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离官时家中还算富足,日子绝对能过。
这从《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中便能找到根据,诸如“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都表明他家业已属中产阶级。至于后来日子捉襟见肘,少酒,乃至断炊,完全是家中儿女多,开销大,又不擅持家,坐吃山空所致。加之陶渊明书生一个,又不会生产,或者疏于管理。“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就是一个例证。
说他“性本爱丘山”,也不假。可爱丘山,与做官并不矛盾,边为官边徜徉山水,寄情山水,像谢灵运那样,不也挺潇洒,挺滋润。只可惜谢灵运人在山水,心在朝政,后卷入宫廷争斗,落了个腰斩下场,真令人惋惜。
(三)一种托词而已?想当年陶渊明因养家糊口而出仕,也没见得他有多气节。所以现在辞官归隐,也气节不到哪儿去。说他多崇高多伟大,显然有些勉强,是说者的一厢情愿,或后来者有意抬高和标榜。
即便如此,在仕途畅达时,也没有几个人愿意辞官退隐,总是到穷途末路时,非得如此不可了,还给自己找一个托词,往自己脸上贴一块金,这也是一种精神慰藉。说穿了就是阿Q精神,中国人的阿Q精神真可谓源远流长。不过直到鲁迅时,才说明白了,说具体形象了,说得合乎众人心意了。即做到了人人心中所有,个个笔下所无,这也算是鲁迅的高明和伟大之处吧。
纵然陶渊明不崇高不伟大,但至少不庸俗,不卑鄙,不龌龊。我想,这也是做官为人的底线,干吗非得要崇高,去做千秋万代的楷模呢。
陶渊明活着时绝对没这么想过。硬把一个人捧出来当楷模,乃至做万世师表,实在是国人的一个坏毛病。且坏到如今,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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