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年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趋势
此时再想建立亲密的社区关系，家庭教会几乎是仅剩选项，或者说，中国农村现状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热土。今天在基督教传播较广的农村，堂点已成为公共生活的核心，即使家庭教会的堂点被拆掉，村民们也不会去官方建设的“文化活动中心”，而是继续凑到堂点的废墟周围感受“基菩萨”的魅力。
离开家乡的新一代农民工，因接受过无神论教育，很难受父辈影响信教，很多人仅在圣诞节时才跟着进教堂。有趣的是，当他们到异乡城市打工时，有些人反而会成为基督教信徒。
“新客家人”是深圳城市教会的新生力量，他们孤身一人来到深圳，除了同事没有其他社会关系。工作薪水低、居住条件差、几乎没有精神生活。每周教堂聚会就是他们抚慰精神的重要时刻。
教会能为异乡人迅速搭建一个社会网络。人们相互认识、彼此关心、以“兄弟姐妹”相称。“交友”成了“新客家人”在教堂的重要活动。和深圳类似，在北、上、广的教会中，本地信徒所占比例在最近十年逐渐下降，很多地方外地信徒甚至高达90%。
近三十年来，中国严密封闭的熟人社会迅速瓦解，重建社会网络的心理需求，是各种宗教迅速传播的最关键社会学因素。比如，东北在基督教高速传播的同时也盛产各类“邪教”。其实，早期基督教、摩门教的崛起也可归功于社会动荡。
精神的指引
宗教复兴是转型社会普遍现象。台湾和剧变后的苏联东欧都是典型，但宗教的社会功能并不仅只是重建社会归属感。中国大陆企业家、教师、律师、医生等精英人群的信仰动机就复杂得多。
浙江一些教堂是“精英人士”聚会交流的平台，此类聚会被信徒称为“工商团契”，其内容和形式都与MBA课程相似：企业家们轮流发言，分享交流管理经验，有时还会按企业规模和职务高低分组讨论。
工商团契最早出现在临近港台的福建、深圳等地，后发展到北京、温州、沈阳，甚至安徽、湖北、四川。聚会虽在教堂举办，但独立于教会组织，几乎每个地方的团契都由老板基督徒牵头。他们最常表达的是如何把工作的基本道德与对上帝的敬畏相连，在他们看来，积累资本就是“荣耀上帝”。
有些基督徒经营的企业带有明显的基督教文化印记，他们向员工传福音，借圣经撰写“管理箴言”来处理公司事务与员工间的关系。不过，其价值不仅在于传道，更大的意义是通过基督教的道德属性来加强企业管理。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佛教徒中。与一般佛教徒不同，祈求个人福佑并非“老板佛教徒”的主要追求，他们组成各类基金会、企业道场、讲经会等团体，定期举办佛学相关讲座和学习，还根据年龄和爱好举办茶道、插花、梵乐等学习班。“老板佛教徒”也会把企业变成信仰传播媒介，践行其道德伦理；他们和“老板基督徒”一样，也会有额外的“信仰支出”，譬如建佛堂、供法师，捐助社会慈善活动。
▲2013年慈济全球万人浴佛大典
宗教在中国精英信徒人群中，很明显地扮演了道德建构和重塑精神共同体的功能——正常社会，社会道德和伦理系统通常都来自其宗教传统，譬如西方国家来自基督教传统，而传统中国社会则来自儒、释的结合。
新儒家对中国精英人群的影响也是同样的社会背景，它们都可视为是对1978年后中国社会价值观和道德空洞化的矫正：大公无私、自我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集体主义道德体系，随着计划体制一道终结后，盛行的是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
宗教组织内的相互帮助，很容易发展成面向全社会的慈善。近十多年，各类宗教组织在中国一直低调地践行其社会救济和反哺功能（有非政府组织的研究者认为，由于有道德和伦理责任内核，有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通常有更好的组织动员效率）。在社会慈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恰好是发展最快的佛教和基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