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思勇 感悟常识 今天
俄国十二月党人于1825年在圣彼得堡发动革命，失败了，死了不少优秀青年。浪漫主义思潮却更加汹涌，普希金就出现于这样一个时代。木心说，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1799—1837）之前，俄文是不纯粹的，当时俄文夹杂许多外来语，古体今体，条目混乱。普希金，第一个用纯粹的俄文来写美丽伟大的著作。文字与语言关联，又有非语言的因素，不能颁布法律来规定语言，靠语言学家也整理不好，只有天才特高的文学家，他为自己而使用文字，一经应用，文字生机勃勃。
普希金被公认是俄国文学的太阳，相当于莫扎特在音乐上的成就。他生来就是诗人，在皇村学校时就构想长诗、喜剧、长篇小说，没有别的要做。木心感叹，这种人才是天生的艺术家，不改行的，起点就是终点，终点也是他的起点。世界上什么事情最可怕呢？一个天才下起苦功来，实在可怕极了。
普希金小时候大量阅读父亲的欧洲藏书，又读俄国前辈杰尔查文（Gavrila Derzhavin）、巴丘什科夫（Konstantin Batyushkov）的作品。茹可夫斯基是普希金的老师，读了学生的诗，送普希金一张照片，上面写道：“给我的学生，他的失败的先生敬赠。”1813至1815年，普希金写的还是前辈巴丘什科夫的“轻诗歌”（light verse），即所谓“阿那克里翁体”（Anacreon，讴歌醇酒、美人），过了两年，转调了，写单恋的痛苦，心灵的早衰，青春消逝的悲伤，这又是菇可夫斯基的风格。木心说，任何天才免不了模仿期，贝多芬的第一、第二交响乐，就明显地受莫扎特、海顿的影响，而天才的特征，又是不顾死活要找自己的风格。“风格”的定义，木心诠释的是：“敏于受影响，烈于展个性，是谓风格。”当年巴丘什科夫自以为循循善诱，规范普希金，普希金回答道：“不，我要艰难地走自己的路。”
普希金少年就有心冲出狭隘的个人抒情的范围。1814年写出《皇村回忆》（Recollections in Tsarskoe），引起狂热赞美，文学界前辈给予高度评价。有一幅画，画着他朗诵这首诗的高贵姿态。木心说，那些俄国老作家可不像中国老作家，第一时间感受到普希金的出现，就情不自禁叫起来：“这是一个巨人，将超越我们所有的人。”有的说：“看哪，这个坏蛋已经写得多么好啊。”普希金自己呢，独爱拜伦，他说：“我爱拜伦，爱得发狂。”在一首《白昼的巨星已经黯淡》的诗的副题，明明写着：“仿拜伦。”
在普希金之前，俄国的诗人，诗人而已，普希金是第一位“艺术家的诗人”，这是别林斯基（Belinsky）的评价，很中肯。木心说，杰尔查文善于描写景色，音调铿锵有力；巴丘什科夫造型优美，格调和谐；茹可夫斯基有迷人的音乐性。这些特征，普希金一下子就都吸收了。据说看普希金的原稿，非凡的简洁，简洁是大天才的特征。有人向普希金请教：“很早你就同烦冗为敌，同废话作战。教给我，如何才能巧妙地与简练为伍？”果戈理也很懂普希金的好，他说：“普希金的每一句话之所以强有力，只由于这句话与别的话联结在一起，才有整体的重量，如果离开了整体，这句话就软弱无力。”绘画，也通这个道理，书法亦复如此。
木心说，论到性格才华的惺惺相惜，普希金喜欢拿破仑，而国情民心使普希金不能言出由衷，他写于1821年的《拿破仑》原是列为“颂诗”的，但按照当时的社会舆论，拿破仑是“凶恶的侵略者”、“残暴的专制君王”。三年过去后，普希金大概想了三年，他改变了说法，称拿破仑是“叛逆的自由的继承者和元凶”，小贬大褒，无疑承认拿破仑的英雄性。《致大海》（To the Sea）一诗，是普希金向浪漫主义告别，拿破仑、拜伦，都消失了。写《欧根·奥涅金》（Eugene Onegin）时，普希金的制高点是超逸的了。他关心时事，但一到艺术，就十分纯粹。这一点，致命地重要。陀思妥耶夫斯基读了太多太多的历史和哲学，小说中一点不肯流露，所谓“冰山是只露八分之一在水面上”。但是，现实的归现实，艺术的归艺术。艺术不能跟现实走，艺术也不可能领着现实走。所以普希金全面关注现实，而作品却如此之纯。
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1814—1841），普希金之后最有才华的诗人。木心说，他喜爱和理解莱蒙托夫，是在喜爱和理解普希金之前，听音乐，也是先爱贝多芬，后爱莫扎特。这是少年人爱艺术的过程。如果少年青年时喜欢莫扎特、普希金呢？那是要环境优裕，生活平静。童年少年很苦闷，没有心情接受普希金那种典雅的美，倒是暴烈、粗犷的美容易引起共鸣。但要说真正理解，十六七岁的人不足认知贝多芬，也谈不上懂得莱蒙托夫。
木心评论，莱蒙托夫出奇的早熟，文学风格、人生境界，都早熟。前面讲普希金狂热推崇拜伦，而莱蒙托夫写道：
“不，我不是拜伦，我是另外一个。”
这才是真正的异端，把他放在异端之中，他还是个异端。你学拜伦？学尼采？你已经不是一个异端。
普希金死后，莱蒙托夫的长诗《诗人之死》（Death of thePoet），轰动整个俄国。木心说，莱蒙托夫被沙皇政府放逐高加索，他在那里写了很多豪放的诗，《当代英雄》（A Hero of OurTime）的主角名皮恰林（Pechorin）就是莱蒙托夫自己，或者说，是作者心灵的投影。皮恰林比欧根·奥涅金（Eugene Onegin）更使人感到亲切，奥涅金是世俗的，皮恰林是艺术的。普希金花了一点力气塑造了奥涅金。皮恰林却是莱蒙托夫的心灵肖像，用了极高超的反讽笔法。很多读者，尤其是女读者都骂皮恰林为坏人，是个不义之徒，不知皮恰林是高贵的、真情的，他的苦闷是虎落平阳被犬欺的苦闷。莱蒙托夫命意在此，书名是个反讽。皮恰林是最优秀的青年，但被埋没了，成为受嘲笑的失败者。
木心说，很多评论家（包括所谓思想家）把艺术家文学家的忧郁痛苦归罪于时代、政治，以为这一解释很公正，很深刻，其实浅薄。莱蒙托夫首先是对世界、对人类（人性）绝望了，对他当代的一切又持鄙视否定态度。拜伦亦如此。艺术家、诗人的悲哀痛苦，分上下两个层次，一个是思想的心灵的层次，对宇宙、世界、人类、人性的绝望，另一个是现实的感觉的层次，是对社会、人际、遭遇的绝望。所谓一流的大师，上下两个层次同时在怀。莱蒙托夫，他不是哲学家，但本能地怀有上层次的痛苦，又憎恶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他对生命极为厌倦、厌烦、厌恶，二十多岁就认为自己是从人生舞会中退出的孤独者，在冷风中等待死神的马车。这种自觉，这种哲理性的感慨，吸引我们追踪他。他写皮恰林在驿站上等马车，四周无人，颓丧疲倦，一忽儿马车来了，人来了，皮恰林腰杆笔挺，健步上车，一派军官风度。
莱蒙托夫的抒情诗好，小说也好。木心说，他的叙事诗《姆齐里》（Mtsyri，英译：The Novice），中国有译本，题为《童僧》，写一个收养在修道院中的男孩，神父管教甚严，他每夜梦见家乡亲人。某夜狂风暴雨，男孩逃出修道院，在森林中漫走了三个日夜。当神父们找到他时，他因为和豹子搏斗，跌入深坑。孩子抓住一把草根不使自己陷落，一只白鼠一只黑鼠不停咬着草根，眼看要断了，草尖上有一滴花蜜，姆齐里叫道：“让我尝一滴蜜，我便死去！”书中的修道院，就是世界，白鼠黑鼠，就是白昼与黑夜，死去之前想要尝一滴蜜！莱蒙托夫也死于决斗。他的大眼睛泪汪汪的，真是悲剧的眼睛，天才诗人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