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时看书。但是，看书，并不能消除所有的孤独。所以，我想，人和书，或许也讲究缘份吧。
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尽管语言很美，但是，我是孤独的。或许，我与罗曼•罗兰或说约翰•克里斯朵夫之间的缘分不够，我们无法走进彼此的内心。
关于孤独，耶茨有一个说法：“我想所谓孤独，就是你面对的那个人，他的情绪和你自己的情绪，不在同一个频率。”这个说法，或许是对的。
玛丝洛娃原是一个农奴的私生女，她天真，善良，真诚地爱上聂赫留朵夫。但这个腐化堕落的贵族少爷却诱奸了她，把她抛弃，使她陷入种种悲惨遭遇，最后沦为妓女。妓女生活使她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她再也不相信什么善了。于是拼命吸烟、喝酒，麻醉自己。一次被诬告谋财害命，关进监狱，并被昏庸的法官判处四年苦役，流放西伯利亚。
在审判玛丝洛娃时，正巧聂赫留朵夫做陪审员。当他认出她时，良心受到谴责，想通过拯救她以赎前罪，并准备和她结婚。玛丝洛娃在聂赫留朵夫的真诚忏悔和关怀下，消除前怨，逐步恢复过去的爱情，重新唤起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美德，自动戒了烟酒，为了不损害聂赫留朵夫的名誉地位而拒绝与他结婚，而与另一她心爱的犯人西蒙斯结合，从而走向“新生”。
聂赫留朵夫也放弃贵族生活，把土地分给农民，与上流社会断绝交往，虔诚信奉宗教，相信《圣经》中说的：“人不但不可恨仇敌，而要爱仇敌”，认为这是克服种种社会罪恶的做法。
这是列夫•托尔斯泰笔下《复活》的故事梗概。第一次读《复活》，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读大二时。四十年前的事情，很多都忘了，比如《复活》的语言是较平实的，个别地方甚至是晦涩的。当时我就想，如果由傅雷先生来翻译，《复活》的受众面会更广。尽管如此，《复活》却消除了我年少时的孤独。看来，我与托尔斯泰以及《复活》中的主人翁聂赫留朵夫的内心是契合的。
最近重温《复活》，仍有一种新鲜感。尽管有评论家认为，“在《复活》中，道德问题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大量的说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作品的价值。过去很多观点认为，书中充满了托尔斯泰布道式的道德说教，并把这些视为托尔斯泰作品中的消极因素。有些批评家甚至干脆认为《复活》是托尔斯泰变成道德家之后艺术走下坡路的一个证明。比如小说中含有教会无法接受的渎神言论，也含有社会批判内容。这首先表现在书中所反映的司法环境：诉讼过程不公正，监狱关押缺少人性，只会增加犯罪率；另外，根据福音书的说法，人也没有权力审判别人。”这些关于《复活》的消极评价，丝毫没有影响我对《复活》的解构。
我是怎么解构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是不打算向读者和盘托出的。总之，我有自己的解构，同时，也会有异于他人的建构。
今天早上，读到王安忆关于《复活》的解读，更让我笃信，这世上总是不乏同道者。
王安忆说：“托尔斯泰是严谨的、苛求的，他特别特别要求甚至强调他所使用的现实世界材料的真实性和全面性，所以他的困难也就格外巨大，那就是要用如此具象的材料去创造一个不真实存在的世界，其间的幅度是多么大啊！也就因为此，托尔斯泰历来被无可争辩地定位在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位置上，凡是无法以现实主义理论做解释的部分全称作是他的局限性。其实我们犯了大错误，我们把它的手段看作它的目的，把它的材料看作它最终的建筑了。托尔斯泰是从相距最远的此岸向彼岸过渡，所以他的心灵世界是最遥远的，尽管貌似接近。而他建筑心灵世界的材料也是巨大的结实的坚固的，因此他的心灵世界也是广阔和宏伟的。”
《复活》当然有针对政治的成分。对此，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感悟。涉及政治，总是比较敏感的词汇，我还是就此打住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