园有11个班，在北京属于中等偏上规模。学校选择李米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她本科毕业，专业又是学前教育。这是这所民办幼儿园最稀缺的：学校的大部分老师都是大专毕业，有的工作许多年的老师都没有幼师从业资格证。
李米算是一个活招牌。每次班里开家长会，园里发给家长的介绍上，都会标注上“配班老师李米，某一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本科毕业”；同样被园长挂在嘴边的，还有一个毕业于某二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家长们经常不认可新老师，但是看到我学历还不错，也就没了意见。”
本科毕业的学历并没给李米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她的工资只有3500元。在这所崇尚经验的幼儿园里，园长在跟李米的第一次谈话中，就直截了当地表示，“你没有经验，现在是在学习阶段，还不能当主班老师，也不能给你高的工资”。尽管如此，李米还是欢天喜地地入了园，成了有着35个孩子班级的配班老师。
然而，面临这么多孩子，学校里的理论都用不上了。李米让孩子们去洗手，说了很多遍后，依然有孩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玩玩具；课堂里乱糟糟的，她一遍遍喊“小嘴巴不讲话”，嗓子哑了，也没有孩子搭理她。李米很困惑，不知道如何吸引孩子的注意力。她想寻求主班老师的帮助，但是每次都找不到人。“每次上课的时候，她都去做自己的事情，也不会看着孩子帮忙维持秩序。”
后来，她就想着观摩主班老师的讲课，以获得一些经验。她发现，主班老师并不关心这些情况，上课只顾着自己讲，也不与底下的孩子互动。只有当教室实在乱得不行的时候，主班老师才会大吼上几句，让孩子安静下来。
主班老师还将所有的工作都抛给了李米。“她让我想环境创建的内容，让我做手工。然后不停地催我，说‘你要做不好，整个班里老师都会被扣工资’，我压力很大。”在这所园里，为了加强管理，老师的所有表现都跟工资挂钩。和考试一样，每个老师一个月有100分的基本分值：出勤率达不到要扣分；老师态度不好也扣分。第一个月，所有人的分数都贴在了墙上的招贴栏里，李米发现，没有一个人得满分。
2012年，在洛阳香港熙世纪国际幼教新区幼儿园组织的招聘会上，家长带着孩子观看应聘者表演并评分
每个老师都是白纸李米经常会想到上学的时候在某省立幼儿园实习的经历，新毕业的老师都有一段实习期，还有老教师给答疑解惑，商量着怎么写教案。如今，她一周要绞尽脑汁写九篇教案，五篇备课教案、四篇培训教案。白天要带孩子没有时间，就晚上下班了回家写。她的男朋友看着不忍，“这么点钱，你图啥？”李米知道自己为何努力，她来自一个小县城，原本考编失败后，父母希望她回家当个初中老师。她不想回去，“我想闯荡一下，不想自己的孩子跟自己一样再尝试从县城走出来”。
不过，在一次事件后，李米还是决定辞职。一天，她带着孩子在小操场跑步，有一个孩子突然身子一歪，磕在了地上，膝盖摔破了。她很惊慌，抱着孩子去医务室。园长和家长相继赶了过来。家长不依不饶地对她指责起来，认为是她没有看好孩子，要求赔偿。园长帮忙安抚家长后，批评她“大意”，后面还扣了她的工资。那天后，李米时刻不敢离开孩子的视线，她怔怔地盯着每个孩子，即使他们坐在椅子上，也担心是不是就要歪下去了，着急忙慌地过去扶。“我真希望摔的人是我。”她告诉本刊，后来，一天，她做了个梦，梦里，她站在教室中间，拍着手不停地对学生喊，却喊不出声音。“我觉得特别无助。压力太大了，干不下去了。”
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教授冯晓霞曾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北京市50所不同体制幼儿园的447名教师生存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出现明显倦怠倾向的教师人数达一半以上。很多人有疲惫不堪、担心出事、焦躁不安之感；还有近一半的教师感到自己的脾气变坏了，常常为一点小事就对孩子和家人发火。“幼儿园教师的压力要比常人想象得大得多，必须要获得园方有效的策略学习和支持。”北京一所公立幼儿园园长告诉本刊，“即使学了心理学、教育学，具备一定的能力，一个初入职的教师是没有能力去管理二三十个孩子的。就算是母亲，她也不具备管理二三十个孩子的经验。对于老师，幼儿园要在实践中支持和帮助老师，是最重要的是，教会她理解儿童，从儿童的视角看问题。”
同在民办幼儿园的孙玉红却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她今年26岁，是大班的主班老师，负责20多个孩子的日常生活和教学。刚开始上课时，孩子们也会提出各种要求，孙玉红不知道怎么处理，就会在每天中午培训时跟老教师交流，寻求帮助。后来，每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她就会跟学生说：“你们提出这么多要求，但是我只有一个人，我要先解决谁呢，你们去商量一次好不好？”孩子们听了后，果真会凑在一起商量，最终会排出一个顺序。
孙玉红的支持来自于幼儿园。她入职后并没有直接参与孩子的教学和管理，等待她的是一年左右的学习期。在崇尚手把手教学的幼儿园里，这是必备的程序。通过这样的学习，新入职的教师对幼儿园完成基本的认知，并学习一定的经验。“老教师们有很多经验，会告诉新人遇到事情怎么做。”
孙玉红的园长安秀更愿意把新员工比作一张白纸。“刚进幼儿园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爱孩子的，为什么后来就被磨没了或者导致一些事件的发生，那是因为能量一直没有充上，一直在消耗。她就会出现反感，耐心也没了。”安秀当了十几年的园长，她也是从新人轮岗一步步走到今天。在她看来，一个园区的理念和教育方式决定培养出来的老师的样子。“如果初期可以建立正确的观念，就会有积极正向的面对问题的方式。你的单位理念是什么，如何看待孩子的行为，这些都会体现在老师的身上。”
安秀有着丰富的培养经验。她告诉本刊，一般新员工要经过两个时间坎：第一周和前三个月。“需要在初期给老师建立基本的安全感，告诉她可能面临的困难以及情绪，让她意识到幼儿园并不只是重复的劳动。否则，老师可能很快就不干了，对幼儿园的了解也不清晰。”
能量的补充是具体而细致的。比如说对孩子的鼓励，有人会说“你特别棒”，孩子听多了也会没有感觉。安秀和园内的老职工会告诉新人如何观察孩子的举动，并采用新的表扬办法，比如说：“你居然把东西挪到了这里，你力量可真大！”听到的孩子马上做出一个大力士的姿势，说：“我是奥特曼！”
创造条件帮助老师解决问题，也是一个成熟的幼儿园擅长的。在创园的头两年里，每次遇到与家长的沟通问题，安秀都会跟老师一起去拜访家长，比如说看看家里状态、孩子为什么有情绪；或者孩子磕着了，怎么解决。一直到老师提出来自己可以处理这样的事情，她才慢慢退了出来。所有的家长都留有安秀的手机号，她经常说一句话：“老师工作忙，你们找我。”有时候遇到家长打电话过来问：“为什么班主任不回我微信？”安秀会耐心地告诉家长：“老师也许在超市或者进修。”
有一次，老师已经下班了，家长发微信给老师，说自己有事要换别人去接孩子。老师看到微信已经是半小时之后，她即刻给园长打电话，但还是晚了。代替家长过来的人已经被挡在门外。安秀给家长打电话沟通，家长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怎么回事，我不是说了吗？”“孩子的安全为大，我们不能盲目地交到别人手里。”这才泄了家长的火气。
事后，安秀又将家长须知群发了一遍，再次备注了自己的办公室电话。“对于老师来说，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幼儿园特别重要。如果进入到一个机构，视营利为目的，不重视老师福利待遇和文化氛围，只要家长投诉就扣老师奖金，只要家长退费或者是办理离园，老师就会受到惩罚，这样一个单位，培养出来的老师就认为得讨好家长，让孩子不出事就行。”
不过，多数人都不如孙玉红幸运。更多的人跟李米一样，处于工作的无力和无奈之中。一名园长告诉本刊，她曾经认识一个老师，毕业后到一个非常好的幼儿园工作，但不久就辞职了，问其原因，老师说控制不住自己打孩子的冲动。因为她所在班级的一位资深老师经常体罚一个发育迟缓的孩子，即便告诉园长也无济于事，因为那个老师的老公是园长的上级。她觉得深深的无力，便辞职了。
德国一家幼儿园的小朋友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高流动率更多的民办幼儿园没有能力去完成教师入职后的培训。一个民办园园长告诉我，“教师如此缺乏，哪有时间培训。你说没有人的情况下，我们是用还是不用？”有的幼儿园甚至要求老师只要让家长满意就好。一位幼儿园老师告诉我，她所在的园内一个老师从来不关注学生的学习效果，但是每次下课后，会逐个在微信里点名孩子父母，告诉他们孩子学了什么，回家以后要注意复习。有时候，还会提醒家长天气冷了给孩子加衣服。“在家长的眼里，她是个认真负责的老师。”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占兰在文章《学前教育必须保持教育性和公益性》中，肯定了民办幼儿园的地位，又同时对其生存状态进行了描述：民办幼儿园在园所数量上目前已经成为幼儿园的主体，它们得不到国家的任何财政补贴，又由于大约79%的民办幼儿园举办者是公民个人，民间团体举办的幼儿园数量很少，尤其是非营利组织举办的幼儿园几乎没有。因此，它们大都按市场方式运营，普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甚至有些地方还给幼儿园限定了百万元以上的一次性前期注册费用，提出了每年上缴高比例的企业所得税或营业税的政策。
换句话说，从市场规律而言，民办幼儿园想要生存，只能压缩成本，也没有能力去保障老师的优秀。何况，幼师本身的缺口就已经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老师缺乏的情况下，甚至有不少会选择实习生顶岗配班老师。一个民办幼儿园园长告诉我，他们每年6月份会引入六七个实习生到单位，等工作满一年就会辞退，只留下极个别优秀的。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实习生可以增加园区活力，减少教师缺乏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实习生工资只有1500元左右，是普通老师的一半。这样算下来，可以节省数万元的工资开支。幼儿园老师这么缺，经常有园长说，‘来个人就行’”。
安秀所在幼儿园的董事长许明不能接受这样的做法，一方面，实习生没有经过相关培训，专业能力不够，另一方面这对整个教师队伍的凝聚以及整体教研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她的园长只从两个渠道选人，一是跟学校联系，面试学生到园内实习，慢慢地培养。另外一个就是熟人推荐，“他要能够担保这个人是可信的，你也能够知道他是因为什么原因辞职”。她不太喜欢从社会上招聘老师。“很多老师用跳槽换取薪酬，她的那个教育和孩子的心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就消失了。而且培养一段时间后，她依然会选择离开。”
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许明的方法是想方设法地留人。她设置了一个规定，老师如果在幼儿园待满五年，孩子从入园到离园不用交任何费用；如果不满五年需要交正常学费的一半费用，员工满五年后再一并退还，这项规定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员的稳定。对于许明来说，这并不是容易的决定，意味着每年要增加不少运营成本。不过，这并没有阻止流动。
北京交通大学硕士毕业生耿晓鸽在毕业设计时选取了10所民办学校作为样本，统计了其2013年到2015年的教师流动率。他发现，10所民办幼儿园三年的平均流失率分别在22.6%、25.8%、22.8%，明显超出15%的正常流动率。其中，一所幼儿园2014年的流失率达到了46.7%。
耿晓鸽发现，从年龄阶段上来说，20～25岁的教师流动性最高，占42.1%。他们通过几年的工作，掌握了一定的教学经验，更想跳槽到待遇更优厚的园所工作。25～30岁也占到21%左右，处于婚嫁年龄，不得不放弃幼师的工作。
在许明的园区，离职更多是因为恋爱、结婚方面的原因。90%以上的老师都来自北京周边省份的师范院校，如山西、河北，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想找份工作，在北京闯荡一下，然而到了一定年龄，碍于生活的压力，很多人会选择回家。“除非是在北京成了家、有了住所或者夫妻两人的工资能够支撑他们的房租，其他基本上都会回去。”许明的总园长冯佳告诉本刊。
许明也理解，在这些老师家人的眼中，民办幼儿园老师“就是给别人看看孩子”，本来也不是个拿得出手的工作，孩子回老家会有更好的选择，进个小学、初中，早点结婚生子稳定下来。她园里本来有个新疆的姑娘，备受孩子的喜欢，后来回原籍考试进修，就没有再回来，“进修完，到了结婚的年龄，她家里就她一个姑娘，父母不让出来”。
有一次流动是许明完全没有想到的。当时，她的幼儿园刚刚评上市级示范园。许明本来想，幼儿园能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没想到，当年暑假，几乎每个班都有一个老师选择离开，而且都是重要的教学岗位。原因很简单，有一家民办幼儿园开建新园，想从她这挖人，给她所有的老师都发了一条短信，许以高薪。“我也没有办法，位置就这么多，确实解决不了那么多的主班、主任的位置。”许明觉得无奈，每一个合格的老师从开始到逐渐成熟都需要3～5年的时间，损失一个就意味着要从头开始。
幼教缺口大“红黄蓝事件”发生没几天，许明迅速组织了一个饭局。她邀请了旗下十几家幼儿园的园长聚在一起聊聊天，目的是安抚园长们的情绪，给他们“压压惊”。都是女人的饭桌上，没有推杯换盏，倒的都是情绪和苦水。
有的园长说，很多老师会来反映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相处了，“我还可以抱抱孩子吗？”“我还可以亲亲孩子吗？”面对原本朝夕相处的孩子，许多老师不知如何是好。家长们对幼儿园也充满了情绪，家长群里总是有人会出来质疑园内老师的态度和行为。更多的困难可能是潜在的离职潮。“不少老师收到家里人的电话，说北京太乱了，让他们别干了，换个工作。”许明告诉本刊。
许明一边安抚园长，一边跟他们商讨对策。她让所有的园长回去统计一下离职的人数，以作应变。“幼儿园真是越来越难做了。”她告诉本刊，自己认识的好几个幼儿园开办者选择关闭了幼儿园。
2003年，许明开了自己的第一所幼儿园。当时，她最关注的问题还是办园场所的选择，商业用房的话价格太高负担不起，小区的配套幼儿园是最好的选择。选好场地后，她在《北京晚报》上发了个广告，想招20位老师。她收到了几百封求职信，很多还是手写的。“那时候真是百里挑一，我们就挑漂亮的面试，因为小朋友都喜欢温柔、漂亮的老师。”四五十个姑娘挨个表演了才艺或者上了小的观摩课，最后留下了20人。
如今看来，2003年是民办幼儿园发展的元年。这源于企业办园以及街道幼儿园的逐渐退出。当年发布的《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描述了2003～2007年的五年教育改革的总目标：形成以公办幼儿园为骨干和示范，以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为主体，公办与民办、正规与非正规教育相结合的发展格局。此后，民办幼儿园迅速发展。
有数据显示，2003年到2011年，全国幼儿园的数量从11.64万所增加到16.68万所，增幅为43.3%。其中，民办园总数2003年为5.55万所，2011年则增加至11.54万所，增幅达到107.9%。
2005年之后，许明的招聘广告收到的回复越来越少。到了2010年，幼儿园的扩张速度越来越快，她知道的一所幼儿园，以十所二十所的数量迅速在全国铺开。招聘老师变得越来越困难。“都是别人看待遇看环境选你，你根本没有选择的资格。”
每年毕业季，许明都会让员工去学校的招聘会。他们的信息台挨着其他幼儿园学校，围着人最多的是公立幼儿园或者机关企事业单位，然后是部队园。很多人在转了一圈后会到许明单位的摊点转一转，询问一些基本的情况，很少有人留下个人的信息。
有的时候，他们也会跟学校打好招呼，找个教室作宣讲、把招聘启事往人家手里塞。宣传册做得美丽又充满创意，但依然没有人愿意来。“整个招聘季忙得跟打仗似的，但很难招到人，一两个也很少有。私立园从待遇和稳定度上，就决定了你处于劣势地位。”
这种情况在上海更加明显。一名幼教机构的招聘人员告诉我，从2015年开始，每次去学校招生，老师都会告诉他们两三月份的时候，学生就已经被“抢”光了。“5年前的时候，我们还跟学校谈合作实习基地的事情，现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只好从贵州等偏远的地区引进师资。”
2008年，起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时，储朝晖作为专家参与了学前教育小组。当时，他曾做过一次预算。他提到每年预计需要20万名专业教师进入幼儿教育岗位，才能满足学前教育的需求。在当时，每年高校培养的幼儿教育专业毕业生只在1万人左右。
很多人觉得不太可能，说这个数字对于师范院校来说太大了，一下子达不到。储朝晖说，达不到，但是需求就在这里。“后来，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主要精力用在去办幼儿园、扩大幼儿园，没有用来扩大教师的培养。这就相当于建了房子让孩子进去，但是没有考虑孩子进去之后干什么。”
储朝晖说：“幼儿教师培训覆盖面没有这么大，这意味着，进入幼儿教师岗位的部分人员是不合格的。”2015年11月教育部发布的《学前教育专题评估报告》显示，2014年专科以上学历教师占比为66%；有幼教资格证的教师占比为61%，持非幼教教师资格证的占比17％，无证教师占比为22%。储朝晖提供了一个另一个参照的数据，“全国200多万幼儿教师中，有将近70%的老师没有评过幼儿教师职称。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情况会延续10～20年。新入职的老师资质上不合格，但因为没有足够数量的补充，也没有办法短期内让他们从岗位上离开”。
一个更严峻的现实可从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育政策研究所发布的《“全面二孩”政策与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基于未来20年适龄人口的预测》中窥见一二。预测表明，从2019年开始，我国学前教育阶段在园幼儿数将出现大幅度增加，持续增加到2021年达到最大值。届时，教师总需求量将从2016年的407.68万人增加到2021年的575.08万人。幼儿园预计缺口近11万所，幼儿教师和保育员预计缺口超过300万人。
（文中李米、安秀、许明、孙玉红、冯佳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