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时期的溥仪
事实上这次会面，对溥仪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党中央对他的关怀，也让他十分感动，对于改造也不再那么的抗拒。
对于溥仪这样的人进行改造，也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比较关注的大事，对于这些出生在旧时代，思想观念也较为局限的人，如何改造他们对社会的认识以及根深蒂固的落后思想，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指出：“我们连被俘虏的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都不*。不是他们没有可*之罪，而是*了不利。不*头，还给他们饭吃。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他们留一条生活出路，使他们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1956年11月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又指出：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不*他们，不是没有可*之罪，而是*了不利。
也因为党中央的关心，溥仪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后来在管理所潜心创作自传《我的前半生》。
改造期间溥仪在缝袜子
*看《我的前半生》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后，先是在妹妹家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在政府的安排下到了一家旅馆住下。
对于这部分被特赦的人如何安排，党中央也是费了一番功夫，尤其是身份较为特殊的溥仪，一开始溥仪考虑，自己稍微懂点医术，能否安排到医院工作，但溥仪毕竟不是专业的医生，因而这一要求被拒绝，后来又有人提议，让溥仪到故宫工作，毕竟他对那里也非常熟悉，可周总理再三衡量，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毕竟溥仪身份太特殊，安排到故宫工作，一旦引起周围人的围观，很容易出现安全事故，后来决定安排溥仪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报到。
溥仪在植物园工作时的场景
1960年2月16日，溥仪带着北京民政局开的介绍信到植物园报到，每天的工作就是给花浇浇水，慢慢的又被安排到了观察温室和繁殖温室。
对特赦人员安排工作，相关的安排政策其实是到1961年以后才落实的，考虑到这部分特赦的人员大多数都经历过中国近代的发展，因此周总理决定在全国以及各个地方政协下属机构设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1年3月，溥仪调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不过要说起来，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就曾写下过一本有关自己前半生的经历，特赦以后溥仪就曾将这件事儿告诉过周总理。周总理对此很感兴趣，并对草稿进行细致的阅读后，留下了很多建议，后来这份草稿还被送到了*桌案前，只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却有不同的看法。
溥仪在文史工作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1963年11月15日，*在会见阿尔巴尼亚来宾时，还专门提到了对溥仪《我的前半生》的看法：“我觉得书写得不怎么好，溥仪本人将自己说得太坏，把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其实这是旧社会制度下的一种合理情况。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出现这样一位皇帝也是理所当然合理的。”
其实*对《我的前半生》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因为早在一开始，《我的前半生》就是一本悔罪性质的书。
195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展了战犯大坦白、大检讨运动，其中提到了要求战犯们拿起笔，通过梳理历史，总结过去来反省自己的罪恶。杜聿明最早写下了自己的材料，并取名叫做《我的罪恶的前半生》，大家都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合用，于是纷纷拿来使用。
自1954年开始，溥仪就开始撰写《我的前半生》，溥仪的弟弟溥杰回忆称：“（这本书由）大哥口述，由我执笔，从家世、出身到他三岁登基，一直写到一九五七年，其中也插进一些我的经历，总共写了四十五万字。这份材料，只能说是一份自传性的自我检查，不像是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