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末，一只脚踏入近代的闽南人，生存状况也并不美好。没有高产良种、化肥、农药、农机的前现代农业，产量并不高，像闽南的薄田，一亩只产二三担谷，而且收获期要等到六月。女人忙家务、照顾孩子，空闲时要纺纱织布，时常一直织到三更，而清早还要在男人起床前做好早饭。普通人只有节日、庆典才会买块肥肉。
以上还是祖上在山区中成功开荒的自耕农的生活，佃农的生存状态只会更差。好在除了农业，闽南地区还有发达的商业。泉州、漳州、厦门自宋元以来就是重要的贸易港口，与南洋各岛上的当地人或殖民者贸易，构建了闽南最重要的贸易网络。商人带回了南洋的商品、南洋的银元，也带回了南洋的信息。对于那些无法向土地讨得生活的闽南人来说，下南洋逐渐成为了一条必选的生路。
恰好此时南洋已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列强对东南亚有着强烈的开发动机，尤其需要老练的农民、小商人、吃苦耐劳的劳工和手工业者。愿意从宗主国移民到东南亚的白人毕竟是极少数，源源不断的华人移民则正好可以填补这一空缺。这些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引起了闽南人的注意，形成了南洋遍地好赚钱的共识。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许多后来的南洋华人商业巨子
最早都是从小本生意起家的
（图片：malaysian chinese museum）▼
闽南人的家族与家族观念则是在异域求生存图发展的关键组织。因家族关系而形成的情报网快速传递着来自南洋的发财消息，在南洋扎根的人也会选择带走一些亲戚，宗族内部凑盘缠、船票也很容易。参与过公车上书的黄乃裳就曾经先后动员1118人去泗务垦荒，这样“先去带动后去”的故事在下南洋的历程中屡见不鲜。
于是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早已延续了几个世纪的零星人口迁移在19世纪洪波涌起，下南洋的大浪潮来了。
2 筚路蓝缕
《南京条约》签订后，厦门成为通商的五座港口城市之一。这里与南洋的交通便利，夏季时受西南季风的影响，越南沿岸流和中国沿岸流自西南向东北，船只自印尼出发顺洋流可以到达厦门，冬季风向洋流则反之，可以从厦门到达印尼，于是厦门成为了闽南华侨出海的集散地。
据统计1841到1875年，闽南约有525000人从厦门下南洋。此时南洋部分地区的开发程度不高，很多闽南人正是看重这一点，希望得到自己的土地，同时逃离官府的苛捐杂税，便选择下南洋。这也就注定了这些初代华人要经历一番艰辛的草创时期，他们学习当地人，用木头做柱子，竹子做地板，树叶做墙和房顶，搭出简易的高脚屋，一个屋子里往往还要挤着好几个人。
身上若无千斤担
谁愿他乡万里行
（图片：malaysian chinese museum）▼
从修建住房到拥有自己的社区，闽南人逐渐站稳脚跟并融入当地社会。
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的艰难险阻不足为外人道，逐渐成为了南洋华人间的秘辛。
南洋的气候、生态毕竟与闽南并不完全相同，初来乍到很多闽南人也出现了水土不服、感染热带疾病情况。人们当时对霍乱、疟疾、腹泻都缺乏防治方法，当地还有蟒、蛇、蝎子，以及喜欢偷吃、践踏庄稼的野兽。这一切都让开荒的闽南人面临巨大的风险，一个定居点在一场疫病中死亡几十人、上百人的记录史不绝书，更多的小定居点，则连记录都不会留下。
当然，风险越高，收益也越高。种种不确定性死亡的同时，也有通过移民实现阶级跃迁，彻底翻身的可能性。除了务农，不少闽南华人会选择靠手艺吃饭或者做点小生意，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勇敢逐渐形成了产业聚集区，并主导了一些当地行业，度过了早期的悲惨生活。
南洋各地早在17世纪时就已经有了数百到两三万人不等的华人聚居区，到清末，华侨已达四百万之众，他们在越南、缅甸北部、婆罗洲等地开矿，在爪哇岛与马来半岛承包甘蔗、香料种植园。其中，闽南人黄奕住算是一个传奇，从剃头匠一路逆袭，终成印尼糖业大王。
除了乡邻间有组织的下南洋之外，还有一类是华人契约劳工。这些工人在一定时期内没有人身自由，处境更为悲惨，奋斗史也更为曲折。仅仅1849-1875年。便有约236500名契约劳工下南洋，占到下南洋闽南人的一半。
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以什么契机下南洋，只要他们在当地能够成功立足，就往往会带着宗亲一起下海，和在老家一样，通过宗族和同业社区立足于陌生的环境，应对天灾、野兽和其他族群的侵袭。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图：malaysian chinese museum）▼
人丁兴旺又手有余粮的闽南集团，在与当地势力的交往中取得了相对有利的地位。这种发展路径的强化，便是他们继续承袭传统文化：通过修家谱、修祠堂、祭祖等方式来强调长幼尊卑，明确每一个人在所属宗族中的身份地位，以巩固其宗族的向心力。
在宗族基础上
围绕籍贯形成的闽南人同乡会
则是势力更广泛，影响力更大的存在
（泉州安溪县人创办的安溪会馆）
（图片：lib.nus.edu.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