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看杨志的办法：按照书中的说法，杨志认为梁中书的这个办法太招摇，所以建议挑选十一名军士扮成普通商客，由他们挑着这十万贯珠宝悄悄赶路，这样就不会引人注意。
咋一看，杨志不愧是杨志，考虑得很全面。问题是，当时杨志等人要走的这段路，相当于从今天的北京到开封，走这么长的路，还挑着众多物品，又是在暑伏天，这不是要人命么？即便是不想太招摇，也可以选择用马车或者驴车；再退一步说，选择用手推车，总行吧？
可杨志呢，偏要大家挑着担子赶路，所以当杨志催赶着士兵快走时，士兵们就说：
“提辖，我们挑着百十斤担子，须不比你空手走的。你端的不把人当人！便是留守相公自来监押时，也容我们说一句。你好不知疼痒！只顾逞辩！”
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志与士兵们的矛盾，本身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如果杨志愿意用手推车，就可以大幅降低士兵们的劳动强度。而且，商贩推着车子赶路，也是很正常的事。你想，晁盖等人装个卖枣的贩子，还推着好几个车？杨志他们推上几个车，有什么不可以的。
再比如，武松在替阳谷县令往东京汴梁押解私货时，也是推着车运送的。对此，原著中是这样写的：
“那四个跟了武松就厅前拜辞了知县，拽扎起，提了朴刀，监押车子，一行五人离了阳谷县，取路望东京去了。 ”
阳谷县令的私货，虽然没有十万贯，但这也是知县计划买官用的钱，所以肯定不会是笔小数目，可武松在押解私货时，有像杨志这样搞得夸张吗？没有！关键是，武松用车子送货，也没有把货能丢啊！
如果杨志这种做法，真可以保证押解任务的隐密性，那也就算了！问题是，他们一共十五个人，结果有四个人（谢都管、两个虞侯、杨志）什么东西也不拿（最多只是背个小包袱）；另外十一个人，却是挑着沉重的担子赶路。这种行为，反而会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因为，如果他们只是小商小贩吧，那为什么会有四个闲人，什么东西也不拿？要知道小商小贩，一般也都是穷人，他们哪里舍得这样浪费人力？如果说他们是大商贩吧，为什么挑着一大堆东西走远路，既没驴、马，也没有推车？这无论谁看到，肯定都会感到奇怪。
更主要是，杨志一路上的行为，更让这群人变得不伦不类。因为，挑担子的人一路上怨声载道，拿藤条的人（杨志）一路上非打即骂，这是正常商贩出门的样子吗？更主要是，大暑伏天，人家都是趁凉赶路，他们却顶着日头赶路，你说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如果你在路上看到这样一群人，你觉得他们像正常的商贩吗？
事实上，如果真想隐蔽自己的行动，最好的方法，就是大众化。正常人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而杨志呢？非把自己一行人，弄得神秘兮兮、不伦不类，这不是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么？
关键是，杨志觉得趁凉走路太危险，所以逼着众人顶着太阳赶路，可最后呢，杨志的生辰纲，偏偏就是在大中午被人给劫走的。从这层意义上说，杨志处理事情的办法，实在谈不上有多高明，甚至都不见得比梁中书的办法要好！
在生辰纲被劫后，杨志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事不怨我，全是这帮无能的手下坏了事。接着，杨志竟然想到的是去自*，再后来走着走着，就当了强盗。说真的，就凭杨志的这种表现，实在有点像扶不起的阿斗！
首先，生辰纲被劫，很难说是谁的失误造成的。因为如果说到责任，杨志、谢都管、两个虞侯和十一个士兵都有责任。最初，士兵们想喝酒，但杨志不同意，他们也不敢买。后来谢都管被士兵们说动，也不敢擅自作主，就去请示杨志。最后杨志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没有问题，所以士兵们才敢买酒喝，而杨志也忍不住喝了一些。
从这层意义上说，最后决定买酒喝的拍板人，其实是杨志自己，即便杨志是不得已才同意的。但如果当初他能允许大家推着几个车运送，自然可从旅店带上足够的酒水，哪用得着在荒山野岭买来路不明的酒水，所以最后双方出现的矛盾，本身就是杨志考虑不周的结果。
在这种背景下，当事情发生后，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军官，他应该先检讨一下自己的错误，然后再想着如何带着大家一起把事情摆平，而不是先把责任推给下属，然后想着一死了之，最后没自*成，干脆直接跑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