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使西方启蒙理性的怀疑精神得到了根本的确立。但也从此埋下了自我矛盾与冲突的伏笔。“我”永远在怀疑，就算怀疑这“怀疑着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怀疑的存在。于是存在本身就等于怀疑，或者说怀疑是存在的唯一形态。但怀疑本身却并不“是”“什么”。他只有在不断地反对、反动（他者）中才能确立自身，甚至是在怀疑与否定自己中才能肯定自己（不怀疑便不存在）。于是“我思故我在”变成了巨大的黑洞，于一切的否定中（包括否定自己）维持着自身存在。于是“我思故我在”变成了“我非故我在”，故动荡、怀疑、冲突、对抗才是西方文明的常态。圣经《旧约·创世纪》所记载的亚当夏娃失落伊甸园的寓言故事中，那个引诱人堕落的“蛇”其实就象征人类的“理性”或聪明智识心，而“禁果”即象征*（反之亦可。即“蛇”象征*，而“知识树”上的“禁果”象征人类的“理性”或聪明智识心。“蛇”与“禁果”二者本来互为因果、不可分割。）。
《旧约·创世纪》：“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又：“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马太福音10章16-31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是杖”。耶和华说：“丢在地上”。他一丢下去，就变成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拿着它的尾巴，它必在你手中变为杖。”（出埃及记4章：1-4节）
但我要说蛇并不一定就代表邪恶，蛇也可以代表良善和神异，既可以为魔鬼撒旦所驱使，也可以为摩西、耶稣所持用，故蛇并没有固定的性状，而这正是蛇所代表的特性，说“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案：“狡猾”也可以翻译作“灵活”）”，或曰“灵巧像蛇”，以及蛇变为杖，杖复又变为蛇，都是说蛇的不安稳性，以蛇的变化性为喻。故蛇的特点在于“变”，“变”或“无定性”就是蛇的象征意义（中国古人对龙的崇拜亦有这个意思，《周易》乾卦以龙为喻讲的就是个“天行健”的意思，变动不居、周游六虚）。故亚当与夏娃最初受蛇之诱惑而身负原罪，此诱惑就是对人心不安定之本性的揭示。概言之，人所有之不满足、进取、好奇、以及一切等超越行为，皆源于人心之“不安稳”，*或聪明智识不满足于现状于是思变，所谓心猿意马也。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天长日久、百无聊赖，受蛇引诱动了凡心，思有所变之（而天堂之最大特点就是舒服日子一成不变，不然嫦娥在广寒宫中为何也不堪寂寞。蛇的诱惑不过是凡心萌动的隐喻。唐代陈鸿所作《长恨传》笔致凄美婉转、摇曳生姿，为世人所熟知，其中有一段话可资为证-----“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堕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亚当、夏娃之一念堕落亦是如此！）。这一心动不要紧，所谓“反者道之动也”，这一动却成了“反动”，舒服日子反转就成了受罪（所谓“宁扰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天堂、地狱只在一念之间，从充分的“幸福”与“自由”反转为“有限性”和“局限性”，即“罪”和“受苦”）。当然这“罪”和“受苦”都是源于自我的选择，是自作的，所以自作自受（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怨不得别人。我选择、我乐意，我不安于现状于是选择改变，并且我全然接受改变之结果（自由意志之选择不是从A、B或善、恶选项中任选一答案，而是从固定之性状和已成之规定性中选择超越出来、突破出来。当然这种自反式的变革是有着巨大的阵痛的，不论是由天堂自反沦落到人间——如亚当夏娃的痛苦堕落；还是从人间自反提升到天堂——如修道者的禁欲、苦行和坚忍），这才是尼采式“超人”之超越之处。但单从亚当夏娃来看，似乎只服从了自己的自由意志，但并没有接受其所带来现实结果的心理准备，故而内心的失落与痛苦尤剧，因为他们后悔了（提示：但所谓“自由意志”可能只是一种自以为是，焉知其不是一种必然选择，不然伊甸园中何来的蛇？尼采即服从于这种必然的“自由选择”并欣然接受其悲剧后果！）。
圣贤、佛菩萨与凡夫之区别就在于是否对自反之后果有明确的认识并且能欣然接受。耶稣出世传道继而替世人十字架上受难，佛陀之八相成道入世转法轮，菩萨之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皆为主动自反和超越后有所承担并自甘于一切苦难结果（所以并不为“罪”，亦不以为“受苦”）。但可悲的是世俗之人并不是佛菩萨，人们对自己的自反后果并没有有明确的认识（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懵然无知），更不能欣然接受其所带来的悲剧性后果。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召”，所以罪孽和受苦几乎是人类必然的命运，但“上帝”或慈悲的老天爷仍为人类留下了希望——一根脱离苦海的自助拐杖。这根拐杖不是别的，还是蛇！关键是人能否抓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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