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固译《小泉八云的文学讲义》
更令人莫名惊诧的则是前后意见截然相反的徐调孚（徐名骥），他早年和顾均正合作翻译过《女人鱼》，还盛赞安徒生是“世界最伟大的天才之一”，其童话为“近代的不朽的名著”（《近代名著百种·七、童话全集》，载1927年《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六号），可仅仅数年之后，他又以“狄福”的笔名发表《丹麦童话家安徒生》（载1935年《文学》第四卷第一号），原本是为了纪念安徒生“一百三十周生忌，七十周死忌”，开篇却声色俱厉地呵斥道：“逃避了现实，躲向‘天鹅’‘人鱼’等的‘乐园’里去，这是安徒生童话的特色。现代的儿童，不客气地说，已经不需要这些麻醉品了。把安徒生的童话加以精细的定性分析，所得的结果，多少总有一些毒质的。就今日的眼光来评价安徒生，我们的结论是如此。”如此刻薄严酷的措词，居然出自一位衷心热爱安徒生、并曾通过翻译其童话来纪念自己“疼爱的未满十足岁的女儿”（徐调孚译《母亲的故事·付印题记》，开明书店，1931年）的译者之口，这样突兀激烈的反差着实让人深感惊愕。尽管文中对安徒生童话“处处充满着儿童的精神”，“最容易使小孩子诵读”仍不无肯定，但矛头最终还是直指其不能令人满意的落伍思想：“他所给予孩子们的粮食只是一种空虚的思想，从未把握住过现实，从未把与孩子们时刻接触的社会相解剖给孩子们看，而成为适合于现代的我们的理想的童话作家。”这倒揭示了他态度突然逆转的关键所在，即在他看来，《女人鱼》这类作品只能带给孩子们不切实际、虚无缥缈的幻想，而无助于他们认识乃至进而批判严峻的社会现实。徐调孚的转变隐隐折射出三十年代后社会环境的严峻复杂，而随着政治形势日趋残酷激荡，有类似反应的人也越来越多。范泉在《新儿童文学的起点》（载1947年4月6日《大公报》）里同样强调儿童文学创作要密切关注社会和政治：“像丹麦安徒生那样的童话创作法，尤其是那些用封建外衣来娱乐儿童感情的童话，是不需要的。因为处于苦难的中国，我们不能让孩子们忘记了现实，一味飘飘然地钻向神仙贵族的世界里。”陈伯吹在《儿童读物的检讨与展望》（载1948年4月1日《大公报》）里也认为，“这一时期的儿童读物是从‘想象’的踏进‘现实’的境界”，那些“王子公主的童话”太过“无聊”，“怎能让儿童在幻想世界中求满足呢？要叫儿童的小眼睛观察着，小头脑思考着这世界上的一切真相”。明白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情势，对他们也就不必求全责备，而当设身处地秉持了解之同情。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安徒生童话虽然并没有被完全打入冷宫，可最为人津津乐道大抵是具有激励教育功用的《丑小鸭》《坚定的锡兵》，或是能轻易比附社会批判的《皇帝的新衣》《卖火柴的小女孩》。即使有人偶尔提及《海的女儿》，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小人鱼“离开了家去寻找幸福，牺牲自己去救别人，表现了很好的精神品质”，还得立刻郑重申明，“《海的女儿》读起来比较晦涩一些”，“安徒生的童话宗教气味很浓厚，这是因为当时的时代的关系”，所以要特别注意鉴别、剔除其中“表现抑郁的、消极的成分”，时移世易，“今天我们的童话应该表现出乐观、开朗的思想感情”（金近《文学的特殊形式——童话》，收入《童话创作及其它》，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当然需要和安徒生作品划清界限。
将翻译安徒生童话作为毕生志业的叶君健，在持续不断修订润色译文的同时，也在逐渐揣摩探寻这篇童话的丰富意蕴。在为安徒生撰写的人物传记《鞋匠的儿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中，他就提出小人鱼等人物虽然出身于贵族家庭，“实际上是贵族中的叛逆。她们要突破贵族的那种庸俗的狭隘圈子而追求更高尚的生活。对于安徒生来说，这样的人是真、善、美的化身。通过这些人的努力，我们的这位童话作家希望人们能走近一个美丽的世界——一个真、善、美的世界”。尽管仍不免拘泥于阶级出身的论调来进行分析阐说，可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还是大胆地给了小人鱼最高的褒奖。在《〈安徒生童话全集〉译者前言》（收入《叶君健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他更是直接从这篇童话着笔，揭示小人鱼所渴盼的“不朽灵魂”的具体内涵，“他把‘人’描写得那么庄严，那么高贵，那么美丽，‘海的女儿’把获得一个‘人’的灵魂当作她最高的志愿和理想”；进而剖析安徒生的思想和创作，“因为他热爱‘人’，他就热情地歌颂‘人’应具有的优良品质：勤劳、勇敢、坚强的毅力，牺牲的精神，克服困难的决心，等等”，小人鱼“就是他在这方面所创造的典型”。这些评议显然已经挣脱了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窠臼，着重围绕“人”这个关键词，引导读者去感受那业已久违甚至一度讳言的人性光辉。其实最初吸引叶君健，促使他下定决心将安徒生童话“直接从丹麦文译成中文”的，也正是其中“充满了哲理、人道主义精神和爱”（《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在遭受多年困顿摧折之后，早年经历的濡染和感召依然深沉绵长。
叶君健还将多次实地探访丹麦安徒生博物馆的见闻所得与数十年来的悉心摸索交融于《在〈海的女儿〉背后》（收入《读书与欣赏》，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一文中。他一方面介绍童话的创作本事，“‘海的女儿’并不是一个凭空幻想出来的女子形象，而是有具体的典型和真实情感作为基础的”，童话里的小人鱼和她深爱的王子，在现实中就是安徒生本人和他一直仰慕的姑娘。只是终生独身未婚的安徒生“不希望人们知道蕴藏在他内心里的对任何女子的爱情，那怕是一点痕迹”，所以在童话中刻意让自己化身为小人鱼，而让对方成了王子。另一方面，他又对男女主人公精神气质及其与安徒生毕生追求的关联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王子是优美、华贵、端庄、聪明、雅致和高尚风度的化身，也就是安徒生理想中的‘人’的化身，‘海的女儿’代表天真、美丽、善良、仁厚、无私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她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追求生命中一件最宝贵的东西——‘人’的灵魂，这个追求也正是安徒生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追求”。在追求美好高尚的过程中，小人鱼屡经考验和挫折，“却丝毫也不动摇，从不失去信心，甚至在生命存亡的最后关头也是如此”。这也是安徒生终生恪守的人生准则：“不管发生什么，也始终忠于自己的这种信念和情感，直到生命的最后。”《海的女儿》之所以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不朽之作，就在于充分体现了人类生活中这种“非常可贵的精神”。
在可以视为其翻译最终定本的《英汉对照安徒生童话全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里，叶君健再次郑重强调，《海的女儿》这篇童话“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对于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灵魂’问题”，“这个‘灵魂’并不是宗教中所说的那种神秘的东西，而是具有实际‘道德’意义的属性”（见该书《序》），从原作中提炼抽绎出超越具体时代、更具普世意义的价值。而在概括作品主旨后，他又进一步引申发挥，“在这里安徒生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已经是‘人’了，但我们有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人能算是‘人’吗？”（见《海的女儿》篇后所附译者评析）促使读者在掩卷深思之余也能扪心自问而反躬自省。叶君健晚年回顾一生的颠沛坎坷，感慨自己“不过是时代中的一颗沙粒，得服从时代的制约，个人的意志和‘抱负’起的作用实在有限得很”（《“向后看”》，收入《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叶君健卷》）。可即便在大部分时间内都身不由己，他还是铢积锱累完成了安徒生童话全集的翻译和修订，支撑并激励着他的想必也正是那种源自《海的女儿》的“非常可贵的精神”。而这篇童话在遭受了种种曲解批判后，终究还是历久弥新，呈现出“对于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永恒魅力。
叶君健《英汉对照安徒生童话全集》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栾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