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起为州祭酒，到义熙元年作彭泽令，十三年中，他曾经几次出仕，几次归隐。陶渊明有过政治抱负，但是当时的政治社会已极为黑暗。晋安帝元兴二年，军阀桓玄篡晋，自称楚帝。元兴三年，另一个军阀刘裕起兵讨桓，打进东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
至义熙元年，刘裕完全操纵了东晋王朝的军政大权。这时距桓玄篡晋，不过十五年。伴随着这些篡夺而来的，是数不清的屠*异己和不义战争。陶渊明天性酷爱自由，而当时官场风气又极为腐败，谄上骄下，胡作非为，廉耻扫地。一个正直的士人，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决无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实现理想抱负。陶渊明经过十三年的曲折，终于彻底认清了这一点。陶渊明品格与政治社会之间的根本对立，注定了他最终的抉择——归隐。
此文感情真挚，语言朴素，音节谐美，有如天籁，呈现出一种天然真色之美。作者直抒胸臆，不假涂饰，而自然纯真可亲。王若虚曾指摘《归去来兮辞》在谋篇上的毛病，说既然是将归而赋，则既归之事，也当想象而言之。但从问途以下，都是追叙的话，显得自相矛盾。即所谓“前想象，后直述，不相侔。”
对此，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已有辩正，并援引周振甫的见解：“《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录’、‘直述’，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而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可喻矣。”
钱钟书认为此文自“舟遥遥以轻飏”至“亦崎岖而经丘”，“叙启程之初至抵家以后诸况，心先历历想而如身正经”，其谋篇机杼与《诗经·东山》写征人尚未抵家，而想象家中情状相类。陶渊明此文写于将归之际，人未归而心已先归，其想象归程及归后种种情状，正显得归意之坚和归心之切。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乃是陶渊明创作的重要特色，也正是构成《归去来兮辞》谋篇特点的秘密所在。
陶渊明（365～427），东晋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治今江西九江）人。《晋书》《宋书》均谓其为系陶侃曾孙。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令等，后去职归隐，绝意仕途。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田园风光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往往隐寓着对污浊官场的厌恶和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以及对太平社会的向往；也写及对人生短暂的焦虑和顺应自然、乐天安命的人生观念，有较多哲理成分。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颇为精练，具有独特风格。有《陶渊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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