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就有“文人相轻”的说法，不同风格的作家们谁也看不惯谁。比如民国时期，鲁迅看不上梁实秋，杨绛看不上张爱玲，钱钟书看不上林徽因……由此引起的纷争不胜枚举，可是要说谁是这个鄙视链的最底层，那无疑就是冰心了。
冰心原名谢婉莹，看笔名的风格就像是个追求美好的理想主义者，文风亦是被评婉约典雅、晶莹清丽。很多我们熟悉的作品，如：《寄小读者》《小桔灯》，字里行间溢出的是善良、纯真、温暖的感情，非常适合作为孩子们的文学启蒙。
那为什么这样受人尊敬的“冰心奶奶”，也有不被认可的时候呢？这就要从冰心的家庭说起了。
冰心出身显赫，父亲谢葆璋参加过甲午海战，担任过烟台海军学堂的校长，是一位有着先进思想的爱国军人。冰心作为他唯一的女儿，自然被捧为掌上明珠，在备受呵护的环境里长大，很难体会人间疾苦。
这也使得她的作品过于理想化，仿佛她只看得见这世间的真善美。我们阅读她作品的时候，也常常容易忘记她是一个出生于动荡时期的作家。
光这一点，就让很多民国时期的作家不以为然了，尤其是鲁迅先生这样言辞冷峻，以笔作枪揭露社会病灶的战士。在他眼里，冰心的作品未免显得有些粉饰太平，不能为底层民众发出呐喊，不能唤起人民觉醒，所以他瞧不起冰心，不屑于谈论她。
有类似感受的还有张爱玲。如果说冰心笔下尽是真善美，那张爱玲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笔下尽是人心凉薄。
其实这两位同时期的女作家最初也有着类似的出身。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也是晚清名臣，主理福建海防，曾外祖父李鸿章设立了北洋水师学堂，冰心父亲谢葆璋正是那里的首届毕业生。这也算是一段奇妙的缘分吧。
命运的分岔点是在张爱玲父亲这一代，虽然还有万贯家财，但张父张志沂是个被时代遗弃的人，自小学的东西都是依旧时代的规则准备的。张爱玲生母也为追求新生活出国离开了家庭，留下张爱玲独自面对满身陋习、阴郁荒唐的父亲，面对一个灰暗的童年，一个与冰心截然相反的童年。
张爱玲大概是很难与冰心共情的，于是她对冰心清婉文风的评价是“流于做作”。
最重要的是在张爱玲看来，与她同样是年少成名的冰心，在写作水平上是不配与她齐名的。张爱玲是天赋型作家，八岁时就能看出《金瓶梅》里哪几回是代笔的，她对文字细腻敏锐的感知令人惊叹。
而冰心可以说是后天努力型作家，虽然努力应该比天赋更值得钦佩，可天才都是有些自傲的，所以张爱玲说“把我同冰心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直白地表示看不起冰心的文学水平。
如果说鲁迅、张爱玲看低冰心是因为“文人相轻”，那与林徽因之间的恩怨应该用“同性相斥”来说更为合适。
说起民国才女林徽因，那一定是个耀眼的存在。林徽因主攻建筑学，文学创作只能算是兴趣爱好，诗歌、小说、设计、翻译、绘画各个方面都有所成就，同时还是一位容貌气质俱佳的美人。
这样的女人往往最容易处在八卦和舆论的中心，被很多人喜欢，同样也会被更多人讨厌，极具争议。直至百年后的今天，还有无数风流韵事以她的故事为蓝本展开。
像冰心这样主张“贤良淑德”的传统女性，当然很难认可“交际花”般的林徽因。1933年，冰心写下《我们太太的客厅》，读者把小说中的角色一一与现实对应上之后，普遍认为是在嘲讽林徽因。
林徽因当即回赠一坛山西老醋，讽刺冰心就是在嫉妒自己受欢迎。尽管冰心晚年评价林徽因“美丽有才气，文如其人”，也没抹去人们对她“爱嫉妒”的印象。
其实冰心有着完美的女性形象，温柔、正派、端庄，本该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的。可也正是因为“完美”，处处守规矩，有分寸，让她为人所诟病。
季羡林考上清华那会儿常常去“蹭课”。包括朱自清在内的很多老师都被蹭过课，也都不计较，冰心却认真地对着名册一一点名，最后将季羡林赶出了教室。冰心按校规执行有错吗？没有。可这件“正确”的事确实让很多人都不喜欢冰心。
有些“小癖好”和“小缺点”的文人，更容易让我们感到亲切可爱。冰心这样的，则显得有些单薄没个性，甚至因为完美而有距离感。
冰心虽不如鲁迅有大义，不如张爱玲有天赋，不如林徽因全才，但她努力且自律，文章优美易懂。她身处满是战火与苦难的年代，却还是想用文章传达爱与美好。她曾说过“写小说是要感化社会，叫人看了有警觉，方想去改良”，是一个值得敬佩的作家。文人间的小口角，不过茶余饭后的八卦，不能磨灭她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