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文系 杨焄
在回顾早年童话创作的艰辛历程时，安徒生坦言有不少作品均改编自本国或外来的民间传说，“其余真是出于我自己的创作的，只有《小伊达的花》《拇指丽娜》和《小女人鱼》，所以这三篇应当算是我起头的三篇创作的童话。最后一篇颇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也就因为得到了这篇的成功，立意以后还要自己创作”（张友松译《安徒生童话的来源和系统——他自己的记载》，载1925年《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九号），足见这篇《小女人鱼》——也就是后来习称的《海的女儿》——在其文学生涯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钩稽考较这篇童话自近代以来的汉译历程和早期各种译本的异同得失，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类创作和引发的褒贬评议，也有不少耐人寻味的遗闻轶事可供覆按。
一、从“重述”“改编”到“直译”
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高级编辑的孙毓修从1909年起主持编纂《童话》丛书，率先将这篇童话译成汉语，并改易其篇名为《海公主》（《童话》第一集第五十六编，商务印书馆，1917年）。在全篇临近结束时，他只含糊其辞地交代道，“这段故事，在下是从外国书上翻译下来的，到底有这起事没有这起事，在下也不能说定”，并没有具体说明所依据的底本。稍事比勘后不难发现，其主要人物和基本情节都源自安徒生童话，在铺陈敷演时则有许多加油添醋的增饰。全书甫一开卷便竭力夸耀人类生活的繁华闲适，提到“清风明月，不用钱买”，就把李白《襄阳歌》中名句的“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檃栝在内。随后描摹海王耗费多年心血营建王宫，“千门万户，杰阁重楼，不输秦始皇阿房宫的广大，汉高祖未央宫的坚固。他的材料，尽是海中所有的珊瑚明珠，宝气涵波，精光夺目。世界上的王宫，不过些砖泥木石罢了，此又秦皇汉武，所及不来的”，则将阿房、未央这些耳熟能详的古代宫殿拈来作比，以彰显海底生活的奢华富贵。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使原本异域色彩浓郁的童话，掺杂进不少本土文化元素，显而易见是为了迎合中国读者的趣味，以利于接受和传播。
为了适应儿童阅读的实际需求，孙毓修还对原作的情节和人物做了不少删繁就简的改编。安徒生依次描写了五个姐姐在年满十五岁后获准上岸游玩，回来后绘声绘色讲述各自的游历见闻，藉此逐步渲染小人鱼对人类世界的向往渴盼。孙译本则将五人归并起来一起叙述：“小公主有五个姊姊，年岁皆比他长得许多，都能离了海底，到海面上去，游玩景致。”相形之下，其烘托效果就不免多有逊色。小人鱼的老祖母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正是她娓娓讲述的那些新奇事物，才勾起孙女们对陆地生活的强烈好奇和无穷想象；也正是她提到唯有人类方能具备不灭的灵魂，才惊醒天真懵懂的小人鱼，激起她化身为人的坚定决心。然而在孙译本中，她却根本没有一席之地，触动小人鱼遐思愁绪的那些原因也便随之荡然无存。小人鱼之所以想要离开海王宫，仅仅是因为对海底景致“早已看厌了”，“只有长吁短叹的心情，没有怡情悦性的兴致”，所以盼望着能早日长大，“也好到海面上去见个世面，不要终日闷在宫里了”。与王子再次相见时，她一心也只想着将自己“如何相念，如何变成人形，种种心事，诉说一番”，俨然就是一个情窦初开、为爱所困的少女。孙氏就此抛开原作里追求灵魂不朽的主题，将其改造成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模式。
更有甚者，孙毓修还越俎代庖，对故事结局做了彻底改写：“后来那王子到底丢了小公主，另娶他人。小公主气忿不过，走到海边，向水中一跳，陡时沉入海底。从此以后，他的结局，便不得而知。”为了与此照应，还特意在前面补上一段王子与小人鱼重逢时的场景：“王子既感他救命之恩，又爱他生得美貌，极愿娶他为妃，只嫌他是个哑子，所以还没有订定。”将原作中王子赴邻国提亲，误认邻国公主为救命恩人，遂与之缔结姻缘，而小人鱼在历经矛盾挣扎后宁愿牺牲自己化为泡沫，由此却超升至精灵世界，并有望在三百年后升入天国等曲折过程删削殆尽。如此大动干戈，恐怕是考虑到中国儿童缺乏相应的文化背景，对这些情节势必倍感隔膜而难以索解，但明显削弱了原作中既哀婉感伤又沉静内敛的情调，王子更是成了觊觎美色而喜新厌旧的反面人物，非但完全背离了安徒生的初衷，更使整个故事落入了“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俗套。
孙毓修编译《海公主》
如此师心独造的翻译，并没有得到时人的普遍认可。西谛（郑振铎）在《安徒生的作品及关于安徒生的参考书籍》（载1925年《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八号）里尽管大力表彰“中国最初介绍安徒生的是孙毓修先生”，但也委婉地批评那几篇译作“不是译的，只可算是重述”。而且因为大家对外来童话还相当陌生，“所以安徒生虽由孙先生介绍给我们，也不曾引起大家的兴味”。可见孙毓修虽然因地制宜做了大量剪裁改编，可安徒生童话的译介推广依然举步维艰。江（茅盾）在《关于“儿童文学”》（载1935年《文学》第四卷第二号）里更是直言不讳，认为“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大体说来，就是把从前孙毓修先生（他是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所已经‘改编’（Retold）过的或者他未曾用过的西洋的现成‘童话’再来一次所谓的‘直译’。我们有真正翻译的西洋‘童话’是从那时候起的”。郑振铎和茅盾都曾参与过《童话》丛书的编纂，对其编译方式及利弊所在自然知之甚详。孙毓修的翻译无疑令人意有未惬，才会激起后人纷纷重译的兴致。
从自出机杼的“重述”“改编”发展到步趋原作的“直译”，其实仍需要经历一段漫长的蜕变演化，并非如茅盾所言，到了“五四”以后便一蹴而就。《小朋友》杂志在1923年分九期连载了樊琛、醉云合译的《人鱼公主》，为方便读者还为各个章节代拟了简明扼要的标题，计有《海底的宫殿》《众公主游历海上》《六公主的游记》《王子的宫殿》《祖母的解答》《女妖的帮助》《小公主进王子的王宫》《王子的婚姻》和《人鱼公主的死》。译文经汇编整合后，译者改署为陈醉云、樊仲云及吴翰云三位，由中华书局在1924年正式出版，此后曾多次重印。新译本虽然不像孙毓修那样大肆篡改原作，但不少细节依然做了颇有意味的增删。比如在小人鱼上岸之前，祖母为显示其尊贵身份替她仔细妆扮，译本翻空出奇给小人鱼添上了一段心理描写：“她很觉不愿意，心中想：‘我的本质，已够美丽了，又何必用这些东西去装饰！装饰得不好看，怕反要玷污我的本色哩。至于尊贵不尊贵，更不成问题，为了虚荣而受痛苦，真不值得啊！’”这个译本被收入中华书局主编的《我的书》系列，主要针对低幼年龄儿童。三位译者在此借题发挥，提倡保持本色，贬斥贪慕虚荣，大概是想充分发挥寓教于乐的功用。又如在小人鱼与祖母讨论人类寿命时，译本刻意隐去祖母所说的人类年寿有限却能灵魂不灭，只让小人鱼慨叹：“我们的寿命，虽然比他们长，但我总觉得做人有趣味。要是我能够变为人类，就是减少我二百年的寿命，我也很愿意的。”原作里令她深陷苦恼焦虑的灵魂朽灭困境，竟然被偷梁换柱简化成了单纯的生活趣味问题。与此相应，译本最终仅叙述小人鱼“化为云的女儿”，与诸多同伴成群结队升至天空，“在晴空中浮游着，觉得又轻快又自由，正是舒畅的了不得；小人鱼公主这时，也不禁很高兴地唱起歌来了”，将原作里精灵们谈论行善三百年便可使灵魂获致不朽，此后就能顺利升入天国等大段内容都略去未译。想来也是担心本国儿童缺乏相应的宗教常识，照实迻译难免引发疑惑。如何妥善处理这类问题，确实困扰到不少译者。范泉在多年后编写《安徒生童话集》（永祥印书馆，1948年），“为了要切合国内的小读者，曾将原著略加增删”，当务之急就是“要避免不切中国国情的宗教色彩”，“不致产生不良的效果”（见该书《附记》）。在西风东渐之初，陈醉云等人如此删改原作确有不得已的苦衷，倒也不必过分苛责。
樊琛、醉云合译《人鱼公主》
所幸由徐名骥、顾均正合译的《女人鱼》（连载于1924年《文学旬刊》第105至108期）在稍后不久陆续发表，大大缩短了和原作间的距离。其中的老祖母总算能够滔滔不绝地畅所欲言：“我们没有永存底灵魂；我们没有将来的生命；我们正像那绿色的海藻，割了下来就不能再生了！反之，人类有永存的灵魂，能够生存在肉体糜烂之后，他们能超越清明的空气而到闪烁的星边！恰巧像我们升到海面上去看人类和陆地一样，所以他们升到不可知的乐国里，我们总不会看见的。”而小人鱼最终获悉能够替自己“造成一个永存的灵魂”，也可以坦然“仰起她赫赫的眼睛，向上帝底太阳流那第一滴眼泪”。两位译者对一些含蓄的细节也格外注意，当叙述到小人鱼偷偷离开家人前“向着王宫一再吻她底芳手”时，就很周到地加了条译注：“凡向对方吻自己的手，是表示把这吻传给于对方。”可见他们对童话中的宗教元素和异域文化并不回避忌讳。究其原委，与译者的兴趣志向、连载的刊物性质以及预设的读者对象都不无关系。徐调孚（徐名骥）在《“哥哥，安徒生是谁”》（载1925年《文学周报》第186期）里曾盛赞“他的童话是多么美丽，富有多么浓厚的兴趣”，顾均正在《安徒生传》（载1925年《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第八号）中更是强调，“安徒生底作品，如其不为翻译者所颠倒，恐怕比不论什么人底作品更易于使小孩子明晓”，在翻译中他们当然会倾尽全力而不致随心所欲。连载这篇译作的《文学旬刊》由文学研究会主持编辑，其宗旨即有鉴于“与世界的文学界断绝关系，就是与人们的最高精神断绝关系了”（本刊同人《宣言》，载1921年《文学旬刊》第一号），所以重点工作之一就落实在“译世界各国的文学名著”（《体例》，载1921年《文学旬刊》第一号），完整如实的直译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刊物所预设的读者也是文化程度较高的文学爱好者，在理解时不致产生太多障碍，译者对此大可不必心存杞忧。
此后相继出现了诸多未经删改的全译本，如林兰女士翻译的《小人鱼》（连载于《晨报副刊》1924年7月15日至7月27日）、江曼如翻译的《人鱼姑娘》（收入《牧猪奴》，世界书局，1933年）、彭兆良翻译的《人鱼公主》（连载于1935年《玲珑》第五卷第四十七至五十期）、张家凤翻译的《人鱼姑娘》（收入《安徒生童话全集》，启明书局，1939年）、黄风翻译的《人鱼姑娘》（收入《安徒生童话集》，博文印书馆，1942年。按：此书似即据张家凤译本改署译者后重印）、严大椿翻译的《人鱼》（收入《人鱼》，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等等。部分译本在当时颇受欢迎，如林兰女士的译本旋即收入其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选集《旅伴》（北新书局，1924年），鲁迅在日记中还曾记有一笔：“晚收《旅伴》一本，李小峰寄赠。”（《鲁迅日记》1924年10月29日条）几年后又改以《旅伴及其他》之名再版（北新书局，1927年），足见销路甚佳。连载彭兆良译本的《玲珑》，则被张爱玲调侃为“一九三〇年间女学生们人手一册”（《谈女人》，载1944年《天地》第六期），流传之广泛更不待言。这些接踵而至的译本尽管仍不免各有阙略疏漏，但截长补短，彼此参酌，还是有助于读者更深入地领略这篇童话的魅力。而由叶君健翻译的《海的女儿》（收入《安徒生童话选集：海的女儿》，平明出版社，1953年），则首次根据丹麦文原版进行翻译，毋庸赘言更能如实呈现安徒生作品的本来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