蹉跎少年——我的中学生活
沱澜
1966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我们来到位于城外的忻县中学，参加小学升初中的考试。忻县中学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创建的秀容书院。文化积淀甚为深厚，是当地学子们向往的好学校。校园很大，很寂静，绿树依依，鸟儿叽叽。一进校门有个圆形鱼池，金鱼摇头摆尾的游来游去，煞是可爱。我们把带着的食物，投向池中，鱼儿们一改斯文，争相抢食。
预备铃响了，我们来到西排平房考场。只考语文、数学两科，感觉题并不难，监考老师也很和蔼，因此一点也不紧张。记得有一道题要求求矩形的面积，平时上课没学过矩形的概念，我根据所给的条件，按求长方形的面积进行计算。下来问带队的庞老师，说做对啦！我还很是高兴了一阵子。
这时暴风骤雨已经来临了，学校经常组织我们上街去游行，庆祝中央的各项英明决策。我们懵懵懂懂，面对乱哄哄的社会，有种莫名的兴奋。根本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其实很多中央领导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干什么），更不知道文革跟我们自己有什么关系？
我们关心的是考试成绩怎样？能上个什么学校？太原五中，十中不敢想；忻县中学应该是问题不大；最怕去了奇村、豆罗、红旗中学。那时候的社会风清气正，就是教育局长的孩子，差一分也别想进理想的学校。
分数迟迟没有下来，却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今年中学不按分数录取，按学校对口升学，忻师附小对接的是工农兵中学。工农兵中学就在我们学校的斜对面，虽然从来没有进去过，但从校门外就感觉没文化，不象个好学校。大家不禁忧心忡忡起来……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人民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了，都象打了鸡血般的亢奋。为了一个八杆子打不着的官员，是“反”还是“保”，父子反目，吵翻了天，直至枪林弹雨，硝烟弥漫。“四海翻腾云水怒，五州震荡风雷急”
考试的分数始终没有下来，什么中学也没有录取我们，而我们小学六年级已经毕业了，必须离开学校。实际上这并不公平，人家初中、高中、大学的老三届该毕业了，还不离校。而我们这些仅有十二三岁的少年，却早早混迹于社会，无人管束，无依无靠（家长都自顾无暇），百无聊赖，自称“游民”。实际上我们是文革中受害最深的一代人。
1968年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初中改为二年，下放到小学，小学五年，实行七年一贯制，我们这些在社会上混了两年的“游民”，重新回到校园，又当起了学生 。这时，我家已从城里搬到了新建路上的忻中北巷，所以，就近来到新建路七年制学校上学。这是一所新建的学校，面积并不大，好像和附小的操场差不多大，光秃秃的，没有一棵树。
我们重上六年级，实际等于是上初中一年级。同一个六年级有六六、六七、六八三届学生，每届学生各编一个班。我们六六届这个班，学生在社会上混的时间最长，沾染的不良习惯最多。学生又多是从附小、东街、西街等学校转来的，是最难管理的一个班。按理应配备经验丰富比较厉害的班主任和最强的任课教师。也许是老教师知难而退，都不愿意接手这个班。学校“欺负”新教师，把这个烫手山芋，给了两位初出茅庐的新手。
李老师天津姑娘，记不清是南开大学还是天津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国家统一分配来的正式教师，担任班主任兼语文课。李老师对学生很友好，大家也很尊敬她，并没有难为她。可她，对于班里的乱象也是回天无力。
数学老师是一位临时聘请的应届高中毕业的小伙子，年轻气盛，管理学生方法比较简单，面对处于叛逆期的少年，其结果，可想而知。
更主要的是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学生都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儿的革命小将。思想上就没有好好学习，这个意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那是封建糟粕，必须批判。不懂得到学校是要好好学习的，学校的纪律是要遵守的；不懂得尊敬老师，首先要尊敬老师的劳动——好好学习。
其实我的这些同学，都是好孩子，没有一个学生跟老师发生过直接的对抗，别说动手，连瞪眼也没有。当然，对于我们的种种劣行，老师只是提醒而已，并没有采用强硬的措施。和现在的熊孩子侮辱打骂老师，不可同日而语。
那时的课程极其简单，没有历史、地理、生物、物理、化学，好像也没有音乐、图画。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写过作业，也没有考过试。
如今语文只记得学过：“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这两句。
之所以没有忘记，是因为和当时流行的“抽出骨头擂战鼓，洒尽热血反潮流”的文风不同，有一种特别的美感。
数学只记得一条数轴（下面写到）。
倒是还有几件小事至今难忘。
老师背过身在黑板上画数轴，一个同学在下面悄悄的说话，老师转过身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
“啊！你就是×××？！”
老师走下讲台，用教鞭猛抽这位同学的桌子，並大声地训斥这位同学。
全班同学愕然，诧异地盯着这位老师，为这点小事，怎么发这么大的脾气。话里话外明显有借题发挥，小题大做的味道。
事后，有同学打探到这位老师在学校时是造反派，这位同学的父亲正是他们批斗的对象。那个时候干什么都要填表，老师一定是看了学生们填的表，把重点同学的社会关系，记在心里了。这位同学的父亲现在被“三结合”到革命委员会里，担任一把手。他是借机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如果放在今天，老师巴结官二代还来不及呢？哪里敢放肆的训斥！
学习最好的动力是兴趣，其次是功利目的，再次是强制性的纪律。当时的教材和教学条件，激发不起我们的学习兴趣，读书无用论盛行，我们这些自由散漫惯了的“游民”在教室里如坐针毡，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学校和忻中隔着一条十来米宽的胡同。我们经常上课时，翻过两道围墙，去忻中的体育场玩儿。
当时忻县没有游泳池，我们就去十里后村东南的一个小水库里游。那个水坑的面积大约有一万平米，北面是浅水区，南面是深水区，在那儿游泳的人很多。
那时，没有少年维特的烦恼，因为，男女生不来往，眼里就没有绿蒂。但空虚和无聊，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为了寻求刺激，我们会对着大街上的人喊：“老王，等一下！”，有时会有若干个人停下来，向后张望，我们发出一阵狂笑。
会把铁炉子里，倒上凉水，像蒸汽车头，喷出的灰尘和烟雾，充满了整个教室。
……
就在六八年的秋季，学校组织我们班徒步去定襄西河头参观地道。四十多里地，走了差不多六个小时。第一天晚上住在定襄北关的一所小学的教室里。第二天，参观完地道返回忻县。来的时候排着还算整齐的队伍，回的时候溃不成军，拖拖拉拉的有数里长。并且还分成两拨，一拨沿着铁路走，理由是铁路走直线，距离近；另一拨走公路，想投机取巧拦顺风车。我走的是公路，不幸的是拦了几辆大卡车都没给停。
69年的春季，我们班去北门外的一个工厂劳动。厂名忘了，地址在地区电业局宿舍的东边。我分在机加工车间，刘师傅是个女的，名字带个“荷”，开着一台小冲床，在一个圆形的零件上冲个缺口。每天的工作都很忙，刘师傅怕我冲了手，不怎么用我干活儿。
我就到旁边的一个大车床那儿呆着，这个车床是车曲轴的，设置好以后，有几天，只要坐在旁边，照料着就行了。这个师傅是个小伙子，老问我，你们老师多大了？结婚了没有？为什么不结婚？
我哪知道啊！
在工厂劳动，中午是不回家的。带个长方形的铝制饭盒，我一般带的生小米，去了加水蒸熟，就点儿老咸菜，就是一顿中午饭。我看大家都差不多，因为供应标准都一样。
六九年春季有一件大事，非常神秘。大家知道要召开九大，都做好了庆祝的准备。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现在有材料解密，是因为汪东兴住院了，需等他病好出院后再开。
为了庆祝九大的召开，工厂组织了秧歌队。中午我们常登高跷玩儿，看着很难，其实学起来很容易。只要不停的走动，保持平衡就摔不倒。倒是绑高跷是个技术活儿，松紧要合适，还要在长时间运动的条件下，绳子不能松动。
九大召开的消息是在晚上公布的，人们连夜举行了庆祝游行活动。我也学着街上游行的大人们，用手拿着放二踢脚。人家是手掌平伸，用两个指头轻轻捏着；我也是两个指头捏着，可手掌拢了回来，结果炸伤了手，疼了好长时间。
就在工厂东边，前面的城墙有个豁口，庆祝九大的焰火就是在这儿燃放的。照明弹，曵光弹，烟火，交相辉映，五彩缤纷，十分壮观。观看的人非常多，还出现了踩踏事故。我们是坐在工厂的围墙上看的。
记得当年好像有寒假、暑假、秋假三个假期。秋假的时候，一个三线工厂招收工人，老乡给办好了一切手续。
没有打招呼，没有履行任何手续，也没有和老师同学告别。
我的中学时代，是短暂的，空虚的，蒼白的……
